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色”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官品服色制”，是如何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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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从来是服饰文化的重要部分。西汉的文章中有“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可见彼时在丧事时穿得素净便已经是共识了。织染工艺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颜色可以在衣料上呈现，服饰颜色的规定与要求随之增加，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的重要制度“官品服色制”应运在唐代形成，且随着封建制度等级观念日益严苛而变得日益繁杂。
一、天子衣弋绨：唐代以前笼统的官服颜色
用礼服颜色区分阶级这一观念很早就形成了。《后汉书·舆服制》记载：“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可见当时服饰的颜色已经被用于区分尊贵与否了。周代礼乐制度确立之后，衣服颜色便以赤色、玄色为尊，贵族常用黑色制作礼服，在祭祀、婚礼等庄重场合穿着。《礼记·玉藻》载：“天子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便是黑色的尊贵之处了。
先秦时期服装颜色区分等级的观念还仅仅是一道横亘在不同阶级人之间的“线”，如贵族与庶民不同，庶民又与奴隶不同。贵族与贵族之间，乃至天子与士大夫之间都没有明确区分。这与先秦时期天子尚实行分封制，权力中心并不算统一是一致的。
及至秦汉时期，大一统王朝建立，中央集权成为了各个封建王朝统治者最为核心的观念之一。成熟的官僚制度逐步确立，官员之间的等级区分也逐步明确。最明显的区分之一便是汉代的印绶制度。
印绶是一种挂于腰间的丝绦，中间系于印纽之上。汉代印绶统一由朝廷颁发，由颜色和绪头多少来区别等级，绶带的颜色便成为区别社会身份和职位高低最鲜明的标志。汉代高级官员“金印紫绶”，中级官员“银印青绶”，低级的为“铜印黄绶”，此外还有有印无绶，和无印无绶的小官。印绶制度自西汉始，一直沿袭到了明朝。
而普通百姓则不被允许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春秋繁露·服制》载“散民不敢服杂彩”，因而彼时农民最常见的衣服颜色就是黑色和白色，其中又以白色为多。有趣的是，秦汉时期崇尚黑色，黑色被视为高贵的颜色，《汉书·文帝纪赞》中称赞汉文帝简朴时便有“身衣弋绨……帷帐无文绣”的说法。可见在天子和庶民均可以穿黑色的秦汉时期，服装颜色虽被用于阶级区分，却并不严苛，混用之事常有。
魏晋时期服饰色彩制度多半承自汉朝，又因彼时少数民族向中原迁徙的关系，受到了少数民族审美的影响。相比汉代，魏晋时期服饰区分得更加详细，如红色分为了赤、丹、朱三色，只有王宫贵族能用；紫色则常在皇家出现和官职较高的官员中出现；平民百姓一般只被允许穿绿色、青色、白色等。《晋书》中记载，当时严格规定了“庶人不得衣紫绛”。
另一个可看出魏晋时期颜色用于区分等级并不明显的证据是，其时皇后谒庙礼服多使用黑色来体现庄严神圣，亲蚕礼服则以青色为主。这两种颜色平民也可以使用，哪怕用料、做工上完全不可与皇后礼服相媲美，也足以说明魏晋时期颜色等级观念尚不严苛。
南北朝时期因朝代更迭过快，关于服饰颜色与地位的区分与规定虽然有，却每个朝代都不十分相同。如《资治通鉴·齐武帝永明四年》记载了这一年北魏“始制五等公服”，这五等为朱、紫、绯、绿、青。北齐的官员祭服“衣皆玄上纁下”，并无颜色差别。北周时期服色制度甚至被削弱了，官员们有自己的专属色，但基本不用于区分品阶。
简而言之，在隋唐之前，服饰颜色虽会被用于区别官员品阶、社会地位，却并不详细，也并不严格，不同品级官员服饰颜色混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完整的官品服色制度，直到隋唐时期才彻底确定下来，并沿用到了清代。
二、司马湿青衫：繁复规整的唐官品服色制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一首《琵琶行》，相信是许多人熟知的古诗词。曾有学者因因白居易身着青衫而推测江州司马一职仅为八九品小官。尽管这一推断被之后的学者证伪，但从这一学界讨论中就能略窥唐代服色制度的全面与严格。
官品服色制始于隋朝隋炀帝时期，但因为隋朝存在时间过短，还没有来得及完善。这一制度在唐朝逐步得到完善，除规定礼服外还涉及常服，除颜色外对材质、纹路等也逐一规定，形成了一套完整、繁杂的官品服色制。
唐朝初年，高祖仅对冠服的颜色、质地配饰等作出规定，但并未对常服作出规定。按《隋唐嘉话》所载：“旧官人所服，唯黄、紫二色而已”，这一方面说明当时常服颜色较少，另一方面，仅两种颜色也很难区分贵贱。黄色在当时还不是皇帝的专属颜色，朝臣也可以穿戴。
唐太宗注意到了常服颜色太少，难以区分等级的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三品以上穿紫色常服，四品、五品穿绯色，六品、七品官员穿绿色，八品、九品穿青色。这一规定大致定下了唐代服色制度的轮廓，此后的变化都是在这四色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细化，大多是对颜色深浅作出进一步规定。雍陶诗句中的“不爱人间紫与绯”也就很好理解了——不过是不羡慕当大官的意思。
除衣服颜色外，唐代官品服色制中还有一样可用于区分官员地位的配饰——鱼袋，是用于盛装随身鱼符的袋子。《唐六典》记载：“随身鱼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亲王以金，庶官以铜，配以为饰。”鱼袋制度在唐睿宗时期达到最完善，与官服颜色相衬，紫衣配金色鱼袋，绯衣配银色鱼袋。
有唐一代，人们还没有适应严格的官品服色制度，僭用服色的事情时有发声。唐高宗时便发现下层官员甚至百姓穿紫、红色衣服的现象十分普遍，高宗下令严查，并规定等级高的人可以随意穿，但等级低的人绝不可随意穿高级服色。为禁止服色僭滥现象，唐律对此给予了相当重的刑罚：“违式文而著服色者，笞四十”鞭打四十下可不算轻伤了，可见唐朝统治者对等级地位的重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即便唐代统治者三令五申，到了唐朝中晚期统治力下降的时候，服色僭滥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只不过敢于穿紫、绯二色的还是少数，大多数小官员开始穿绿色。这与有一段时间唐朝统治者为了减少官员等级，特许部分八九品官员可以穿绿色有关，但这个口子一开便关不住了，到了后来官员再少穿青色，青衣逐步成为了侍女的服色。
三、辨等次、昭名分：官品服色制的发展
唐朝之后，凡大一统朝代基本沿用了唐代官品服色制度，不过因朝代特性不同而在其上增减。其中宋代是沿用最为彻底的朝代，除将唐代的四级官品服色减少为三级外，并没有作出特别的改变。宋神宗元年（公元1078年）后，宋代官员服色改为四品以上为紫色，六品以上穿红色，九品以上可穿绿色。
到了元朝，官品服色制度存在感弱了下来。这或许与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不似汉人礼节繁多有关。以黄色为例，元朝无论是皇上、皇子还是百官都可以穿用黄色，除“庶人不得服赭黄”外没有特别规定。
作为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大成之作的明清两朝，在服饰等级上则多做加法而非减法，使得官品服色制愈加成熟完善，皇帝与大臣、各级官员之间的区分日益明显。例如，人们熟悉的黄色只能为皇室所用便是在明朝规定下来的。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明皇室陆续规定官民服饰均不可用玄、黄、紫及绿、柳黄、姜黄等颜色。
到了清朝，皇室内部关于黄色的规定都更加繁杂。明黄色仅皇帝、皇后和太后可用；皇贵妃、妃子、皇子、贝勒、贝子等可以用金黄色；皇嫔、皇子福晋等可以用香色。除非皇帝特许，否则官员绝不可使用黄色。
青色的地位在明清得到了较大提升。这种在唐代多用于中下品官员官服中的颜色，到了明清时期一跃进入了宫廷之中。明代皇后的礼服中就有一样“深青翟衣”。虽然明代官员五品到七品依然着青色衣服，但已经能够进入皇室成为皇后礼服，已经是青色地位提升的极大彰显。
清朝对青色更加偏爱，甚至成为了仅次于黄色的色彩。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青色对应东方，又与天空之色相近，清朝统治者作为有天崇拜的满族人，自然对青色更加热爱。清朝所偏爱之青色与现在的彩虹中青色不同，更多是经过多次靛染后较为暗沉的石青色、元青等。帝王后妃的明黄色服制披领、袖子边缘或者其上的龙纹多用青色。
至于官员服色，反倒不太用颜色区分。明代分为绯、青、绿三色，清代则规定官员无论品级高低都使用蓝、石青两色。这样的服色制度进一步加大了皇室和官员之间的颜色区分，官员之间的等级反倒不太用颜色来辨别了。
不过，清代自有自己的“辨等次”方法。清顺治帝《钦定服色肩舆永例》对官员可以穿的官服材质、补服材质和花纹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补服成为了区分官员品级最重要的依据。如其中规定院部官员一品可钉仙鹤补服，二品钉锦鸡补服；院部之外一二品钉狮子补服等。补服从一品到九品，从京官到外任，甚至连文官武官区分都非常详细，绝对是看一眼就能完全识别官员身份的存在。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央集权体现最为明显的封建王朝，清朝服色制度十分全面而严苛。不仅规定了衣服颜色、材质、补服花纹等，还对冠帽的颜色材质进行了明确规定，如规定在四品以上官员凉帽沿边可用片金装饰，五品以下可以是红色里子、青蓝倭缎沿边，无官者不可以用红色里子等。
甚至庶民也因职业区别而有非常严格的着装颜色要求。如商人和普通百姓只能穿素蓝素缎，僧侣和道士只特许了黑色、袈裟和道袍。就连妓女的服饰也在限制范围内，包括不可以用金饰，不可以穿花哨颜色的衣服等等。可以说在清朝的大街上，只需要认衣，就可以辨清此人社会地位如何。
有了严格的服饰制度，如何确保执行呢？清朝统治者制定了严厉的律法，有官品在身的人要罚没银两，平民穿错则要被鞭责；若是女子犯错，她的丈夫和父亲都要连带被罚。
结语
官品服色制度的演变过程可以视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演变过程的缩影。中央集权的程度愈高，皇室愈重视等级观念，官员们的穿戴规定就愈复杂、愈不自由。从秦汉到明清，皇室与官员区别愈大，官员等级区分也愈加明显，颜色不得不与政治挂钩，使得服装失去了许多色彩。如今人们可以自由穿着不同颜色搭配的衣物而不必有什么忌讳，如何不是一件幸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