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后金（清）兴起于穷山恶水之间，未入关之前，其是如何筹备军粮的
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文史挥墨的《后金（清）兴起于穷山恶水之间，未入关之前，其是如何筹备军粮的》，希望大家喜欢。
自辽事兴起以来，女真人“以商立国”的采猎经济已难以维持后金政治与经济发展需要，保证稳定的粮食供给成为摆在努尔哈赤父子面前的一大要务。为此，后金统治者采取措施发展辖区内农耕经济。相关研究显示，清入关前后金农业生产有了较大进步，粮食基本达到自给。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两位大清王朝的开拓者为了获取保证后金汗国支撑下去所需要的仓粮，除了努力发展自身的农业生产，重农积谷外，还通过八旗屯垦、大臣进献粮食、与明和朝鲜互市换粮、武力征服朝鲜获取贡粮，最后还有对明王朝发动战争来抢掠粮食。
一、八旗屯垦
八旗是后金的社会组织形式，牛录是八旗的基本组织。而牛录制创立后，按规定是以男丁为计量单位的。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将国内“每三百丁编一牛录，牛录设额真一人”，同年，努尔哈赤因为“国人苦于粮赋”，特命“一牛录出男丁十人、牛四头，以充公役，垦荒屯田。”所收获的粮谷要上交国库。
有学者计算，按一丁垦地三十六亩计，当时八旗有二百三、四十个牛录，一牛录出十丁，共有二千三百多丁，可垦田八九万亩，亩产一石，能收粮谷八、九万石。这些粮食是后金主要的粮。努尔哈赤进驻辽沈后，用“计丁授田”的方式将土地分给八旗兵丁。八旗官兵的地是在天命七年（1622年）开始耕种的，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尔哈赤便颁布谕令向各牛录男丁征收官粮，用来充实后金的粮仓。
具体征粮的谕令内容为：除当差的巴克什、匠人、哨台的兵丁、在外驻防的甲士及为官差提供马匹者可暂免官粮外，“其余每一男丁皆征粮一石”。同年二月，为了在沈阳、海州、辽东三地贮粮备用。努尔哈赤下汗谕，向八旗各牛录征粮，内容为：“每牛录男丁三百人，征粮二百石，一百石运往沈阳，另一百石，如属海州人，即存放海州仓，如属辽东人，即存放辽东仓。……著晓谕诸申官所管之汉人等，每三丁征粮二石，一石送往沈阳仓。另一石，如属辽东人，即存放辽东仓，如属复州、盖州、海州人，即存放海州仓。”
有学者认为，这是对正月发布的纳粮谕的补充和更改，将原规定的每丁纳粮一石，更改为三丁纳粮两石。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前者规定当差者可免粮赋，故这两个谕令其实没有区别。事实证明，八旗屯垦是确保粮供应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如在天聪八年（1634年），众贝勒在上奏中还自责地提到：“臣思不知当用何术俾国中仓库充盈，比隆古帝，治臻殷富。”至清崇德三年（1638年）时，据史料记载，“八旗纳官粮丁三万一千八百八十九人，每丁以粮三金斗、草二十捆计之，共收粮九千五百六十六仓石七金斗、草六十三万七千七百八十捆。”
二、官员献粮
除了八旗牛录定期上交的粮食外，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大臣们为了表达自己对后金的忠心，也经常向后金进献财物，这其中当然包括当时后金最为需要的粮食。如天命六年（1621年），盖州游击张玉维向努尔哈赤献“粳米二十一石五斗、盐二千四百斤”。
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鼓励诸贝勒、大臣捐粮：“今蒙古、虎尔哈，各国多来投降，若给仓库的粮，则不够用，所以大臣们都捐助粮食……”其中多尔济额没有捐献粮食还受到了皇太极的责备。同年，归降后金的都元帅孔有德输粮一百石，总兵官耿仲明输粮一百五十石时，皇太极以“归附人民，粮已足用，不必输助”为由，命令他们把粮食又运回去了。可以看出这种通过大臣捐献来获取粮食的方式非常奏效。
对于捐献粮食有功的大臣，皇太极还予以升迁等奖励。天聪三年（1629年），罗文峪的守备李思礼“屯粮册籍来降朝见，上擢思礼为游击”。天聪九年（1635年），三等梅勒章京李国翰“原管壮丁三百六十名，凡四年、增丁二百四十三名，又曾输捐粮米五十五石，以食贫民。虽值歉岁仍生聚繁衍，升为二等梅勒章京。”
三、互市换粮
在入关前，主要与明朝及朝鲜进行互市贸易。其中与明的互市贸易主要在辽东马市进行。辽东马市指的是明朝对东北少数民族开设并直接管理的贸易市场。其贸易对象主要是东蒙古兀良哈部、海西女真部、建州女真部等部落。
据《明孝宗实录·卷一九五》记载“于广宁、开原奏立马市交易。当时虏酋输款，时以马易盐米，彼得食用之物”。可见在明朝中前期，建州女真族在马市上的交易主要是以马匹换取粮食为主。到了努尔哈赤统治建州女真之时，与明朝的互市更为频繁，有学者总结道：“天命之时，建州薄瘠，终岁所需，半仰互市，盖以建州饶参貂之利，明人亦藉粟帛为交易之品。洎两国失欢，互市遂绝。”也就是说，建州女真所用的布、粮食、盐、耕牛等，多半在互市中用人参和貂皮换取。后金换取的粮食可直接收入粮仓，而换取的农具和耕牛可以帮助其开垦荒地，扩大农业种植面积，提高生产力，增加粮食产量。
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改变了只知狩猎，不谙农耕的传统，并且走上了逐渐向农业国过渡的道路。天命四年（1619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战中击败明军，这场战争也导致后金与明朝的互市贸易受到严重影响，给后金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了：“衣服极贵，部落男女殆无以掩体……盐、酱极贵……今则将胡家尚有所储，而闾阎则绝乏已久云”的局面。
面对明朝的封锁，后金只能将目光转向朝鲜。建州女真与朝鲜毗邻，双方往来较为密切。早在后金国建立之前，努尔哈赤在与明朝马市进行贸易的同时，曾经试图与朝鲜进行互市贸易。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努尔哈赤派部下对朝鲜的满浦官员说：“欲将熊皮、鹿皮卖于满浦，买牛耕田。”
不过，朝鲜当时忌惮于明朝的压力，没有答应。因此，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的后金与朝鲜的互市愿望并没有达成。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派阿敏贝勒出征朝鲜，发动征伐朝鲜的“丁卯之役”，依靠武力征服了朝鲜，与朝鲜“约为兄弟之国”，其重要目的就是建立起与朝鲜的贸易关系。当年夏天，后金国内就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皇太极因为粮米不足致信朝鲜国王请求与其市籴一年：“尔能开籴助我，以济窘迫。方见两国结为兄弟之益也。”
天聪二年（1628年），朝鲜终于迫于后金的军事威胁，在本国尚“八道骚动，仓库皆空”的情况下表示：“贵国人众，以食乏为忧，欲购一年粮……今谕令官员尽力办米三千石，一千运往市上变卖，两千无偿相馈。此乃心意，非常例也。”
四、借粮朝鲜
后金（清）与朝鲜的往来并非仅限于互市贸易这么简单。据朝鲜方面史料记载，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建州女真遭遇粮荒，“时西方失稔，虏地尤甚。老酋遣人来言于满浦曰‘我境年凶如此，明春难以生活，闻朝鲜多有蓄积云，幸相赈救’云云。”老酋，即努尔哈赤，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聪睿汗”，因为灾荒，粮食歉收，也会低声下气地去朝鲜乞粮。
建州女真这一求粮举动甚至引起了明朝的警觉。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明朝官员巡按辽东御史萧淳言：“建州联西虏暖兔伯，缔昏忽刺温，借粮朝鲜，声势叵测……”。然而此时努尔哈赤的实力还不足以威慑到朝鲜，再加上当时朝鲜忌惮明朝的权威，并不敢与努尔哈赤来往过密。因此努尔哈赤求粮的要求最终并未得到满足。
天聪元年(1627年）后金与朝鲜结为兄弟之国后，朝鲜迫于后金的军事威胁，面对后金的“借粮”需求，虽不情愿，却也不敢再敷衍了事。据史料记载，天聪八年（1634年），后金再次向朝鲜发出“我国受天之佑，阿奴车讫罗两国归顺者甚多，又毛兵投降者至于数万，无以接济，愿得粮饷”的要求时，朝鲜为了赎回被后金在战争中俘虏的人口，曾筹集一万数千石米，装运载往义州，以应金国的需求。
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亲自率领十万大军渡过鸭绿江，第二次大规模入侵朝鲜，迫使朝鲜与之订立了“城下之盟”，这次，朝鲜正式成为清的附属国，即由“兄弟之盟”变为了“君臣之义”。在朝鲜与清所签订的盟约中，规定了朝鲜每年需向清朝进贡的方物，其中一项进贡物为“米万包”。后来朝鲜以“岁荒民饥”等各种理由搪塞这项贡米。为此，崇德五年（1640年），皇太极下令，恩减朝鲜贡米的数量：“想尔国岁贡米万包，皆取给于民者，今减去九千，止贡千包，俾尔臣民，同沾浩荡，特谕。”
至于原因，有学者认为此时清国因为屯田积粮，粮储丰足，所以才会如此慷慨地恩减朝鲜的贡米九千包之多。崇德六年（1641年），清攻锦州时，皇太极征调朝鲜粮万石，船百十有五艘。可惜运粮船在途中遭遇风暴，沉没大半，加之明朝水师从中拦截，运至盖州时，仅剩下五十二艘运粮船。因此，朝鲜实际上进贡给清的粮食数量可能远少于“万包”的标准，但是，我们仍不能忽视朝鲜对后金（清）的粮食供给所做的贡献。
五、掠夺明朝
尽管有各牛录上交的官粮、官员的进献、通过互市换取的粮食补给、甚至还有朝鲜的贡米，后金的粮仓还是只能勉强维持后金社会的基本需求。当天灾来临时，所剩无几的仓粮显然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前来归附的民。因此，努尔哈赤与皇太极需要迫切地寻找到一条更为直接、更为快速地获取仓粮的方式，那就是发挥八旗军队善骑射、骁勇善战的优势去抢掠粮食。抢掠是努尔哈赤自起兵，皇太极将后金实力壮大直至清军入关，一直都在做的事情。
建州女真族与其它部落及其他民族的征战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抢掠的过程。根据朝鲜使臣李民寏描述建州女真兵丁出兵之时的情景为：“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
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宣布“七大恨”，拉开了与明战争的序幕，此时的后金正面临粮荒，所以每占领一城掠夺的目标主要就是粮食。天命三年（1618年）五月，后金军即攻克法纳哈花豹冲、三岔路等大小共十一城，“掘取其所藏粮食”，又入抚顺路，“放马食田中青禾，将往日窖藏之粮谷尽数运回”。同年七月份，后金军攻下清河，并毁掉一堵墙、碱厂堡，“将该路窖藏之粮谷，尽行运回”。天命四年（1619年），努尔哈赤甚至在给蒙古国王写的书信中骄傲地说道：“直至春天，皆以我征服地方之粮米为食也！”
天命五年（1620年）六月，努尔哈赤“率步兵掠粮，入抚顺路，直至沈阳城外十里处，杀明兵百人，俘获四千，掘取窖粮载归”。同年九月又“命军入懿路、蒲河地方，取明粮谷。军士至彼，即行打粮。”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后金军向广宁城（今北镇）方向进发，大败明军。广宁右屯卫城“游击、守备皆逃……所积粮草俱在”。
后金因此得到了明朝在广宁右屯卫的存粮，存米数目为：“老米四十二万一千一百三十石五斗二升、小米一万五千零二十石七斗一升、黑豆五万四千三百二十石一斗一升、高粱一万三千二百一十石五斗三升、共五十万三千六百八十一石七斗七升。”这五十万石的粮食极大地补充了后金的粮食缺口，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后金的粮食问题。天命八年（1623年），努尔哈赤命广宁城军士停止筑城，并于广宁城内外搜寻“藏物之地窖而挖之”“若得粮食，准所得之人售卖”。
努尔哈赤的这项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后金官兵收罗明朝汉民藏粮的热情。随着越来越多的明朝暗藏的粮窖被找到，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后金最需要的粮食储备。皇太极和他的父亲努尔哈赤一样，都善于通过发动对明朝的抢掠来缓解自身的粮食危机。
天聪二年（1628年）皇太极致书明朝，甚至以威胁的口吻说道：“我将率敖汉、奈曼、科尔沁、巴林、扎鲁特等部，筑城毗居。以俟秋成，取尔禾稼。”天聪四年（1630年），后金绕道蒙古进攻滦州，下令：“我军既入城，分城中房舍满洲汉人、各居其半。籍城中库银四百七十两、仓粮一万九石。”
天聪七年（1633年），正黄旗下副将祖可法上奏，建议皇太极率兵西征时，“要得南朝各处海运仓库堆积米豆，并在地田禾，我兵仔细食用，不可作践，以备久远之用。”崇德七年（1642年）四月，皇太极依靠汉军八旗的红衣大炮攻下了明塔山城，缴获“仓米二千六百五十石”，皇太极命将这些米运至锦州仓。不久清军又攻下距塔山不远处的杏山城，接收城内“仓官四十六员……仓米六十石，粮谷八十四石，共一百四十四石”。以上史料记载均说明，抢掠是后金获取粮食的重要手段之一。
六、总结
清入关前的仓粮来源渠道较为广泛，既有传统封建王朝的屯田垦荒、例行征粮行为，又有少数民族特有的依靠战争掠夺补充仓粮。虽然这种原始掠夺行为给辽东的汉民以及邻国带来了灾难，但对于崛起中的后金汗国来说，无疑是得以补充仓粮，保存并壮大自身实力最为有效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