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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政权在河北地区的政区规划经历了由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逐渐向东推进至滨海地带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北朝时期河北东部地区地缘格局以及社会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北魏统治者在政权建立初期对于河北地区的统治主要集中于中山、邺城、信都这几个位于太行山东麓出口的据点城市，意在保障首都平城与东部平原之间交通的通畅。

北魏初期的统治者对于河北东部地区的统治相对薄弱。北魏中期，辽东与青齐地区先后被占领，河北东部地区成为连接这两大新征服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其在北魏政治地理格局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原有的政区规划已经难以满足北魏政府的统治需求。

随着北魏太和年间“三长制”的推行，大量隐匿于坞堡豪强势力名下的户口转变为由国家掌控的著籍户口，这也为瀛州这一新设政区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一、北魏在瀛沧设立州府的前因

北魏政权在立国之初对于河北地区的统治重点在于控制位于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的中山、信都、邺城等据点城市，藉此保障首都平城与河北平原之间交通的通畅。北魏中期，疆域不断扩大，河北东部地区成为了北连辽东、南接青齐的水陆交通枢纽，在北魏政治地理格局中的地位愈发重要。

相比于河北平原西部宜耕宜居的有利自然条件，中东部地区的自然条件相对较差。这一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并不固定，变动频繁，黄河下游入海路径的摆动使得这一地区河水泛滥、洪涝多发，不适宜人类在此生存居住。直至战国晚期黄河下游河道逐渐稳定，水利工程陆续修建，这一地区才逐渐出现城市。

两汉以来，虽然国家的政区设置己经推进到了河北平原中东部地区，但是由于河北平原内部自然条件存在的东西差异，河北平原中东部地区的发展相对落后于河北平原西部地区，但是统治者对于河北平原中东部地区开发利用的步伐并没有停止。

自先秦至魏晋时期，河北平原内部由于自然环境的东西分异，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明显优于中东部地区。北朝时期河北地区的政区规划正是在这一经济与环境基础上展开的。不可忽视的是，两汉以来的统治者在对于河北平原的开发过程中呈现出了自西向东推进的趋势。

北魏在太行山以东疆域的拓展，原有河北地区的行政区划建置已经难以满足北魏政权统治的需要。河北东部地区北通辽东、南连青齐的重要位置，也使得北魏统治者日益认识到了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在这一枢纽地带设立州级政区以掌控新征服地区成为当时北魏统治者的必然选择，瀛州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设立。

十六国以来，河北东部地区是坞堡豪强力量的重要聚集地，这些坞堡豪强筑险自守，常常不服从十六国政权的统治，给十六国的统治者们带来了一定的困扰。统治者为应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宗主督护制，北魏政府开始在基层推行三长制。河北东部地区原有的坞堡豪强力量无疑会受到冲击，许多先前依附于坞堡豪强力量之下的户籍变为由国家直接掌控，为这一地区新设政区创造了条件。

另外，随着北魏太和年间三长制的推行，大量原本隐匿在河北东部地区坞堡豪强名下的户口演变为国家控制下的著籍户口。为了适应上述地缘格局与社会形势的变化，北魏政权在河北东部地区设立了瀛州这一州级政区。

沧州是北魏政府继瀛州后在河北东部设置的又一州级政区，它的设立缘起于延昌、熙平年间席卷冀瀛二州的“大乘”暴动。相较于瀛州而言，沧州州治饶安县的位置更为偏东，北魏政权在河北东部的统治进一步深入从政区的轮廓形态来看，冀州南北跨度小、东西跨度较大，而治所信都的位置又相对偏西，州境东界的沿海地带与州治相距六七百里之遥。

二、魏齐时期各个势力在瀛沧政区内的争斗

在沧州设立后不久，北魏政权便因自身统治的腐朽而陷入动荡之中。瀛州与沧州在北魏末年也被卷入激荡的政治漩涡之中，成为北魏末年各方势力激烈角逐的重要舞台。良好的经济与地理条件是魏齐之际各方势力抢占瀛沧地区的主要原因。

北魏后期，在“大乘之乱”的刺激下，北魏统治者在河北地区的政区规划进一步向东延伸至沿海地带，沧州成为北魏政权在河北东部设置的又一重要州级政区。北朝政权在河北地区的政区规划在空间上大致经历了一个自西向东，即从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向东部滨海平原逐步推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北朝政权将统治的触角延伸至了河北东部地区，北朝政权在河北地区的统治日益深化。

在“六镇起义”等一系列事件冲击下，北魏在河北地区的统治濒于崩溃，瀛州与沧州成为北魏末年各方势力激烈角逐的重要舞台。出身六镇降户的杜洛周、葛荣曾一度先后攻陷瀛沧二州。在葛荣被尔朱荣击败后，二州又重新回归北魏政府的掌控之中。随着尔朱荣与孝庄帝的先后非正常死亡，政局再度陷入混乱。

尔朱氏子弟试图拉拢地方大族勃海刁氏进而达到控制沧州的目的。然而刁氏家族成员因仕宦与婚姻经历均未与乡里建立起有效联系，未能在乡里形成强有力的关系网络，在当地缺乏影响力与号召力。

在接受尔朱氏任命不久后，刁氏便被沧州境内以刘姓为首的豪民驱逐，尔朱氏势力染指沧州的企图随之宣告失败。最终，具有多重身份背景，能够整合多方力量的高欢结束了河北地区的动荡局面，瀛州与沧州也被纳入东魏与北齐政权的势力范围之内。

三、北朝政权对于瀛沧政区的治理

受动荡局势的不利影响，北朝政权虽然将行政建置推进至了河北东部沿海地带，然而其治理能力却并未达到与之相匹配的水平。北朝政权虽然在下属郡县调整、沿海盐业开发等方面有所成就，然而却在水灾预防、社会治安等方面收效甚微。中央政府对于区域的有效治理与开发有赖于稳定的社会环境，动荡的社会环境是阻碍北朝政权对瀛州与沧州进行有效治理与开发的主要因素。

熙平二年，北魏分瀛州、冀州置沧州，北朝时期河北东部州级政区的设立至此基本定型。北魏末年，瀛州下辖郡县基本稳定，仅章武郡下辖增加西章武一县。东魏时期，瀛州的下辖郡县没有发生变动，下辖郡县的调整主要集中于沧州。这反映出沧州作为新设政区的在规模与建置上的不稳定性。

在政区调整中，瀛州高阳郡共有六县被省并，属县被裁撤数目居瀛沧二州各郡之首，这当与郡内的人口变化有关。由于原有行政建置被裁撤，一些县面积扩大，县治的原有位置已经难以满足政府治理的需要。因此在天保七年政区省并后，一些县治的位置的也发生了变化。

十六国北朝时期，洪涝灾害仍然是制约瀛沧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洪涝灾害不仅会淹没正处于生长期的农作物，还会抬升地下水位，严重的土壤盐碱化也影响到了瀛沧地区农业的长远发展，洪水还会直接威胁到瀛沧地区民众的生命安全。

河北东部地区的洪涝灾害在北魏时期便已经引起了一些官员的关注。

相比于崔楷提出的预防性治灾模式，北朝政府在应对瀛沧地区的洪涝灾害时更倾向于采取灾后抚恤的治理模式，抚恤方式以减免赋役为主。北朝政府在应对瀛沧地区的水患时之所以选择灾后抚恤这一被动的救助模式当与这一时期南北对峙，社会动荡不安，政府难以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水利治理当中有关。

直至唐代，随着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河北东部的水利设施才逐渐增多，唐代在瀛沧地区修建的水利工程除堤坝以外，还有长丰、通利等渠，这些水渠涝时泄洪，旱时灌溉，在当地农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朝时期，佛教在人们日常的信仰世界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瀛沧地区的居民，上至地方官员，下至普通百姓，大都浸染时风，崇信佛陀。今河北省黄骅市一带曾出土大量北朝时期沧州高城县、章武县、饶安县等地居民的造像记，为了解北朝时期这一地区的佛教信仰情况提供了较大的便利。

造像活动的组织者往往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由地方神祠构成的民间信仰体系在瀛沧地区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占据的地位同样不可忽视。沧州章武县境沿海，当地居民既感海之赐，又畏海之威。

官员大多完成了龚遂治理勃海时的第一步骤，即以怀柔政策安抚民心，却基本未见有人涉及民众生计问题。这样虽能使境内民众安于一时，却也很难维护当地社会的长期稳定。在离任后难免有“人走政消”之憾，其温和清静、与民方便的政策也很难保持长期的连贯性。因此，北朝瀛沧地区的官员施政风格不论严厉还是温和，最终取得的效果都是十分有限的。

总结

在动荡形势的影响下，北朝政权虽然将行政建置推进至了河北东部沿海地带，然而其治理能力却并未达到与之相匹配的水平。北朝政府虽然在下辖郡县调整、沿海盐业开发方面有所成就，然而却在水灾预防、地方治理等方面收效甚微。

以治水为例，洪涝灾害是威胁河北东部民众生存与地区发展的主要问题。北朝政权针对洪涝灾害多采取被动的灾后救济模式，却少有主动兴修水利之举。这与唐代瀛沧二州的地方官员在境内大规模营建水利工程的举措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可见，地区的开发与发展有赖于社会环境的稳定。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隋唐以来河北东部地区的发展也正是得益于北朝时期国家力量在这一地区的深入。两汉时期这一荒蛮之地至北朝时期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片，这一表述虽夸张，但也折射出时人对于河北东部地区区域认知的改变，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一地区在北朝时期的发展情况与趋势。北朝时期瀛沧政区的设立是河北东部地区区域发展进程中的关键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