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明朝官员服饰为何这么繁琐？一品文官仙鹤图案，武官为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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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明朝官员服饰为何这么繁琐？一品文官仙鹤图案，武官为狮子，三品文官孔雀图案，武官为虎豹，朱元璋有如下考虑。
近年来，随着以明朝为背景的正史剧《朱元璋》、《女医明妃在》、《大脚马皇后》、《郑和下西洋》等影视剧的热播，让人们对明朝社会生活有了更多的认识，面对剧中出现的眼花缭乱的各种官服，很多人都分不清，笔者就明朝官服这个话题浅谈一下。
谈起官服服饰，必须从礼仪文化谈起，在我国的古代社会，礼治思想在任何一个王朝来说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礼文化含有众多的意义，是我国传统文化根本特征和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统治阶级维护尊卑贵贱、长幼有序的森严等级制度的准绳。
我国服饰早在黄帝尧舜时期就已经用来区分尊卑功能了，如以下资料。
《易经》“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乱，则民志定，天下治。”
上为天，下则地，衣为上，裳为下，由此推论，上为天子，下为庶民，天子与庶民的关系就如同衣和裳的关系，上下不可错乱。
到了周代管制礼服制度开始完备起来，如以下资料。
《周礼·春官》“王之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公之服，自衰冕而下。侯伯之服，自瞥冕而下。子男之服，自鑫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凡大祭祀，大宾客共其衣服而奉之。”
从以上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朝时期就制定了从帝王到百官卿士的官服制度，礼服名目相当繁多，规定极其严格。周朝官服制度，历经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不断发展，到了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隋唐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隋朝时期确定了五品以上官员用紫袍，六品以下官员用绯绿，小吏用青色，庶人用白色，屠商用皂色，士兵用黄色的颜色规定。
到了唐代，唐承隋制，基本沿袭隋朝旧制，但是在服饰的颜色上却有重大改动，在唐以前，黄色服饰可以上下通用，例如隋朝士兵就穿黄色服装；但是，唐人认为赤黄色跟太阳的颜色一样，而太阳是皇帝的象征，正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因此唐朝皇帝规定，除了皇帝可以用黄色外，臣民不的用，因此自唐高宗后期就禁止官名穿黄色。
根据《旧唐书》、《新唐书》记载，唐代官员服饰服色如下：一品至三品官员为紫色服饰；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庶人黄白。
到了宋代，在官服制度上，十分重视恢复旧的传统，宋代颁布的官服制度与唐代官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宋神宗废除隋唐以来按照官员品级确定冠缓的方法，按照实际任职来决定服饰，把官职分为七级，而不是唐朝的九级，冠缓也分为七等。
到了元代时期，由于是蒙古族统治，其服饰比较混乱，蒙古人入关后随意穿汉族贵族服饰，各种花纹绣品和金饰、玉饰等饰品，甚至宋朝时期严禁平民使用的龙凤图案也胡乱使用。直到元仁宗时期，在保留蒙古人古有衣冠的基础上，沿用汉制制定服饰。
衣食住行，衣冠是放在首位的，衣冠在古代王朝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每个王朝建立后，必然有一套属于自己统治思想的服饰制度。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也不例外，他在儒家思想的礼仪制度指导下，制定了一套极为严密周备的服饰制度，集两汉、盛唐、两宋之大成，在服饰的质料、颜色、款式和图案等方面都有极其详尽的规定，其繁琐程度为历代王朝之最。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大力整顿和恢复原代以来破坏的礼制，朱元璋先是禁胡服，恢复汉文化，随后又下诏：“衣冠悉如唐代形制”。
“士民皆束发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乐妓则戴明角冠，不许与庶民妻同。”
此后，又用服饰颜色区分官员等级，一品官员至五品官员服紫色，六七品官员服绯，并把唐代圆领袍衫、玉带、皂靴加以继承，制定出一套服饰制度，内容包括皇帝、后妃、文武百官、内臣等服饰，后来又加入“补子”，文官用鸟类，武官用兽类来划分官员等级的高低。
明朝官员品级与相对应的补子绣纹如下：
一品官员，文官仙鹤，武官狮子；二品官员，文官锦鸡，武官狮子；三品官员，文官孔雀，武官虎豹；四品官员，文官云雁，武官虎豹；五品官员，文官白鹇，武官熊；六品官员，文官鹭鸶，武官彪；七品官员，文官鸂鶒，武官彪；八品官员，文官黄鹂，武官犀牛；九品官员，文官鹌鹑，武官海马。
这些补子的不同图案都有其不同的意义，飞鸟象征着文采用于文官，猛兽是勇敢的象征用于武官；而文官的最高等级是仙鹤，仙鹤代表神仙之鸟，高洁俊雅，文官一品喻意着宰辅高官，位显人贵；狮虎为百兽之王，武将用此补绣，喻其威武强悍，勇猛善战。诸如此类的象征喻意，不仅突出了服饰的标识作用，也象征着君臣最美好的愿望。
除了补子绣纹外和服色外，明朝文武官员服饰等级差异还体现在腰带、佩缓花纹、冕板和乌纱帽上，细心的朋友在观看明代历史剧时，可以通过这些服饰差异来判断是文官还是武官，是什么等级的官员。
明代官服为何设计的如此繁琐，等级如此森严呢？
笔者认为，不外乎有如下几点，宣传天人合一，君权神授思想，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统治合理化，往往暗示皇帝是受命于天的使者，是上天派来的人类主宰者，根据《明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降生的时候，也伴随着红光漫天的，这显然是后人的杜撰，其目的就是强化君权的神圣化。
其二，朱元璋重典治国的需要，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初，各种汉制礼法制度和礼仪习俗都被元代蒙古人破坏殆尽，“上惩元氏以宽纵失天下，颇用重典。”重典治国，也就是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核心是治吏。官服制度的设置体现了尊卑等级思想，官吏对服饰的犯罪在明代是一种“越礼”行为，是要受重罚的，官吏的“越礼”比其老百姓更具危险性，明朝对官吏“越礼”行为的处罚，能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以维护统治者的高度权威。
最后，官服制度的设置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很长时间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地位，而明朝又是一个封建社会集权化的登峰造极的朝代，朱元璋十分推崇儒家思想的礼法制度，反之儒家思想又十分维护统治阶级的等级秩序。
当儒学正统的程朱理学出现后，宣扬“存天理，灭人欲”，以理治天下，具体到社会生活中，就体现在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和繁文缛节的礼制，强调尊卑有序，长幼有序；明朝又将程朱理学摆在更高的位置上，在官服制度上就倾向于恢复旧制传统，推崇古代礼服，并且能够区分不同等级，从而使言行举止都不约而同地按照儒家“理”的要求，安分守己，直觉维护等级秩序。这正是统治者最终的目的。
参考文献：《明史》、《洪武礼制》、《明实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