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经”于右任为何花2000大洋买一块破石头？张家父子又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才保住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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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受邀去拜访一名古董商。席间于老被一块破石头所吸引，竟然为它豪掷4000块大洋。后来，为防止石头被日寇侵占，于老的受托人带着它东躲西藏，历尽艰辛。

于右任先生是同盟会成员，长期在国民政府任高官，是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还是一名造诣极深的书法家。

但凡痴迷于书法艺术的人，总是对石刻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执著，于老也不例外，古董商就是看中了他这一点。

于老这辈子见过无数的石刻，但眼前的这一块他从未见过。它是一块残片，不到一米见方，双面石刻，共有494个字，其中53个还是残字。

但精通书法的于老立刻就认定，这个字一定就是东汉著名的书法家、史学家、文学家蔡邕的隶书。那么，这块残石就很有可能是传说中的“熹平石经”。

于老擅长书法，但并不擅长金石鉴定，他一时吃不准这个石头是不是作伪。

于老把玩良久，突然做出一决定：4000块大洋成交。这个决定把随行人员吓了一跳，老人家疯了么？

那时候的一块大洋，以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3000—7000元，按折中粗略计算，4000大洋就相当于现在的2000万，一个字4万多！

您别以为于老是个有钱人，老人家在台北去世时，只留下了一万多张欠条。包括这次买石头的钱，他根本就拿不出。

于老跟古董商达成协议，近几日先付2000大洋，剩下的尾款两年内付清，到时候再交割货物。

走出古董商的家，随从埋怨于老太草率，就算是真的，那也得划划价嘛。于老说：“如今东洋在中国横行，你价格没吸引力，他卖给日本鬼子怎么办？钱多花一点无所谓，国宝不能流失。”

“熹平石经”究竟是什么东西？真的算得上国宝吗？又怎么会被碎了呢？

故事要回到东汉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那一年蔡邕（蔡文姬之父）等人向汉灵帝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今《六经》教材不一致，错漏歧义颇多，这就给察举考试带来麻烦。

什么麻烦呢？说出来你都不信，古人作弊的手法吓死人！有人向兰台内官行贿，让他们去涂改标准版经书的内容，让“标准答案”跟他的答题一样。

这种事做多了也就藏不住秘密了，于是蔡邕等人提出“正定六经”的建议，考订完，刻在石头上，既是对经典全面的校误，也统一了“教材”。

汉灵帝批准了以蔡邕为首的25人成立专家组，进入东观校书。他们花了七年时间完成修订工作，并由蔡邕用隶书抄写，再雕刻于46块“高丈二，广四尺”的巨石上，全文约20万字。

石刻后来被运往太学门口伫立，供太学生研读、抄录和拓印，每天往来的车辆达上千辆。

“熹平石经”创造了几个历史：第一份石刻经书；第一次校订六经教材；第一份书法石刻作品；还催生了雕版印刷术的萌芽。

遗憾的是，熹平石经树立起来才八年，就遭遇了一次重大浩劫。那年董卓在关东联军的重压下，决定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临走前，他一把大火烧光了洛阳，熹平石经被砸烂焚毁了。

北齐和隋朝时期，虽然也传出过残存的熹平石经被转运的消息，但很快又被历史的尘埃所埋没了。民国时期，有不少石经的残片被发掘，很多都流落到了国外。

石经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不可估量，比如它如果能复原，丢失的《乐经》就可能重现江湖。它字字千金，因此于老才不惜下了血本。

此后的两年，于老东拼西凑，终于攒齐了剩余的2000块大洋，这才得到了这方残石。经金石考古专家张鹏一先生鉴定，它真的是熹平石经残片。

1935年，于老决定将石经残片捐献给陕西省，可惜当时铁路线不畅通，他只好委托杨虎城将它先运抵北京，再由北京转运西安，暂藏于西安文庙。

1936年，日寇逼近潼关，不断空袭西安，作为国宝守护人的张鹏一先生，被迫将石经埋于西安碑林东院院墙下。

随着日寇轰炸的烈度越来越高，张鹏一觉得西安太不安全。在一个深夜，他和儿子张午中挖出石经，用骡车冒死偷运至富平县老家，并将它吊在一口枯井中，严令所有人不得对外泄露。

1943年，张鹏一病逝，没能等到赶走强盗的那一天，张午中从父亲手上接过了护宝的重任。

抗战胜利后，张午中又将石经转运至三原县民治学校，后几经周折，找到于老的侄子于期，并将国宝转交给了他。

1952年，于期按照于老的意愿，将这块饱经苦难的石经残石捐献给了陕西文管会，让它又重新回到了西安碑林。

到目前为止，除了流失海外的部分，国内已发现残片百余块，合计8800多字，于老捐献的这一块，到目前为止是最大的一块残片。

虽然这个数字离复原还很遥远，也或许我们永远看不到它全然复原的那一天，但这些现存残片已经为我们开启了两千年前中国文化盛宴的一角。请为于右任、张鹏一父子等，为保护国宝呕心沥血的中华儿女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