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试论垣曲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考古快递的《试论垣曲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希望大家喜欢。
试论垣曲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
张素琳
(中国历史博物馆)
《文物季刊》 1995年
庙底沟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晋豫陕地区，这里是中华远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此文化由于首次发现于1956年发掘的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而得名①。庙底沟二期文化正处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而此时正是由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所以在我国原始文化的发展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陆续发现并正式发掘了许多庙底沟二期文化或与其有密切关系的遗址。而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充实，专家学者们也愈来愈多地对其文化特征、年代分期、社会性质以及文化关系诸问题加以关注。
山西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地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策源地——晋西南地区。经几年正式发掘，发现该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极为丰富，为我们深入研究庙底沟二期文化及相关问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③。笔者曾连续参加该遗址的考古调查、试掘和正式发掘，随后又一直参加对庙底沟二期文化遗物及资料的整理工作，因此对庙底沟二期文化有一些初步的认识和看法。在此，将本人对该文化诸问题的粗浅看法提出来，与专家学者们共同探讨。
一 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概况
古城东关遗址坐落在垣曲荒河西岸的台地上，遗址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是晋西南地区大型古文化遗址之一。在考古发掘中，揭露面积约2700平方米。遗址分I、Ⅱ、Ⅲ、IV区，共清理庙底沟二期(以下简称“庙Ⅱ”)灰坑约170个。另外，还发现庙Ⅱ期几处房址、小型陶窑及灰沟。庙Ⅱ遗存主要集中在I区，其次为Ⅲ区，Ⅱ区和IV区较少。遗迹中灰坑数量最多。其显著特点是分布密集，多有打破或叠压关系，情况比较复杂。灰坑的形状有袋形坑、锅底形坑、筒形坑及不规则形坑。其中袋形坑比例较高。灰坑大小、深浅不一，坑内多填灰土。房址发现较少，为圆形半地穴式。陶窑5座，规模较小，均为竖穴式，修建手法较简单。墓葬区未发现，仅个别灰坑底部有一具或数具人骨架，均无随葬品。
灰沟一条，包含物很少。
东关庙Ⅱ遗物有石器、骨器、角器、蚌器、陶器及兽骨等，其中陶器占绝大多数。石器主要有斧、铲、锌、凿、刀、镞、耜、球、纺轮、环等。制法有磨制、打制和琢磨等几种。骨器有锥、镞、笄、针等，多系磨制而成。角器多为用鹿角加工而成的锥、凿等。蚌器数量极少，
有珠、环、穿孔饰物等。陶器以夹砂灰陶为大宗，其次为泥质灰陶、夹砂灰褐陶、夹砂红褐陶。泥质黑红陶较少，彩陶更少。许多陶器的陶色不纯正，有灰、红陶相间的现象。纹饰以篮纹为主，其次为素面和绳纹，有少量浅而大的方格纹、部分划纹、弦纹、按捺纹等。容器上的附加堆纹及鳌手比较发达。制法以手制为主，所以许多器物器身歪斜，口不圆，沿不平，器壁薄厚不匀。较大的陶器多用泥条盘筑和泥条圈筑法制成，罐类多用接底法合成。小杯、小碗等直接捏塑而成。部分斝足模制，足内壁留有模痕。慢轮修制罐和鼎口沿的现象较普遍。个别陶器使用快轮制成，但可以看出技术很不成热。陶器器形有鼎、斝、釜灶、夹砂深腹罐、小口高领罐、盆、豆、杯、碗、壶、甑、缸、瓮、刻槽盆、盘、器盖、算子、刀、纺轮、环等。其中陶制容器复原约600件。
灰坑中还出土大量猪骨和牛、羊、狗等兽骨。大量兽骨与石镞、骨镞、石球等生产工具同时出土，反映当时的经济活动除农业生产外，狩猎及家畜饲养业也占有相当比重。
二 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分期
东关遗址由于庙Ⅱ文化遗存极为丰富，存在较复杂的相互打破或叠压关系，出土大量遗物，并复原众多的陶器，因而为该遗址庙Ⅱ文化自身分期打下良好的基础。经几年来对遗物及有关资料的分析整理，目前已初步把东关庙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分期的主要依据是：首先根据各遗迹间的打破或叠压关系，确定各遗迹间相对早晚关系；其次再根据各遗迹中出土遗物确定典型陶器基本组合及其器形变化，找出器物由早到晚变化的规律。
古城东关庙Ⅱ灰坑间大多存在打破或叠压关系。除此之外，庙Ⅱ灰坑还与仰韶、龙山、东周各期遗迹间存有打破或叠压关系。
总之，完整保留下来的灰坑极少。有一部分灰坑由分属庙Ⅱ早、中、晚三期的灰坑互相打破，这些打破关系为我们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的地层依据。例如：
I H185→I H183→I H199
↓IH188
I H242→IH275→IH237I HI10→I H169→IH237I H217→IH218→IH251I H44→I H60→IH66
我们对这些有打破关系的庙Ⅱ灰坑出土陶器进行了分析，逐步摸清了主要的陶器组合及演变规律。如IH185→ IH183→ IH199,这3个灰坑的相对早晚关系是很清楚的。相对较早的IH199中具有明显特征的陶器有：平底盆形鼎；绳纹及附加堆纹釜灶，釜与灶交接位置靠上；大袋足斝；花边口沿夹砂筒形罐，器表饰绳纹及附加堆纹；泥质灰陶镂孔豆座；器形较大的敛口深腹刻槽盆等。稍晚的IH183出土器物主要有横篮纹深腹罐形鼎，夹砂灰陶素面斝足，饰横斜篮纹或素面的夹砂深腹罐，腹部微鼓、绳纹加附加堆纹签灶，泥质黑陶磨光豆座等。IH185出土器物有球腹凿形足竖篮纹罐形鼎、侈口花边折腹斝、竖篮纹釜灶、竖篮纹束颈腰鼓形罐、泥质灰陶无镂孔豆座、泥质灰陶素面折腹单耳杯(耳接近口沿)、篮纹小口高领罐、素面宽沿盆等。
其他各组灰坑中出土陶器或多或少，但其陶器组合基本一致，典型陶器基本遁着同一轨道演变。
根据上述地层关系及对陶器组合和演变的分析，我们可将古城东关庙Ⅱ文化分为如下三期：
早期
属于早期的遗迹有房址2处、陶窑5座、灰沟1条、灰坑60余个。典型单位以IH28、I H101、I H199、I H266、I H251等为代表。这一期的文化特征可归纳为：
1.遗迹
房址，有一处破坏严重。另一处呈圆形半地穴式，分为门道、门坎、居室、炊室几部
分。居室直径约2.6米，地面平整。居室西侧下方有袋形炊室，口径1.6、底径1.8米。底部有草木灰和红烧土块。
陶窑体积较小，多数被破坏。窑室呈圆形或椭圆形，由火膛、火道、算孔等组成。
灰沟面积不清，分为十几小层，出土物很少，深约2米。
灰坑以袋形坑居多，占43%。坑口多被
破坏，底径1.8—4.6米，坑深0.77-4米。其次为锅底形坑、不规则形坑。
2.遗物
有石、骨、角、蚌、陶器，其中陶器数量最多。石器中刀、斧、镞较多，其中石斧较大且厚重。两侧带凹口的打制石刀还占有相当比例。石镞、纺轮、圆饼、环等均磨制而成，另外还有少量石耜、锤、棒等。骨器中笄、锥、针数量较多，均磨光。蚌器很少，有小圆珠、环和小饰物等。
陶器以夹砂灰陶和灰褐陶为主，其次为泥质灰陶、夹砂红褐陶。泥质黑陶和红陶很少。纹饰中篮纹约占一半(主要是横、斜篮纹，竖篮纹很少)。其次为素面，绳纹约占五分之一。此期有个别彩陶，而宽扁条状堆纹和鸡冠耳较发达。制法以手制为主，部分轮
修，还有少数斝足是模制。主要器形有鼎、斝、釜灶、深腹罐、豆、杯、盆、碗、高领罐、缸等，个别早期单位出有尖底瓶。
鼎 几乎全呈平底盆形。标本IH251:43,侈口，腹略深，平底，大而宽扁的三足，腹部多带鸡冠形双鋬。器表饰细密绳纹或篮纹，沿下及腹部饰一至三周附加堆纹。足外常塑有一至三道竖行堆纹或刻印纹(图一，1)。
斝(IH251:62) 尖唇，窄平沿，领高且直。腹部扁圆，三袋足较高大，间距较近，腹部以上为泥质，素面磨光。腹部以下为夹砂，多饰横向或斜向密集的细篮纹(图一，5)。
釜灶(IH101:18) 器身略显矮肥，釜口较大，多呈花边口沿。灶多有4个圆形烟孔，灶门多呈方形。釜与灶交接位置偏上，釜底距灶底较远。釜灶均夹砂灰陶，器表多饰绳纹，其次为篮纹。口沿外侧及与灶的交接处箍有附加堆纹用以加固。多有半月形双鋬(图一，8)。
深腹罐 均夹砂灰陶或灰褐陶，略呈筒形。口微侈，方唇上多印有密集的斜向细绳纹，呈“花边口沿”状。器表纹饰以中粗绳纹为主，其次为篮纹和素面。一般饰1-5周宽扁附加堆纹(图一，11)。
豆 器形较高大，胎略厚。豆盘多圆唇，敞口，盘底内折，凹下。豆座略高且粗，有三角形和圆形镂孔。均为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多数器表素面磨光，少数豆盘饰横斜篮纹
(图一，14)。
刻槽盆 器形略大，圆唇或方唇。口多微敛，带一流，腹部略深。器表饰篮纹或细绳纹，多数带双盤。内壁刻槽较长，略深，少数为菱形刻槽(图一，18)。
中期
属于这一期的单位只有约30个灰坑，典型单位以IH38、I H112、I H188、I H245、
IH218、I H275代表。文化特征如下：
1.遗迹
仅灰坑一种，形制与早期差不多，仍以袋形坑为主。坑壁较整齐，有的灰坑底部带一小龛，个别坑底埋有完整的狗骨架。底径1.8-4.2米，坑深0.3—2.5米。
2.遗物
石、骨、角、蚌器等生产工具与早期种类大体相同，但石斧和石刀中磨制比例有所增加。
陶器的种类、陶质、陶色均与早期相差不多，但也新增加一些器类，比如早期不见的泥质灰陶折腹单耳杯等。纹饰以横、斜篮纹为主，竖篮纹比例略有增加。
素面陶仍占第二位，绳纹比例下降，并出现少量大方格纹。
鼎 以圜底深腹罐形鼎为主，其次为圆腹罐形鼎。多呈夹砂灰陶或灰褐陶，个别为夹砂红褐陶。深腹型鼎(IH188:51)方唇，侈口，足略长厚，足底端呈凿形。器表多饰横篮纹(图一，
2)。圆腹型鼎多圆唇，侈口，口较大，最大径在腹下部。足略长，呈凿形或柱形。器表多饰横、斜篮纹，少数饰绳纹。
斝(I H251:62)
圆唇，敞口。圆折腹，较早期略深。三足较短小，间距较远。腹部多饰宽浅的横篮纹，沿及
足部素面(图一，6)。
釜灶 整体较早期略显瘦高，侈口，釜腹加深。釜与灶的交接处位置下移，器表多饰绳纹和几道附加堆纹，其次为斜篮纹。灶为圆形烟孔、方门。多有舌形鋬手，位置下侈(图一，
3)①。
深腹罐 圆唇或方唇。口微侈，腹部略外鼓。器表饰绳纹、宽浅竖篮纹、少量大方格纹。许多罐素面无纹。附加堆纹数量减少，仅饰一至二道，或者无附加堆纹(图一，12)。
单耳杯 泥质灰陶或灰褐陶。标本IH38:6,圆唇，敛口，折腹，平底，单耳。耳较小，位于折腹上部。多为素面磨光，少数杯折腹以下饰宽浅斜篮纹，并用手抹平(图一，16)。
刻槽盆 器形略小，圆唇或方唇，多敞口，少数敛口。腹壁微鼓，多带一流。器表多饰横篮纹，少数为斜篮纹或素面。刻槽略短(图一，19)。
豆 仅见豆座残片，无复原器。泥质灰陶或黑陶，无镂孔。
另外还有一些宽沿盆、薄胎喇叭口小杯、敞口盆等。
晚期
属于这一期的单位有灰坑70多个，典型单位以IH44、I H61、I H91、I H145、IH185、I H252为代表。文化特征如下：
1.遗迹
仅灰坑一种，形制与早、中期相同。袋形
坑略多，底径1.5-4.7米，坑深0.45-2.05米。有的坑底呈斜坡状，有的在坑底一侧挖一长方形小坑。有一坑底埋有较完整的人骨架。
2.遗物
生产工具种类较前两期有所增加，数量也大大增加。许多石斧、铲、铸、刀制作精细规整。出现石镰及大量形状各异、加工精细的石镞、骨镞。另外，石质和陶质的纺轮、环种类增加。打制石器大大减少。根据一些灰坑坑壁发现的工具痕迹，推测已使用双齿木
耒等工具。
陶器种类又有所增加，如圈底盆形鼎、鼓腹甑、浅盘式带孔算、高领磨光小壶等。纹饰中竖篮纹比例大幅度上升，宽浅的大方格纹增加，还有少量菱形格纹。轮修口沿的现象很普遍，少数陶器已使用快轮制作。典型陶器特征如下：
鼎 新出现圈底盆形鼎，另外有大量球腹鼎。圈底盆形鼎，器形高大，胎较厚重。均为方唇，宽沿侈口。足正视较宽扁，略短。器表多饰竖篮纹和斜篮纹，其次为浅方格纹，附加堆纹较少见。个别鼎(IH145:37)带有鋬
手(图一，3)。球腹及深腹罐形鼎多侈口、束颈，器表多饰竖篮纹。足为侧视的三角形或凿形。晚期鼎(IH145:42)的方唇上多有一周刻槽(图一，4)。
斝 多尖圆唇，大敞口，束颈，折腹，足略短小。器表多数是在折腹上部饰竖篮纹，少数饰斜篮纹、绳纹，颈部及足部均素面。斝的折腹处大都附加一周纽索状泥条，形成一道
“花边”(图一，7)。
釜灶 外形瘦长，多夹砂灰陶，出现少量夹砂红陶。口较直，釜腹较深，釜与灶的交接处更加偏下，半月形双鋬随之下移。烟孔多呈圆形，个别呈梯形。灶门多方形，少数呈拱形，器表纹饰以竖篮纹为主，少量横斜篮纹或绳纹。另外，还出现一种新的纹饰，即竖篮纹中带许多细横线的“隐格纹”。有的釜灶
(IH30:20)在交接处附一道宽扁堆纹(图一，10)。
深腹罐 此期数量大大减少。方唇或圆唇，侈口，束颈，鼓腹，外形呈腰鼓形。器表多饰竖篮纹或斜篮纹，其次为绳纹和素面，大多无附加堆纹(图一，13)。
豆 仅见残豆座，喇叭形，无镂孔。体略小，泥质灰陶，素面磨光(图一，15)。
单耳杯 均泥质灰陶或灰褐陶。标本I
H145:47,口较大，微敛，折腹，小平底。单耳较大，位置接近口沿。器表素面磨光(图一，
17)。
刻槽盆 体略小，圆唇或方唇，敞口，斜壁，个别盆带盤手。外饰绳纹(多用手抹平)、竖篮纹或横斜篮纹。有的内壁除竖槽外，还有一圈横刻槽(图一，20)。
甑 多夹砂红褐陶和灰陶，方唇，唇上多有一周刻槽。多宽沿，侈口，束颈，腹部圆鼓。腹近底部有二圈圆孔，底部圆孔较多。有的带鸡冠形鋬手，器表多饰竖篮纹(图一，21)。
算子 胎较厚，浅腹，孔有大有小，或多或少。多数为夹砂灰陶，少量夹砂灰褐陶或
红陶(图一，22)。
另外，晚期的敞口盆数量大增，还有一些宽沿盆、高领罐、夹砂缸、器盖和喇叭口杯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早、中、晚三期典型陶器变化的基本规律。
从器物的器形来看，鼎，早期以平底盆形鼎为大宗，所有的鼎足正视呈倒置梯形或长方形，不见凿形足。中期以深腹罐形鼎为主，有少量圆腹罐形鼎出现，足呈柱状或凿形。晚期则以球腹罐形鼎为主，同时还出现体形较高大的圈底盆形鼎。斝，由较直的高领逐渐向敞口发展，晚期则呈大敞口状。腹部由扁圆形逐步变为折腹形(并带一周花边)。足由高大较直，变为短小外撒，三足间距由近到远。釜灶，口由大渐小，釜腹渐加深，釜与灶的交接处及盤手位置由高渐低，整个器形由矮胖渐瘦高。夹砂深腹罐，由壁略直的简形，逐渐到腹部微鼓，最后变成束颈腰鼓形，而且数量逐步减少。豆，器形由高大到较矮小，豆座由粗渐细，有镂孔到无孔。泥质灰陶素面单耳杯，早期不见，中期开始出现。其敛口由小渐大，单耳渐大，位置逐渐上移。刻槽盆，器形由大渐小，由敛口到敞口，由深腹到浅腹。另外，晚期出现浅盘大孔陶算，宽沿侈口竖篮纹鼓腹甑等。浅腹敞口小盆早期至晚期
数量逐渐增加。
从器物的纹饰来看，绳纹及附加堆纹由早到晚渐少，中期横、斜篮纹较多，出现少量竖篮纹；晚期则以竖篮纹为主，并有不少宽浅大方格纹、菱形格纹及隐格纹。鼎足纹饰由数道竖堆纹、刻划纹，发展到按捺窝纹或者素面无纹。
从器物的制法来看，三期均以手制为主。但越到晚期，经轮修的器物数量越多。晚期则开始使用快轮制陶。快轮制陶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突发的。因用慢轮修陶在仰韶时期已经开始③,到庙Ⅱ期更加普遍。所以庙Ⅱ晚期在慢轮制陶的基础上产生快轮制陶技术是很自然的。否则，紧随其后的龙山时代，绝不会出现快轮制陶非常普及的现象。所有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成熟的阶段。庙Ⅱ期间快轮技术不熟练，使用范围很有限。到了龙山时代，技术愈加成熟，使用范围更加扩大了。
古城东关庙Ⅱ文化早、中、晚三期共送交10个木炭等标本做碳14测定。其中早期2个，中期2个，晚期4个。早期IH28的年代为BC3095—2910年；I H101的年代为BC2855—2466年。中期灰坑IH38的年代为BC2561—2325年。晚期灰坑IH145的年代为BC2462—2147年；IH108的年代为BC2454—2136年(以上均为高精度树轮校正数据)°。这些数据对东关庙Ⅱ文化的分期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三 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年代、来源、去向及性质
根据碳14测定，东关庙Ⅱ文化最早年代为BC3095—2910年，最晚年代为BC2454—2136年。由此推测，东关庙Ⅱ文化大约始于公元前3000年，结束于公元前2400年，前后持续约600年左右。
有关庙Ⅱ文化的起止时间，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一是认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系统大约从2900BC至2400BC,经历了500年左右"②;二是认为庙Ⅱ文化"约从公元前2800年开始，到公元前2300年结束，经历了约500年左右的持续发展”①;三是认为“大约从2900BC到2300BC,经历了600年左右时间”;四是认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年代约为2900—2500BC"②。古城东关庙Ⅱ文化的起止年代及持续时间，与上述几种看法出入不太大。不过，在几种年代推测中，只有古城东关是依据本遗址庙Ⅱ文化各期标本的碳14数据得出的结论，因而更准确可靠一些。
古城东关庙Ⅱ文化的前身，主要是当地的仰韶文化。东关遗址本身含有仰韶早、中、晚期文化，各期之间均有承袭关系。仰韶晚期遗存非常丰富，文化面貌与西王村三期相似。东关庙Ⅱ早期与仰韶晚期之间联系比较密切，如小口尖底瓶、侈口折肩夹砂小罐、敞口盆、筒形杯、侈口窄沿小杯、假圈足碗以及少量彩陶等，说明二者间存在一定的承袭关系。
东关庙Ⅱ文化的去向，是被以鬲为代表的东关龙山文化所代替。东关龙山文化总的面貌和特征，与豫西三里桥类型龙山文化最为接近。但有些陶器特点似王湾三期文化，如小方格纹矮足罐形鼎、锐折腹双耳双腹盆等。还有一些特征与陶寺龙山文化早期相似，如直口绳纹釜灶、单耳绳纹罐形斝、敛口折肩灶等。
至于古城东关庙Ⅱ文化的性质，这是一个应认真探讨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庙Ⅱ文
化的属性至少有四种认识，各种认识都有其道理，但多数学者认为其应属于龙山文化之早期。近几年有人认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应是独立的文化发展阶段①,我觉得很有道理。首先，以鼎、斝、釜灶、夹砂深腹罐、豆、杯等为典型陶器组合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在陶质、陶色、纹饰、器形、陶器组合诸方面，都与仰韶文化有明显的差别。但庙Ⅱ文化脱胎于仰韶文化，所以其文化面貌中仍反映出仰韶文化的某些因素。在生产工具方面，庙Ⅱ文化中磨制石器的比例远高于仰韶文化，此外，还出现了石耜、磨制石镰、二齿工具等较先进的生产工具，说明此期生产力水平也大大高于仰韶文化，应是进入了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
与中原龙山文化相比较，庙Ⅱ文化在陶质、纹饰、器形及陶器组合诸方面也与之有许多不同之处。尤其是龙山文化时代在制陶方面大量使用快轮技术，与庙Ⅱ期以手制为主截然不同。在龙山时代，庙Ⅱ期曾大量使用的鼎的数量骤然减少，反之，一种新的三足器—鬲开始出现。这种差别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另外，龙山时代的生产工具，无论是种类、数量和质量，都比庙Ⅱ期要多，且更加先进。
庙底沟二期文化上承仰韶文化、下接龙山文化，是联接二者的重要发展阶段。它以晋豫陕为主要的分布区域，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特征与风格。庙Ⅱ文化前后持续发展500至600年之久，并有早、中、晚期不同的发展阶段。在陶器方面，有典型器物组合的演变序列。在制陶方法方面，既不同于仰部文化时期基本使用手制，也无龙山文化时期快轮制陶的普及。庙Ⅱ期慢轮修陶技术使用较广泛，晚期才开始用快轮制陶，而且范围很小。三个文化发展阶段使用的生产工具种类不完全相同，制造技术差别更大，这正反映出不同的时代所具有的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综上所述，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很有可能既不属于仰韶文化，亦不属于龙山文化的范畴，而是代表着一个独立的文化发展阶段。这一认识是否正确，还有待于更多更新的考古资料加以证实。
四 晋豫陕地区部分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的分期
近几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对庙Ⅱ分期问题进行过研究和探讨，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将晋南地区庙Ⅱ文化分为“以东下冯第4层和西王村上层为代表的早期，以平陆盘南村H1为代表的中期和以垣曲丰村为代表的晚期”①。二是将与庙Ⅱ文化有关的典型单位分为A群和B群，并指出"B群在年代上晚于A群”。三是将庙Ⅱ文化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主要遗址有陕县庙底沟(二期)、平陆盘南村、王湾(二期晚)和华阴县横阵村(龙山文化层);后期的主要遗址有偃师“滑城”(龙山文化遗址)、二里头V区(H1)"。四是将晋西南、晋南、晋中三个地区的庙Ⅱ文化各自分为早、晚两期"。除此以外，还有学者将陕西境内庙Ⅱ文化分期，与庙Ⅱ文化有相似之处的“案板三期”文化也已分期。上述种种分期大多是用不同地点、不同遗址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相比之下，东关庙Ⅱ文化分期不但全部用本遗址的资料，而且有可靠的打破关系和大量复原陶器及标本，以此分期当然更为准确。
东关庙Ⅱ文化的分期，为晋豫陕地区庙Ⅱ文化提供了分期标准。我们试将一些与东关庙Ⅱ文化面貌较接近，且资料较多的遗址进行分期。由于多数遗址资料不够全面，又缺乏地层打破关系，所以这里的分期只是一种尝试，仅供参考(见表一)。
据有关资料得知，山西境内发现的庙Ⅱ文化遗址约有百处以上，主要分布在晋中地区以南的汾河流域。经正式发掘的有古城东关、垣曲龙王崖、丰村，侯马东呈王、乔山底，太谷白燕，石楼岔沟等遗址。
位于东关遗址北部的丰村遗址9,属庙Ⅱ期的灰坑11个。其中Ⅱ区H2032打破
H206。根据发表的资料，H206出夹砂灰陶平底盆形鼎，器表饰绳纹及附加堆纹，足外压有三道竖行锯齿花边，呈早期特征。H203出二件夹砂褐陶罐形鼎，一件腹近球形，一件深腹，均饰横篮纹，足残，可能是凿形足，与东关庙Ⅱ中期鼎相似。
龙王崖遗址共清理二个庙Ⅱ期灰坑，无打破关系"。其中H106出土的鼎均为罐形，其中还有二件束颈球腹鼎，器表均饰整齐的竖篮纹。夹砂深腹罐(缸)方唇上带一圈凹槽，束颈，鼓腹，器表饰“带横道的竖篮纹”(即隐格纹)。另外还出土敛口较大的泥质单耳杯等，均属晚期之物。
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第二期有许多陶器与东关庙Ⅱ文化陶器接近"。其中F14出有夹砂灰陶平底盆形鼎，花边口沿，外饰绳纹及四道附加堆纹，扁方足外刻有竖行花纹。F2中出土高领扁圆腹长袋足斝，花边口沿大口夹砂罐(缸),器表饰绳纹及三道附加堆纹。两灰坑均出彩陶，属早期之列。H259出土的豆及器盖时代略晚，列入中期。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将夏县东下冯“、侯马东呈王“、襄汾陶寺Ⅲ区等遗址中的庙Ⅱ文化遗存也试行分期(见表一)。
豫西地区也是庙Ⅱ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
之一，发现的主要遗址有陕县庙底沟、灵宝涧口、渑池仰韶村等°。其中陕县庙Ⅱ文化与东关庙Ⅱ文化面貌最接近。因原报告中未列出遗迹间的打破关系，现就所发表的资料大体分期。从陶器特征看，陕县庙Ⅱ文化多呈早期特点。如不见中晚期的罐形鼎、瘦长型釜灶、花边折腹斝、束颈鼓形罐等。反之，有些单位出有仰韶文化特征的鼎、尖底瓶、彩陶盆等。除H570一件深腹罐呈中期特点外，多数单位属早期之列。H569出土的斝是典型的早期之物，是同期斝中时代最早的一件。H558出有平底盆形鼎、高领大袋足斝，均呈早期特征。其碳14测定数据为BC2890～2581年(高精度树轮校正)",与东关庙Ⅱ早期数据接近。
灵宝涧口遗址的发掘，为豫西地区的庙Ⅱ文化的分期提供了资料“。报告中将涧口
二期列为庙Ⅱ文化，将涧口三期列为龙山文化早期。但从发表的资料来看，这两期均应属庙Ⅱ文化范畴。因发表的陶器数量有限，陶器组合不全，分期还有一定困难，仅将个别单位列入分期表。
豫中也有一些具庙Ⅱ文化特征的遗址。如偃师二里头“龙山早期”灰坑IVH1中，出土深腹和球腹罐形鼎、束颈腰鼓形罐、敞口斜壁竖篮纹刻槽盆等，均与东关庙Ⅱ晚期陶器相同。而登封告成北沟H1中出土球腹凿足罐形鼎、花边折腹畢、束颈腰鼓形罐等",属庙Ⅱ晚期无疑。
据统计，陕西省内可以确认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遗址约有30处左右。经发掘和调查的庙Ⅱ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在关中东部、商洛地区、关中西部地区和陕北地区。其中关中西部遗存与晋豫庙Ⅱ遗存更接近一些。这一地区经发掘的遗址有武功县的浒西庄及扶风县的案板坪"等。
陕西境内的庙Ⅱ文化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如与东关庙Ⅱ文化的陶器组合相似、年代相当的“案板三期”文化，不同之处也较明显。目前关于“案板三期”是否属庙Ⅱ文化的问题，还无一致的答案。因其文化特征与东关庙Ⅱ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所以也列入我们的分期表内。“案板三期”文化原已分为前后两段，其中夹砂深腹罐的早、晚变化与东关相同：其前段的罐呈深筒状，且数量较多。后段的罐数量明显减少，呈侈口鼓腹状。所以将其前段列入早期，后段列入中期。
五 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的关系
东关庙Ⅱ文化在文化面貌与内涵方面与陕县庙Ⅱ文化基本相同"。二者在典型陶器组合、陶质、陶色、纹饰、制法等方面均大同小异。但东关庙Ⅱ遗存中少见小口尖底瓶和彩陶，而陕县庙Ⅱ遗存中也不见罐形鼎、鼓腹甑、算子等物。这说明二者虽属同一文化系统，但仍存在地域和时代差别。
东关庙Ⅱ文化中有一种细泥红陶薄胎喇叭口小杯，与南方青龙泉中层(屈家岭文化晚期)的蛋壳彩陶杯相似，尤其是口内所施图案风格大致相同(图二)。另外，盂形杯和厚胎素面喇叭口杯也是南方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常见之物。这类陶器在东关出土数量不多，不像当地产物，应是当时南北文化交流的产物。
古城东关庙Ⅱ文化陶器中，有些夹砂罐或杯上附有双耳或单耳，这种风格估计是受西北地区陇东常山下层文化影响的结果。
至于典型陶器之一的三足斝，是受到东方山东大汶口文化中鬻的模式影响而产生，东方泰沂文化系统对晋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强烈的影响和渗透，这一观点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上述情况反映，在庙Ⅱ文化发展阶段，古城东关以及晋西南地区与我国东、南、西北各地区的文化交流是比较频繁的，影响范围也是比较大的。东关庙Ⅱ文化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其他地区各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从而迅速堀起、充实，以新的文化面貌步入更高一层文化发展阶段。
六 结 语
古城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和研究，大大加深了我们对庙Ⅱ文化诸相关问题的认识，所以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我们首次依据本遗址的发掘资料，通过分析遗迹间的打破关系和典型陶器的演变规律，将东关庙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这三期之间联系密切，典型陶器的组合及变化、各期间承袭关系比较清楚。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每一期中可能还会分出前、后几段。东关庙Ⅱ文化的分期，为晋豫陕地区庙Ⅱ文化提供了分期标准，对整个庙Ⅱ文化的深入探讨必将起到很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东关庙Ⅱ文化大约起于BC3000年，止于BC2400年，前后持续约600年。整个古城东关遗址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如下：
东关仰韶文化早期(半坡早期)→中期(庙底沟类型)→晚期(西王村三期)→东关庙Ⅱ早期→中期→晚期→东关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及王湾三期)。
东关庙Ⅱ文化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南方屈家岭文化、东方大汶口文化、西北陇东一些文化因素的影响，这在其文化面貌中均有所反映。
据有关专家研究，古城东关庙Ⅱ文化早期出现的模制装足器(舞),是目前所发现最早的模制袋足器³。此外，东关庙Ⅱ晚期产生快轮制陶技术。
东关遗址未发现庙Ⅱ期的墓葬区，确定其社会性质有一定困难。但与其文化面貌最为接近的陕县庙Ⅱ遗存，发掘出一处氏族公共墓地。从其葬制分析，此时期母权制已经解体。有关专家对黄河流域部分史前史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公元前三千纪初左右，确立期的父系社会在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发生质的飞跃，过渡到父权制时代②”。由此推测，东关庙Ⅱ文化也已进入父权制时代。
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具有不同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鲜明特点，又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应属于独立的文化发展阶段。
附记：郭仁同志生前非常重视庙底沟二期文化分期及相关问题，并已为此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在此，对他的辛勤工作及敬业精神表示敬意
温馨说明：本平台目的在于集中传递全国各县考古成果，不作为任何商业目的，转载请注明出处。我们敬重和感谢原创作者，凡未注明作者姓名的文章，均因无法查获作者所致，敬请原作者谅解！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或同行告知，我们将及时纠正删除。图文编辑校对过程中难免出现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及时纠正修改。谢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