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签”是谁让“希孟”有了“王”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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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图》卷局部
北宋卤簿钟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千里江山图》是北宋王希孟创作的绢本设色画，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宋宰相蔡京在题记里确定《千里江山图》卷系“禁中文书库”里的“希孟”之作，宋代《百家姓》里没有“希”姓，作者一定是有姓氏的。五百多年后，清初梁清标、顾复、王济之、宋荦等异口同声地称之为“王希孟”，那么，希孟的姓氏是从哪里来的？宋荦记述王希孟“未几死，年二十余”的依据又在哪里？有关他患疾与死亡的信息又在哪里？
只表扬而不提拔，绝不是徽宗历来的做派
蔡京题记是宋代唯一与王希孟有关的文字信息。他在题记里记录了徽宗对王希孟的高度赞赏，其实隐藏着王希孟沉疴在身的信息。后者是题跋通常不便于直叙的隐情。徽宗对王希孟《千》卷的评价为“上嘉之”，“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他在后一句里用典有二：一是“天下士”，一是“作之”。
“天下士”典出《史记》，魏国将军新垣衍“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士也”。此“先生”系齐国贤士鲁仲连，他为了消除国家之间的战争阴霾，多次以辩才成功说和了欲战双方且不索取任何职位，所以“天下士”后特指才德非凡、舍生取义的贤良国士。
“作之”也是从鲁仲连生发出来的典故，典出孔鲋《孔丛子》，魏安厘王问天下之高士，子顺曰：“世无其人也；抑可以为次，其鲁仲连乎！”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习与体成，则自然也。”这里的“作之”，指的是鲁仲连为国家所做的大事、正事。而徽宗语“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即王希孟的“作之”也就到此为止了。在徽宗看来，创作《千》卷可谓当下的大事、正事，或许徽宗此言正暗示了王希孟大功告成却沉疴难愈，慨叹其“作之而已”。
徽宗把王希孟称作“天下士”，这是他对当朝画家绝无仅有的赞誉。这里首先透露出王希孟的家世，他出生于“士”家，即祖、父辈系读书人且有一定的地位，徽宗评价他“其性可教”，这是由士家子弟的文化修养和见识所决定的，正因如此，希孟才得到了徽宗的器重——“遂诲谕之，亲授其法”，否则，徽宗是不会如此青睐一个杂流子弟的。
按照徽宗的行事方式，会当即赐予这位“天下士”一个翰林图画院的职位，这也正是在“禁中文书库”干杂差的王希孟拼命完成《千》卷的期盼所在。但是徽宗仅是给他一顶高冠，用无须以职位作酬的“天下士”来称呼他（如赐予职位，蔡京一定会作为结果写在题记里）。王希孟得到的仅仅是“嘉之”，是一些物质上的奖励和“天下士”的美称，他的名字依旧躺在“禁中文书库”的名册里。而这样对待少年新进，绝不是徽宗历来的做派。
有几个事例可以说明徽宗是以地位和官职赏赐年轻画家的：邓椿《画继》卷一○记载，徽宗察看龙德宫刚完工的壁画，他对画院待诏们的画艺无一认可，“独顾壸中殿前柱廊拱眼斜枝月季花，问画者为谁？实少年新进。上喜，赐绯，褒锡甚宠，皆莫测其故”。该少年可以享受四五品官的一些待遇。王道亨曾与王希孟一样，也是画学生徒，他画唐诗“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能“曲尽一联之景”，连绘两图皆称旨，“遂中魁选。明日进呈，徽宗奇之，擢为画学录”。画学录为管理画学日常事务的吏员。
据北宋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五记载，做画学录的张晞颜曾依照御批进呈《花果三十品》，笔法颇有可取，赐官将仕郎（从九品）。而王希孟历时近半年绘成近十二米的长卷，难道还敌不过画“斜枝月季”的少年和“曲尽一联之景”的同窗，以及画《花果三十品》的吏员？这不是因为王希孟有什么过失，也不是蔡京没有促成，更不是徽宗的疏忽，此中缘由，需要结合宋代职官制度才能进一步知晓。
历代职官制度中，朝廷对罹患重病的中榜进士和候任官员均不赐予职位。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唐代许浑“大和六年（832）进士，为当涂、太平二令，以病免，起润州司马”。就北宋而言，这一规则尤为严苛，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所谓“老病”特指不治之重症，其中也包括身体残疾，北宋对此类人士入朝的限制是相当严苛的。其一是害怕传染性疾病在朝中蔓延，其二是顾及官员的形象，其三是考虑任职者的效率。从蔡京的跋文来看，王希孟的画作受到徽宗如此青睐，但徽宗却只嘉奖不任用，唯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王希孟或已身体状况不佳。
回顾《千》卷的创作过程，希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近十二米的设色长卷，在此期间，他要独自跨过整个漫长的冬季，古建筑采光有限，加上冬季的开封每天适合作设色画的光照时间仅有八个小时左右，其创作压力可想而知。长时间的独自赶工对一个十七周岁的少年来说，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和心力。由此想来，大功告成之时，王希孟已然是沉疴难愈。根据宋代“老病不任官职”的制度，王希孟能得到的仅仅是徽宗的高评嘉誉。
三年后，朝廷发生的一件事，更可为王希孟患病的结局作一注脚。
一座北宋卤簿钟隐藏着王希孟生命的终结点
王希孟的沉疴持续了多久？一座北宋卤簿钟记录了几件画作被使用的状况，其中隐藏着王希孟生命的终结点。
这座北宋卤簿钟长期展陈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厅，钟系铜质，高1.84米，口径0.81米，顶部由二龙戏珠形成钟钮，外壁极富装饰性，自上而下环绕着五层浅浮雕装饰图案带，其中第四层是山水，亦被称作“千里江山图”。
蔡京于政和八年（1118）建议营造了正德门，属于北宋末年的代表性建筑。这座有五门图案的大钟，正是为纪念此次改扩建工程而造，并陈设在宣德门。按照北宋郑居中《政和五礼新仪·嘉礼》记载，每当皇后经过宣德门时，城楼上必须钟鼓齐鸣，因此铸造大钟的时间绝不会晚于宣德门竣工。
卤簿钟上的五条装饰带是由三个不同水平的匠师完成的，有明显的风格差异。
第一至第三条装饰带，风格圆浑庄重、沉凝敦厚。第五条装饰带在钟脚上，风格毓秀巧密、灵动飞扬。其刻绘者也应该是宫廷画家，刻铸得精致细密，丝丝入扣，仙人神兽和海浪的动感极强。
然而，第四条装饰带上的“千里江山”，面貌粗陋简率，构图平铺充塞，显现出与其他装饰带在造型和工艺上的巨大差异，极不协调。多位专家确信这条装饰带的布局和造型参考了《千》卷，群山绵延，循环往复，确有无尽之感。与《千》卷的构图一样，装饰带上的“千里江山”天际高旷，留出大片天空，绵延的山势与王希孟笔下的景致多有相近之处，且山山相连，近景也有一条蜿蜒小路，穿插于山谷和溪流之间，几乎贯穿全图。沿途相继刻铸有大树、挂着酒旗的酒肆、茅屋、小亭、木桥、泊舟等，点景人物中有行人赶着毛驴过桥或是荷锄的农人等。这些细节上的相同，不是没有缘由的巧合，而是卤簿钟的主持者有意为之的结果。这个人就是蔡京！宣德门的复建工程由蔡京主导，卤簿钟的制作也应由他主持，在这座钟上出现《千》卷这幅蔡京的藏品，体现了他要让该图发挥政治作用的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千里江山”装饰带里，印证着王希孟重疴之后的信息。这条装饰带虽然受到《千》卷造型和构图的影响，但与其相比，手法粗糙、细节草率，造型概念化，显然不是王希孟亲自操刀。刻绘者不得原作要领，疏于理解，只能直接参考原图，如《千》卷中的农夫持鞭赶驮粮毛驴过桥的图像都是右向的，刻绘者在刻制模范时照原样摹刻，也是右向，结果翻铸出来的赶驴图像成了左向的。
如果王希孟在世，蔡京按理会责令他主持大钟“千里江山”装饰带的绘制，其艺术效果一定要比这个精到得多，会有许多耐看的细节。
装饰带上没有出现王希孟《千》卷工致精细的艺术特色，孤立地看，可以确信他没有参加卤簿钟装饰带的活计，联系蔡京题文中潜藏着他重疾的信息，在卤簿钟与宣德门一并完工的1118年之前，王希孟已经不在人世了，在刻铸期间，蔡京不得不改派他人以《千》卷为参考样本，草草完成卤簿钟“千里江山”装饰带的差事，露怯甚多。
那么，王希孟“年二十余”故亡的信息会记录在哪里呢？
《千》卷外包首宋签会留下什么
杨新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与傅熹年先生相继开展了对王希孟和《千》卷的深入研究。他提出，《千里江山图》并无作者款印，仅从卷后隔水黄绫上蔡京的题跋中才知道这一巨制的作者叫希孟。清初梁清标的标签上及宋荦的《论画绝句》中才提出希孟姓“王”。宋诗说：“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进得一图身便死，空教肠断太师京。”附注云：“希孟天姿高妙，得徽宗密传，经年作设色山水一卷进御，未几死，年二十余，其遗迹只此耳……”
杨先生同时表示，“宋荦是在梁清标家里看到这一卷《千里江山图》而写下上面的诗句和附注的。但梁氏、宋氏去北宋已六百余年，从何得知希孟姓王，又何知‘未几死，年二十余’，因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第三条有关希孟的生平资料，这里暂从梁、宋说法。”
外包首题签是历史形成的。以古今书画装裱的基本程序和样式而论，《千》卷第一次装裱后必定是要粘贴题签的，题签至少有两处，位于画幅之前的里题签和位于外包首上的外题签。
古代绘画特别是五代以前的画作本幅上多不署名款，而是由内签和外包首题签标明作者。外包首题签的尺码要略大于内签，提供的信息首先必须有时代、作者、品名，其题签的下半段往往会附上一到两行小字，涉及与作者或藏家有关的重要事宜，作为补注信息。这是古今藏家经常使用的记录形式。笔者推定，宋荦极可能在宋代原始题签的补注中得知王希孟的死讯，这个补注往往会出现在外包首题签的下半段。
外包首题签的用途主要是提供查阅和著录。古代书画的画套、画盒等包装物的签条内容以及账记名目等，均以原物的外包首题签为准，以便于统一。画幅内的题签常会省去朝代和作者姓名，而外包首题签必须完整，这往往是古代书画著录书获取信息的直接材料。
收藏家在题签和著录上标明的画家姓名，均是全称，中小名头的书画家更是如此，绝不舍其姓氏。此种规矩，千年不变，直到清代的《石渠宝笈》都是如此。
《千》卷在南宋高宗朝重裱过，之后到清初没有再被修裱的情况，原外包首题签必定是宋签。在宋签上，有作者、画名，其下必然预留一大段，其上可写两行小字，王希孟亡故的信息自然会由藏品的主人蔡京在此补注。但外签长期暴露和被触碰，最容易受损。古人若无法修复这类损坏严重的外签，往往一裁了之，内签也是如此，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的题签也是被明末裱匠裁掉的。因此，迄今为止，极少看到元以前的外包首题签。
笔者以为，北宋宫廷裱作里的装裱师绝不会置千年装裱之规于不顾，取消了《千》卷的外包首题签。而梁清标之所以没有保留下外签，一定是因为它已经相当残破了，乃至于无法修复。梁清标是很注意保留这些信息的，如经他收藏的陆机《平复帖》，依旧保留徽宗题写的“晋陆机平复帖”签条，其上还钤有徽宗的“双龙小印”和“宣”“和”朱文连珠印，证实这是内签，而不是从外包首移进来的外签，陆机《平复帖》的外包首宋签肯定是因破损不可修复被遗弃了。
既然《千》卷外包首有宋签，总会被后人见到，上面写了些什么？
谁看到了宋裱的《千》卷？
今人所知的希孟姓氏和死讯来自清初收藏家留下的信息，而这些信息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源头，那就是《千》卷的外包首宋签。
第一条信息来自梁清标在《千》卷重裱后题写的外签。梁清标曾是《千》卷的主人，他曾将大批私藏书画重新装裱，希孟姓王的信息直接来自五百年后梁清标（1620－1691）在外包首以行楷书写的八字题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希孟自此开始姓“王”了。清初数人皆认为希孟姓王、“未几死，年二十余”，这些信息极可能来自《千》卷旧裱外包首题签。
以下的第二、第三条信息不仅涉及希孟的姓氏，而且关乎他的生死。
第二条信息是明末遗民、书画鉴藏家顾复转述的内容。顾复《平生壮观》记载：
曩与王济之评论徽庙绘事，落笔若有经年累月之工，岂万机清暇所能办。济之曰：“是时有王希孟者，日夕奉侍道君左右，道君指示以笔墨畦径，希孟之画遂超越矩度，而秀出天表。曾作青绿山水一卷，脱尽工人俗习。蔡元长长跋备载其知遇之隆。今在真定相国所。”
顾复通过画商王济之得知梁清标府上藏着一卷青绿山水，是一个叫王希孟的北宋人画的，后面有蔡京的题文。王济之（一作际之），乃都门（北京）人，活动于明末清初，经营古董买卖，也擅长装裱，在鉴识上有“都门王济之，江南顾维岳”之称，他常为梁清标掌眼，明末清初吴其贞《书画记》卷四里有记述，王济之与梁清标关系相当近，应该是见过《千》卷的。
第三条信息来自清初宋荦的记录。宋荦与梁清标有师友之交，他完全有可能见过《千》卷在梁氏重裱之前的宋裱状态。宋荦将他所见记载在《西陂类稿·论画绝句》里：“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进得一图身便死，空教肠断太师京。”然后附上小注：“希孟天资高妙，得徽宗秘传，经年作设色山水一卷进御。未几死，年二十余。其遗迹只此耳。徽宗以赐蔡京。京跋云：希孟亲得上笔法，故其画之佳如此，天下事岂不在乎上之作之哉！今希孟已死，上以兹卷赐太师，臣京展阅深为悼惜云。”
宋荦提到王希孟“未几死，年二十余”的信息很可能也是来自于《千》卷外包首宋签上的小字注释，里面含有对王希孟的感叹和悼念。宋荦对蔡京题文有误记，从宋荦的语句来看，他是凭记忆将蔡京题文的内容写成诗，很可能将外签注释上悼王希孟早卒之事和蔡京题记上的赞美内容混淆了。这可以进一步推定外签上的内容极可能是藏品主人蔡京留下的，这才有可能使宋荦将外签上的注释与卷尾的题记内容相混。
结语
从宋荦关于王希孟“未几死，年二十余”的记载，可以测定王希孟故去的时间是在1115年之后，他熬过了二十岁，否则不会有“年二十余”之说。熬过多少年呢？联系蔡京题文中徽宗话语里透露着王希孟罹患沉疴的信息，以及卤簿钟铸造的时间在1116－1118年，王希孟未能参与钟上“千里江山”的图案的刻绘，推知他极可能卒于1116至1117年之间，1116年病卒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享年二十一二岁，恰合“年二十余”的记载。
徽宗对王希孟高度赞扬却不任用的事实，与宋代“老病不任官职之事”的职官制度有关，也体现在1118年前铸造卤簿钟“千里江山”装饰带系他人代工的反常现象，再联系古代画卷外包首题签的书写规矩以及顾复关于王希孟“年二十余卒”的记录，这几件事实的存在是有历史缘由的，即宋代官制、匠作则律、外签规矩等，将这几件事的结果联系起来看，它们之间没有自相矛盾之处，也没有与之相悖的其他材料，形成了一定的互证关系。
文/余辉（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