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西汉佞幸的结局，为何都以悲惨收场，影响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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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有生必有死，有盛必有衰，矛盾的两面性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西汉佞幸群体的兴起，显赫之时可谓风光无限，最终却难以逃脱悲惨的结局，其权势也多难以长久的维持下去。
从各方面分析，西汉佞幸衰亡的命运结局可以说早已注定。
命运与君主相始终
皇权强化是促进佞幸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佞幸权势的根源自始至终来自君主，君权强盛则佞幸之权随之膨胀，以皇权为依靠而发号施令。
但与君权的关系同样是把双刃剑，一旦君主无法再提供保护，或对佞幸的感情态度发生改变，佞幸权势自然不能保持，乃至生命受到威胁。
所以说，佞幸命运始终与君主相连，两者的关系仿佛自然界中的寄生关系。主观因素上，佞幸的命运与君主的态度密切相关。
从根本来说，佞幸与君主之间不是平等的朋友相交，而是一方依赖另一方的关系。一旦亲密关系逐渐消失，那君主对佞幸的宠爱是否能一如当初呢？
对于这个问题，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有过精辟的回答：“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佞幸群体，佞幸同样以色侍君。无论君主当初如何的宠信，当佞幸容颜衰老，君主态度必将随之改变，弃之如弊履，这是佞幸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命运。如春秋时期，卫君与弥子瑕的故事就极具代表性。
弥子瑕容貌姣好，卫君对其十分宠爱，甚至容忍他许多违禁之举动。
当弥子瑕容颜不在，卫君的态度随之改变，要追究弥子瑕过去的不敬之罪。同样是弥子瑕，前后待遇可谓天壤之别，根源在于卫君对其感情，由宠信变为厌恶。
君主的态度是决定佞幸命运的重要转折点，西汉佞幸同样这般宿命。如李延年受汉武帝宠信之时，“与上卧起，甚贵幸。”
一旦汉武帝对其感情发生改变，“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也。”太史公对佞幸悲惨的结局发出感慨：“甚哉爱憎之时······虽百世可知也。”
客观因素上，君主提供的保护一旦减弱，外界反对力量必然将佞幸置于死地。佞幸的生存和发展极度依赖君主，失去君主保护，仿佛无根之萍，自然难以长久。西汉大多数佞幸的结局似乎都印证这一规律。
如汉文帝驾崩后，邓通遭到汉景帝之清算，家产皆被查封，最终穷困而死；汉武帝无法违逆王太后的意愿，韩嫣终被赐死；张放被太后王政君一纸诏书贬回封地，汉成帝却无可奈何；董贤虽官至大司马，在汉哀帝去世后，也被王莽等大臣攻击逼迫。
最终只得与妻子自杀谢罪。由此可见，西汉佞幸衰亡的结局可谓殊途同归，因与君主的命运相联系，当君主驾崩或无法提供保护时，外界反对力量必定群起而攻之，此时佞幸没有力量进行自我保护，悲惨的结局不可避免。
朝廷内外的攻击
自古以来，社会舆论赞扬忠臣贤士，歌颂直谏之臣；对依靠谄媚而获重用的佞幸群体充满不屑，外界舆论对佞幸群体的攻击从来不曾停止，这种严厉的批判，客观上也影响佞幸之命运。
春秋战国至汉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强调任政以贤。君王应亲近忠诚正直的臣子，远离奉迎谄媚的佞幸小人，这是国家兴旺发展的原因。
如《吕氏春秋》中将君主用人比作染布，“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君主所染得当，则必须任用贤明，国家自然可以兴旺，功名可传于后世；若所用皆奸佞之臣，则“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
西汉时期，许多思想家也从不同角度抨击佞幸。如贾谊强调清除奸佞的重要性：“贤人不举，而不肖人不去，此君无道也，故政谓此国无君也。”
董仲舒也有类似看法：“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万世必然，无所疑也。”
以上思想的共同点：对佞幸群体报以深深的敌意，认为他们是毁坏国家的蛀虫，必须予以清除。如王充对佞幸报以极度贬低的态度，揭露他们的卑鄙伎俩，认为他们：“迎合上心”、“损上益下，愁民说主”，“贪利专权”，“误设计数，烦扰农商，毁谤贤能，阴塞贤路”，要求将违禁的佞幸之徒绳之以法。
所以，西汉佞幸在如此舆论的影响下，多次受到朝廷大臣致命的攻击。
如江都王向太后状告韩嫣违禁行为，太后厌恶韩嫣而赐死；萧望之等大臣与石显进行斗争，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汉成帝则迫于群臣屡屡上书的压力，不得不让张放返回封地；郑崇向汉哀帝进谏：“以为侍中董贤贵宠过度，数谏，由是重得罪。”
由此可见，外界舆论的力量确实不可忽视。当佞幸之恶行遭受众怒而群情激愤时，即使皇帝也无力再次挽救佞幸的性命。
如西汉佞幸中的韩嫣、淳于长、张放俱是在群臣的舆论攻击下或死或贬，落得悲惨的命运结局。
个人行为的失当
佞幸群体衰亡之结局，除外部条件的影响之外，个人行为失当也是重要原因。西汉佞幸多出身卑微，无权无势，却偶然间得到皇帝的宠信而权势滔天，命运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骤然品尝权力的滋味，难免出现嚣张跋扈、不知节制的失当行为，这些失当行为可能相当致命。
当然，西汉佞幸群体中亦不乏邓通、北宫伯玉般谦虚谨慎、忠厚自持之人，但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佞幸行事多因受宠而飞扬跋扈，因不遵法纪而引发众怒。如韩嫣、李延年、淳于长、董贤都是其中典型代表人物。
如韩嫣依仗汉武帝宠爱，行事嚣张跋扈，满朝上下对其或羡慕、或痛恨、或嫉妒，但总体的说，绝对不会有良好的印象。他依然我行我素，浪荡不羁。
上林苑狩猎，韩嫣驾驶汉武帝的车驾在皇帝专属驰道飞奔，江都王“以为天子，辟从者，伏谒道傍。嫣驱不见。”
江都王倍感耻辱，向太后报告此事，韩嫣依然“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最终被太后赐死。李延年与韩嫣的结局极为相似，同样因后宫中不检点行为，生活骄奢淫逸而被汉武帝诛杀。
东汉爰延劝谏汉灵帝也以韩嫣、李延年的结局为例：“武帝与幸臣李延年、韩嫣同卧起······嫣伏其事。”
有的佞幸不仅处事嚣张放荡，对权力的野心也丝毫不遮掩，在朝廷中广数政敌。如淳于长“外交诸侯牧守，······不奉法度。”
为获得辅政大权，向大将军王凤讨好，还和许皇后的姐姐私通，不法越轨之行为引得朝野不满，王莽将其告发，淳于长被下狱待罪，死于狱中；再如董贤权力野心强烈，处理政治问题却十分幼稚。
如汉哀帝在麒麟殿设宴招待董贤父子，尽兴之时要效法尧舜传位给董贤。面对此种言论，臣子必定诚惶诚恐，高呼死罪，但董贤却没有丝毫表示不安，似乎可以安然地接受。
对比历史上相似的情况，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当刘备表示如果刘禅不成器，诸葛亮可自立为王，诸葛亮痛哭流涕，表明自己没有丝毫非分之想，诸葛亮的表白一定程度上打消刘备对他的疑心。
与之比较，董贤处理政治敏感问题则极为失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