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历史的真实：太平天国北伐军其实是败在了清朝几个知府县令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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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是否应该派兵北伐的问题，在史学界一直都是有争议的。忠王李秀成在自述中更是将北伐列为“天国十误”之首。很多人都认为，如果太平天国不是派林凤祥、李开芳北伐，而是把这支兵力用在攻取江浙财赋重地，或是集中力量打击江北、江南大营，太平天国的形势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不过，很显然，在当时的主事人杨秀清等人看来，派兵北伐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太平天国在与清军两年的交锋里，已经把清军的家底摸清楚了，这支军队实在是太朽烂、太无能了。面对着这么一支腐朽入骨的军队，如果不乘胜追击，直捣黄龙，那可实在是有点对不起上帝耶和华了。太平军以实际不足两万的兵力从广西杀出来，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清军望风披靡、一溃千里。杨秀清等人自然会想到：如果太平军用同样的方式杀向北京，很显然也会取得同样的效果。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杨秀清才会决定派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北伐。
然而，杨秀清等人没有想到的是：虽然清朝的正规军一如既往地腐朽不堪，高级将领也普遍都是酒囊饭袋，但是清朝却冒出了一批知府、知县官衔的能人干将，势不可挡的北伐军最终就败在了这么一些基层干部的手底下。
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就为大家一一道来。
（一）
太平天国1853年3月定都南京，5月8日，林凤祥、李开芳就开始了北伐的进程，可以说当时的决策已经很快了。这也说明至少杨秀清还没有沉浸在安乐窝里不思进取，他是时时刻刻都在谋划着下一步的作战行动的。
北伐军由天官副丞相林凤祥为主帅，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副丞相吉文元为副帅，总兵力两万多人。兵员的构成自然都是精兵，不过也并非都是广西老兵。因为太平军从广西杀出来的时候，真正能作战的兵力也就一万多人，全拿来北伐也不够数。我们只能说北伐军里有一部分是广西人，还有不少来自湖南湖北以及安徽的兵员。
5月8日，北伐军从扬州出发。5月13日，他们乘船抵达浦口，向着浦口的清军发起了进攻。防守浦口的八旗马队不战而逃，一口气逃到了安徽滁州。北伐军轻松渡江，继续前进。这时，林凤祥想搂草打兔子，顺手把浦口附近的六合县给拿下来。于是，他派出了检点朱锡琨率领数千太平军去攻打六合县。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在这里太平军碰到了一位难缠的知县，他的名字叫做温绍原。
温绍原模仿《三国演义》中的火烧新野之计，预先把城外的百姓撤到城内。同时在城外房屋里堆满柴草、浇上火油，等到太平军大摇大摆地来到城下的房屋中住宿时，温绍原趁着黑夜带领民团突然出击，四处放火。太平军登时大乱，被民团斩杀无数。朱锡琨大败而逃。
林凤祥由于肩负着北伐的重任，所以没有继续攻击六合，只好带兵继续北上了。
此后，温绍原像一根钉子一样牢牢地扎在六合。小小的六合变成了太平天国背上的一根芒刺，太平军多次进攻都无法得手。直到1858年，陈玉成才攻克了六合，温绍原被迫自尽。
北伐军越过六合，径直向着皖北前进。之所以要去皖北，那是因为他们听说这里有捻军，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
太平军杀进安徽境内后，安徽巡抚李嘉端手足无措、一筹莫展。各路兵将要么东逃西窜，要么逡巡不前，无人敢挡太平军的兵锋。太平军一路攻克滁州、凤阳等地，于六月初来到了蒙城县，在这里他们才再一次遇到了一位不怕死的知县。蒙城知县宋维屏本来多次向上峰呼救，恳请派兵支援，无奈各路清兵都置之不理。宋维屏没有办法，只好组织团练守城。6月6日，太平军杀到了蒙城。宋维屏率领团练凭借城墙与太平军拼死对抗。经过了一天的激战，太平军终于杀进了城内。
宋维屏见大势已去，便回到了县衙内，穿戴好官服，端坐在正堂之上等死。最终他被太平军所杀。
太平军攻克蒙城后，于6月10日轻松攻克亳州，然后从这里杀入到了河南境内。
（二）
太平军进入河南之后，6月12日不费一枪一弹拿下了商丘。6月14日，太平军又攻克了归德。第二天，河南巡抚陆应谷在咸丰帝严旨催逼下，硬着头皮带着五千绿营兵来救商丘。太平军乘势进攻，清军大败。陆应谷鞋都跑丢了，这才捡了一条性命。
太平军在商丘获胜后，本打算在此地渡过黄河北上，但是沿岸的船舶都被清军抢走了。于是，林凤祥和李开芳决定改为进攻开封。
太平军接连攻克宁陵、睢州、杞县，6月20日攻到了开封城下。
开封作为河南省会，自然防御坚固。太平军试探着进攻了两天，发现一时攻不动。林凤祥不愿意在此浪费时间，便率军绕过开封，接连攻克荥阳、汜水、巩县。他们在巩县找到了一些运煤的船，于是就在7月2日强渡黄河。
清军江宁将军托明阿、镶蓝旗都统西凌阿以及浙江提督善禄等人虽然带兵赶到，但是无人敢于出战，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北伐军浩浩荡荡地渡过黄河。由于船只不够，北伐军有三分之一的兵力并没有能够渡河。这部分北伐军转而南下，突破清军重重围困，返回江南地带。北伐军渡过黄河的消息令咸丰帝大为震怒。他急忙下令委任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节制各路兵马，理藩院尚书恩华、内阁学士胜保以及托明阿等人帮办军务，调集各路“精兵”，务求将太平军聚歼在河南境内。
而这时的太平军终于碰上了难啃的硬骨头。林凤祥在渡河后打算攻克怀庆府（今河南沁阳市），但是想不到在这里碰上了大麻烦。
怀庆府只有三百绿营兵在这里驻守，可谓不堪一击。但是怀庆知府余炳焘与河内知县裘宝镛二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织起了上万人的团练，坚守不降。
林凤祥则打算一定要攻克怀庆府，这是因为北伐军的补给已经基本消耗光了，必须就地筹措。因此，太平军从7月8日开始，对怀庆发起了猛攻。
余炳焘与裘宝镛两人率领着团练拼死抵抗。7月15日，太平军用挖地道的方式埋设炸药，轰塌了东门的城墙。但是余炳焘带领着团练在缺口处浴血奋战，硬是顶住了太平军的进攻，没让他们冲进城里。
7月21日，太平军再次炸毁城墙。知县裘宝镛从城墙上被震落，满身是伤。他带伤拼杀，又一次顶住了太平军的进攻。北伐军屯兵于坚城之下，各路清军很快就包围了上来。托明阿、胜保、善禄、西凌阿等部队纷纷云集怀庆。清军的兵力很快就达到了将近两万人。太平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按理说应该是相当被动了。但是，由于各路清军均畏葸避战，根本就没有对太平军造成多大的威胁。林凤祥一边继续攻打怀庆，一边分兵防御清朝的援军，另一边还能派出很多人去搜集粮草，真是什么事儿都没耽误。
清朝援军对于北伐军的进攻如同儿戏一般。胜保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写道：“……各路官兵之称劲旅者，不过于距贼二百步之外以枪炮轰击。待贼炮一发，贼旗一动，遂多不敢前冲……近日各路官兵虽厚，而实在与贼接仗者不多……进战时隔河施放枪炮，贼亦不甚介意……”
清军的“劲旅”也不过就是只有隔着几百米朝太平军开枪放炮的胆量，打了五十多天，始终没能攻克太平军任何一处阵地。
（三）
林凤祥率领北伐军在怀庆城下激战了五十八天，一直都没能攻克城池。由于他们在济源、孟县一带搜集到了一些粮草，所以，在9月1日，林凤祥决定放弃进攻怀庆，北上山西。
这样，怀庆之战就此结束。这一战对于北伐军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北伐军没有在这里耽误五十八天的时间，那么他们一定会更早地在夏天就杀入直隶地界，而不是像后来那样被迫在冬季作战。如果是这样，结局还真是不太好说。
可以说怀庆之战的首功之臣就是知府余炳焘和知县裘宝镛，正是他们的拼死坚守，为满清朝廷赢得了喘息之机。
北伐军进入到山西之后，在这里转战了一个月，接连攻克多座城池。气得咸丰帝撤掉了山西巡抚哈芬的职务，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北伐军闪转腾挪，甩开了清军的围追堵截，于9月28日突然出现在了直隶南部邯郸以北的临洺关。在这里，太平军痛歼清朝钦差大臣、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的部队。讷尔经额丢掉了自己的官印和令箭，仓皇逃跑。
咸丰帝降旨撤了讷尔经额的职务，然后在矬子里面拔大个，挑选了相对而言最为“勇敢”的胜保担任钦差大臣，全面负责清军在直隶的作战。胜保上任后，调集了数倍于太平军兵力的人马，企图将北伐军包围全歼。但是太平军进军神速，而清军行动缓慢，大多畏战。因此，太平军还是一路势如破竹，直扑北京。
太平军10月4日攻克赵县，10月7日在藁城强渡滹沱河，10月8日攻克晋州，9日攻克深州，距离北京越来越近。
咸丰帝得知这一消息，大为震惊。他不得不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命令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骑兵出战。
僧格林沁手下的骑兵并不是由八旗子弟构成的，而是他从科尔沁草原上招募来的真正的蒙古牧民。因此，战斗力较强。不过，从以后的实战来看，蒙古骑兵在与北伐军的交战中也没什么出彩的表现。而且，僧格林沁很长时间内都被当做拱卫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把兵力摆设在涿州、廊坊一线驻守，并没有杀到前线去。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还是胜保。林凤祥率领北伐军在深州休整了一段时间。这当然是他的一个失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应该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才是。10月22日，林凤祥率军突破清军的包围圈，顺利攻克献县。
10月25日，北伐军攻克交河县；10月27日，北伐军攻克沧州；28日，攻克青县，杀进了天津境内。
此时，天津防御空虚，几乎没有什么正规军。但是在关键时刻，天津知县谢子澄站了出来。
谢子澄这个人很不简单。在北伐军尚在河南境内时，他就感觉到将来京津附近会有一场大战，于是他就招募团练，准备御敌。天津地面上被称为“混混”的地痞流氓特别多。谢子澄就把混混们召集到一起，晓以大义，编成民团。民团的饷银不够，谢子澄的妻子把金银首饰都献了出来。
天津附近还有一批“雁户”。他们就是一些专门在沼泽之中用火枪打野鸭、大雁的猎人，枪法非常好。谢子澄把这些人也组织了起来。
当北伐军攻到了天津大门口的时候，谢子澄又动员了盐商张锦文拿出一笔钱，雇人挖开了运河的河堤，在天津南部形成了大片的洪水，同时又修筑堤坝，建造炮台，以此来保卫天津。
10月30日，太平军终于杀到了距离天津城不到十里的地方。这时，谢子澄率领着由混混组成的团练利用新筑成的堤坝和炮台拼死抵抗。天津的混混们到了关键时刻真是不含糊，个个都混不吝，抄起家伙就敢拼命，再加上雁户们枪法如神，而太平军涉水进攻，形势不利，结果伤亡不小，只好向后退却，一直退到了静海县城。
（四）
天津城下的这一仗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虽然说即便没有天津团练的抵抗，北伐军也基本没有可能拿下北京城了。但是如果天津被太平军占领了，这样一座物资丰富的大城市绝非静海那样的小县城可以相比。太平军的战斗力很有可能不会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那样一来，清朝可就更麻烦了。
但是进攻天津的失利，使得北伐军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此时已经是11月了，冬天到了。北方的冬天让来自热带的太平军难以承受，他们已经很难在寒冬天气里纵横驰骋了。而杨秀清军纪森严，林凤祥和李开芳都不敢擅自撤退返回。因此，他们只能选择就地过冬，同时派人与南京方面联系，请求援军或者是允许撤退。
北伐军分成两部分，分别在静海和独流镇驻扎。这时清军自然从四面包围了上来，企图将太平军一举全歼。然而，清军的战斗力还是一如既往的稀松平常，面对着人数处于绝对劣势的太平军就是攻不动。真正勇敢进攻的，还是谢子澄和他的手下的那帮混混们。可惜的是，在12月底进攻独流镇的一次战斗中，谢子澄率军冲杀在前，突然遭到太平军的猛烈反攻。激战中，谢子澄身负重伤。他不愿被俘受辱，于是投水自尽。谢子澄死后，天津城的团练们就人心涣散，再也没人愿意打仗了。林凤祥在天津附近坚守了三个月，最后粮食快要耗尽了。他只好率军转移。1854年2月，北伐军轻而易举地突破了清军的防线，开始向南转移。一路上，他们多次与僧格林沁与胜保的追兵作战，首先转移到了直隶河间县，接着于3月份来到了阜城县。因为还是不敢擅自撤兵回南京，所以在这里又坚守了起来。
而这时，杨秀清终于得知了北伐军的困境。于是，他命令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等人，率领一万余人的援军北上增援林凤祥。
曾立昌率军一路北上，照样还是势如破竹。他2月份出兵，到3月底，就已经杀到了山东临清城下。在明清时期，山东临清可是个有名的大城市，地位不逊色于如今的青岛。当时的临清是一个州，位于运河上的枢纽位置，交通便利，商贾云集，物资丰富。曾立昌的部队一路急行军，粮食补给已经基本耗尽，因此，他决定攻下临清，补充给养，然后再继续前进。
太平军兵临城下之际，守城的山东布政使崇恩吓得“恇怯先逃，绅民叩马苦留，不顾而去。”守城的责任就落在了知州张积功的身上。
4月2日，太平军开始对临清发起了猛攻。这时，山东巡抚张亮基、钦差大臣胜保以及没有逃得太远的山东布政使崇恩的军队都四面围拢了上来。但是，河南怀庆的一幕在这里又再次上演了，除了胜保的部队还敢打几下之外，其余的清军只是远远地围观，基本上都不敢出战。曾立昌可以放心大胆地继续进攻临清。
知州张积功把剩余不多的军队和民团组织了起来，拼死抵抗。太平军攻不上城头，就只好改为挖地道。到了4月12日，地道终于挖到了城墙下。太平军引燃了火药，轰塌了城墙，一举冲进了城内。
张积功见太平军进城，便急忙下令将城内的粮仓点燃，将所有的粮食付之一炬。随后，张积功自尽身亡。
（五）
曾立昌攻克了临清，但是城内的粮食已经被张积功烧光了。太平军没有得到给养的补充，结果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其实，此时的林凤祥已经转移到了河北阜城，距离临清不过一百公里左右。如果曾立昌拼死北上，是完全可以与林凤祥会师的。但是曾立昌并不知道这个消息，他以为林凤祥还在天津附近呢。这时，清朝的各路人马已经包围了上来，人数占据绝对优势。因此，曾立昌丧失了继续北上的勇气，决定突围南下。
曾立昌部队在南下途中，多次遭到清军和团练武装的截杀，而且各地坚壁清野，太平军很难得到补给，战斗力急剧下降。4月底，曾立昌在江苏丰县阵亡。太平军损失殆尽，只有少数部队逃回了南京。
而林凤祥和李开芳5月初从河北阜城转移到了河北东光县的连镇，在这里他们终于得知了援军北上到达临清这个迟到的消息。于是，林凤祥派李开芳带领千余人南下接应援军。李开芳杀到了距离临清不远的山东高唐县，这才发现援军早已撤退。但是李开芳已经回不去了。从此，北伐军就被分割成了相距三百余里的两部分。
清军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分别攻打连镇与高唐两处的太平军。但是，包括僧格林沁蒙古铁骑在内的清军在战斗中表现十分拙劣，面对着孤立无援，总兵力仅剩数千的北伐军，竟然长时间无法取胜。气得咸丰帝大为光火。
林凤祥最终在河北连镇坚持到了1855年的3月，李开芳在山东高唐坚持到了1855年的5月底。
北伐军的失利可以说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从主观因素来讲：太平天国的决策者们完全忽视了北方严寒天气的影响有多么大；而林凤祥、李开芳等前敌指挥官又囿于杨秀清的森严将令不敢擅自撤退，在进攻不利时选择了长期固守，以至于最终画地为牢。这些都是很致命的主观失误。而从客观因素来讲，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清朝方面冒出了很多敢打敢拼的知府县令，他们的出现，破坏了北伐军的进军计划，消耗了北伐军的实力，为北伐军的彻底失败打下了基础。清朝的正规军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坚壁清野、长围久困，一点一点地消耗北伐军的实力，最终才取得胜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最终就是被清朝的几个知府县令给打败了。
在与北伐军的战斗中，清朝的高官大员们表现得基本上都是颟顸无能、畏葸怯懦，反而是在基层出现了不少敢打敢拼的知府县令。这充分说明清朝的用人体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整个官场的规则完全就是一种逆淘汰的机制。
在这种机制下，真正有才干、有情怀的官员根本就得不到重用，长期被埋没在基层。而能够爬到高位的人则要么是善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无耻之徒，要么是背景深厚、门第高贵的纨绔子弟。像道光年间那位把“多磕头、少说话”奉为做官秘诀的曹振镛就是个典型的代表。
在这种逆淘汰机制的把持下，清朝的官场变成了一滩毫无生命力的死水，甚至可以说是腐臭的酱缸。在太平无事的年月里，还能装装样子，吓唬一下老百姓；但是一旦碰上严重的变故，立刻就会原形毕露，显示出无能的本色。如果不是曾国藩出头，把散布在基层的人才充分地组织了起来，满清王朝灭亡于太平天国将是大概率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