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唐末时期汉人不断迁入契丹辽朝，都有哪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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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末开始直至北宋建立之前，中原的汉人不断北迁进入契丹辽朝境内，他们的到来不但改变了契丹族的落后面貌，而且对辽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些汉人进入契丹辽朝的途径不一。
早在契丹辽朝建国前后，契月’贵族在向中原扩张势力的过程中，就曾将大批汉人掠入辽境，尽管目前很难准确统计其具体人数，但我们可从一些史料中对其发规模有一个粗略的认识。如，唐天复二年(902)，“(契丹)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
也唐天复三年(903)，“(契丹)引军略至蓟北，俘获而还。”唐天佑二年(905)，“(契丹)进兵击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而归。”昝契丹建国后，契丹统治者继续南掠。“辽太祖五年，(911)三月，次滦河，刻石记功，复略地蓟州。“
及守光被围于幽州，其北边士民多为契丹所掠，契丹同益强大。”辽太祖神册六年(921)，“丁未，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盱辽太宗天显九年(934)，“围武州之阳城。壬寅，阳城降。癸卵，洼只城降。括所俘丁壮籍丁军。”
太宗灭(后)晋后，俘获的汉人数量进一步加大，上至皇帝、要臣，下至士卒、百姓、僧尼等无所不包。在《资治通鉴》卷六《后汉纪一》中，便记载有“晋文武诸司从者数千人，诸军吏卒又数千人。”
此类记载，在其它典籍中还有一些。这些被掳掠强迫北迁的汉人中，大部分汉人为普通百姓和战俘，还有,部分汉族士大夫，这些汉人士大夫在进入辽境后为契丹的迅速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韩知古、康默记、耿崇美、张谏、室畴等人。韩知古，蓟州玉田人，在六岁时他被契丹述律后的兄弟所俘，成为其家奴。后来，他又作为述律后的陪嫁媵臣辅佐阿保机，并在安置被俘掠的汉人、修建城池及制定仪法方面为契丹做出了重要贡献，故而受到阿保机的格外恩宠，为阿保机立国的“佐名功臣之一”。
而同为阿保机佐命功臣的康默记，之前曾为蓟州衙校，太祖阿保机在略地蓟州的过程中获之，从此受到任用。自康默记入辽后，他随阿保机攻城略地，最重要的是“时诸部新附，文法未备，默记推析律意，论决重轻，不差毫厘。
罹禁罔者，人人以为不冤。"可见，他在为契丹早期制定律法及断案等方面具有开创之功。同样被契丹掳掠入境的还有耿崇美、张谏、室防等，他们大部分曾随契丹统治者一同开拓疆土。
如耿崇美不仅善于骑射，并且通晓契丹语，太祖时他受到述律后的器重，太宗时又在灭晋的过程中立下了重功。而张谏、室防除跟随契丹出征外，还同一些契丹重臣历经数朝共辅朝政。
特别是室防在后来的圣宗朝同韩德让、耶律斜轸一起辅佐当时初为继位的圣宗，为契丹政局的平稳过渡和经济等各方面的继续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契丹辽朝在将大批汉人掳至辽境后。
由于汉人的生活习俗、文化技能等与契丹本部民众有着较大差异，因此契丹统治者根据一些汉臣的意见，仿照中原州县建立了诸多汉城，并同其他契丹贵族相结合发展成为“头下军州”，“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
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若从平均每个州县一千五百户计算，大约有四万户二十余万人。”
而在被掳入境并在辽朝任职的汉人士大夫中，有相当大部分人的后代也均在契丹辽朝仕宦，比如之前提及的韩知古、耿崇美等。
玉田韩氏在韩知古之后，其子孙继续在契丹辽朝显达，特别是圣宗朝的韩德让，不仅出了宫籍，而且被赐国姓耶律，还拥有自己的斡鲁朵——文忠王府，可谓权倾一时。同样，耿崇美的子孙耿延毅等也在圣宗朝身居显位，其家族在契丹辽朝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阿保机建立契丹政权期间，曾多次南下袭扰中原，在这一过程中有很多汉人将领因战败降辽，进而在入辽后继续其仕宦生涯。这中问的代表人物有陈万、赵思温、张砺、刘守敬等。
陈万之父乃五代时幽州刘守光政权时的齐州防御使，后来为后唐庄宗时的涿州副使，在契丹北府宰相阿古只南下攻略期间降辽。
入辽后，陈万随契丹统治者多次征战，且战功卓著。与陈万境况相似的还有赵思温，他在入辽前曾先后在北燕刘仁恭和后唐庄宗时为将，之后太祖南下攻略燕地，赵思温降辽。
入辽后，赵思温为汉军都团练使，在为契丹开疆拓土的进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进而受到契月统治者的赏识，其卢龙赵氏家族后来也发展成为契丹辽朝的汉人世家大族之一。
此外，张砺与刘守敬在入辽前也同为五代时后唐政权下的属将，之后同在与契丹的交战中战败降辽。而与上述二人不同的是，张砺与刘守敬入辽后由于均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因此他们在为稳定和发展契丹内政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刘守敬的后人，如刘景、刘慎行、刘六符等一直在契月|显贵，其河间刘氏一族也成为与玉用韩氏、医巫闾马氏及卢龙赵氏家族并肩的辽代汉人四大世家大族之一。
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藩镇割据，各地方政权互相攻伐，造成政局动荡，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加之中原地区一些地方政权统治残暴，如，“初，燕人苦刘守光残暴。而此时地处塞外草原上的以耶律阿保机为首的契丹势力刚刚兴起，对于北迁而来的汉人实行“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鲁的“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致使“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毋深深吸引了饱受战乱和残暴之苦的中原人，因此大量的汉族军民或为避祸，或为生存、获利而纷纷逃奔、叛降至契丹境内。
在这类入辽汉人群体中，除有大量普通的军士、百姓外，还有诸多汉族名士、将领也进入辽境，这一状况无疑对当时期望得到汉族士人帮助的契丹统治者十分有利，对契丹最初的建国及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而这些主动入辽的汉族士大夫之所以选择侍辽，也有着其深层原因。在这之前传统的古代社会中，“贵华夏、贱夷狄”的思想观念在绝大部分中原人士心中是占有主导地位的。但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由于中原的频繁战乱；各汉族割据政权的残暴；
人心的离散及契丹的不断入侵与强盛等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致使传统的夷夏观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已有所淡化。正是在这一特殊形势和新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一些汉族士人结合自己的现实选择了主动入辽。
如在契丹建国初期，汉人卢文进及王郁等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以及怀揣着为自身获得更大利益的目的相继入辽。卢文进入辽后，不仅将一支十分富有战斗力的汉军，即“山北八军”一同带入辽境。
增强了契丹军队的战斗力，还将中原先进的作战工具、战术乃至纺织术等教予契丹，毫无疑问这对契丹早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王郁则是唐末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之子，他在投奔晋王李克用后又举室降辽。
之后他深得辽太祖阿保机重用，被视为养子，随阿保机东征南讨，立下重功。同样在契丹前期主动入辽的还有李内贞，他在阿保机南略过程中主动迎降，后在契丹五朝中均担任要职。而在太宗耶律德光执政时期，主动入辽的汉族士大夫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赵延寿和高勤。
赵延寿在入辽后，被封为燕王，任南京留守，总山南事，握有重权，并在太宗灭晋的过程中作为先锋立下头功。之后，赵延寿甚至参与到争夺契丹皇位的斗争中，可见他在契丹辽朝产生的重要影响。
同样在后晋时期主动降辽的还有高勤，他入辽后在世宗时曾任枢密使，总汉军事。而在五代中后期，也有很多士大夫主动入辽，如建立北汉的刘崇的后人刘继文。他在后汉时期就曾被派往辽朝做人质，后来在宋灭北汉时又逃归辽朝，并受到辽朝的优抚。
在唐末五代时，尽管契丹辽朝与中原各政权有过交战的历史，但其与中原王朝的各种使节交往也很频繁，据统计，“自907年至923年，后梁使契丹10次；自923年至936年，后唐使契丹19次：自937年至944年，后晋使契丹69次；自951年至979年，北汉使契丹59次：后周建立后，仅951年出使契丹就不下6次。
此外，远在南方的吴越、吴、南唐、荆南、闽、楚政权都与契丹有使节往来。"在这一系列交往的过程中，契丹统治者曾以种种借口为由扣留了一批汉族使臣。
在这些汉使中，其中有很多人具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和较强的治世能力，他们被扣留后得到了契丹的格外重用，对契丹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其中一些人被扣留后又在契丹娶妻生子，其后代在契丹辽朝同样深受重用，甚至形成了一定的家族势力。
而在被扣留的汉臣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首推幽州安次人韩延徽。韩延徽在被扣留前乃为北燕刘仁恭下的臣僚，任幽州观察度支使，之后他受到刘仁恭子刘守光的委派出使契丹。
在进入契丹属地面见阿保机时，由于韩延徽“见阿保机不拜，阿保机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马。”管之后，阿保机发现韩延徽有治世之能，遂亲自召见，并委以重任。而更能体现阿保机重视汉臣的事例便是当他对韩延徽二次入辽的态度。
当韩延徽入辽后，他曾又逃归中原，后来因受到他人的排挤便又一次返辽。当阿保机得到韩延徽返辽的消息后，在史料中有这样的描述：“契丹闻其至，大喜，……待之益厚。及称帝，以延徽为相，累迁至中书令。”
谤从中不难看出契丹统治者对汉人的重视和信任。而至于韩延徽在契丹辽朝期间所作出的功绩，则在各种史料中均有记载。
这表明韩延徽在契丹立国初期为契丹的迅速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韩延徽的后人韩德枢等人同样对契丹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延续性也使得安次韩氏成为契丹辽朝的汉人仕宦大族之一。
此外，同样曾被契丹统治者扣留的汉人使臣代表中还有贾去疑、姚汉英等人。其中，后唐使臣贾去疑被阿保机扣留后，另外任用，“俾督工役，营上都，事业(毕)，迁将作大匠。累拜始平军节度，加检校太师。”
饵而后周使臣姚汉英被契丹扣押一事在《辽史》中则有更明确的记载，“(姚汉英)本周将，应历初来聘，用敌国礼，帝怒，留之，隶汉人宫分。”嘻后来，其孙姚景行得到契丹的重用，出了宫籍。
后晋天福七年(辽会同五年，942年)，石敬瑭病死，其侄石重贵继位，后拒绝继续向辽称臣，于是辽太宗便以此为借口，举兵南侵。而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南下的过程中，一开始便遭到后晋的重挫，并受到当地百姓的顽强抵抗，举步维艰。
对此，太宗母述律平曾言：“汉儿何得一向眠!自古但闻汉，未闻汉和。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可见，契丹统治者面对中原军民的顽强抵抗，其灭晋之意并不坚定，仍有与中原政权妥协的愿望。
然而，在后晋朝廷中，却存在着一批唯利是图、卖国求荣的人，他们在后晋朝中本身居高位，握有重权，肩负着国家危亡的重任。然而，在此阶段，他们为获得自身更大的利益却临阵倒戈，最终导致了后晋的覆亡，为契丹入汴扫清了重重障碍。
所以说，这一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对契丹入主中原，乃至契丹的进一步汉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这之中的代表人物有杜重威、张彦泽、李守贞等人，他们在降辽前均在后晋朝中位居要职，如杜重威在与契丹交战中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张彦泽为马军都排阵使；李守贞为兵马都监，他们作为后晋主力军的统帅先后叛降契丹，藉以此获得契丹灭晋后的最大利益。
然而上述三人在太宗灭晋后虽得到一定的奖赏，可均无善终。张彦泽在作为契丹军队的先锋俘获晋出帝后，恃功进城大肆杀掠，引发众怒，后被太宗处斩。而杜重威与李守贞二人尽管在太宗称制中原后被授予高位，但他们在入(后)汉后也因受到猜忌而被刘知远属下诛杀。
至于李崧、冯道等后晋文臣，在太宗入汴后全部归降，并受到重用，如李崧被授予太师，冯道为太傅。之后，他们为契月的内政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冯道又历经世宗朝，为契月的稳定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总之，唐末五代汉人入辽主要途径包括被掳入辽、在战争中迫降入辽、主动叛降契丹辽朝与逃奔的汉人、出使契丹辽朝后而被扣留的汉人，以及后晋时期被纳入辽版图的幽云汉人等。
其中，在唐末五代中前期，由于契丹辽朝处于势力发展的初始阶段，契丹统治者积极南下中原大肆掠夺，因此此时入辽汉人以被掳入辽与在战争中迫降入辽的方式居多；
而在唐末五代中期与后期，由于中原地区依然处于战乱频仍的混乱阶段，而契丹辽朝在经过了初期的扩张积累后却已羽翼丰满，日益壮大，因此吸引了大量中原人士主动入辽，特别是当辽太宗获得幽云十六州后，这一趋势达到了高潮。
因此这一阶段汉人入辽主要以主动叛降契月辽朝与后晋时期幽云汉人被纳入辽版图为主。至于因出使契丹辽朝后而被扣留的汉人，则主要以汉人士大夫为主，他们入辽后受到契丹统治者的格外礼遇，其自身也为契丹辽朝的兴起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此外，其后代子孙在契丹辽朝中后期同样显贵，成为推动契丹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