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王朝频繁更迭，谱牒学在这一时期发展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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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是处于秦汉和隋唐两个大一统时期的一段“乱世”。自东汉后期，长达四百多年的秦汉帝国时代便开始衰退败落，不久又陷入了农民起义以及三国时期的混战中。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之后，出现了短暂统一的西晋王朝。
西晋后期，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又使南北方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局面，形成了历史上对峙而立的南北朝时期。北方有陆续建立的十六国以及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南方有东晋、宋、齐、梁、陈。直至589年，隋灭陈才最终统一了南北。谱牒学在这一时期发展兴盛，由多种原因促成。
一、王朝频繁更迭
从曹丕称帝到南北统一，历时370年。频繁的皇朝更迭中，每一个取得统治地位的君王都要撰修皇族谱，一方面，以此来炫耀皇族的显要地位，宣扬本家族统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北周武帝宇文邕令鲍宏等人修“《皇室谱》一卷，分为帝绪、疏属、赐姓三篇”；另一方面，撰写谱牒也是历代以来皇族血缘世系记载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时期皇族宗谱种类如此多的原因所在。
其次，新的王朝建立所产生的功臣豪族，为了确立和保证自己在新政权中的地位，纷纷修谱。新的王朝建立会催生一批新的利益集团，同时还有统治者要笼络的世家大族，这就需要谱牒来加以区分，修撰家谱已不再是家族自己的内部事务。
可见在此时期，最高统治者利用地方大姓，征集其家谱，并对其进行觀别和保管，作为自己统治的基础力量，以此来稳定刚刚建立的政权。梁元帝在《金楼子·戒子篇》中曾告诫其子说：“五经之外宜以正史为先谱牒，所以别贵贱，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复中表亲疏，或复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都是明证。
北魏太和十九年，孝文帝发布诏令，“令司空穆亮、领军将军元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等详定北人姓，务令平均。随所了者，三月一列薄帐，送门下以闻”，在此次定族姓的过程中，孝文帝明确了定姓规则，即“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来，直拟姓族以呈闻，朕当决姓族之首末。其此诸状，皆须问宗族，列疑明同，然后勾其旧籍，审其官宦，有实则奏，不得轻信其言，虚长烧伪。不实者，诉人皆加‘传旨问而诈不以实’之坐，选官依‘职事答问不以实’之条。”为了对此次成果记载，必须将定下来的族姓编成簿状。
政权不断更替，局势动荡不安，民族间的长期斗争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战争、疾病随时面临着生离死别，家不成家，漂泊无依，单凭个体弱小力量与战争和自然单打独斗，难以保全生命，各个小家庭渴望力量与依靠，将一个同一血缘关系的家族连结在一起组成一个大团体称为最好的选择。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对抗外界侵害，这样的团体不断地壮大发展，累世同居，共同创造财富和生活，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家族以及强烈的家族观念和意识。
当一个家族战胜了战争和灾害，各大家族纷纷撰修谱牒，理清家族血缘来历，颂扬家族的光辉历程和历史传统。《高检传》赞论说：“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时人皆土著，故名宗望族，举郡国自表，而谱系兴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相乱也。遭晋播迁，胡丑乱华，百宗荡折，士去坟墓，子孙犹挟系录，以示所承。”说明了谱牒在动乱时代的重要性。
二、世家大族的兴盛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汉以前相比，谱牒著作数量增多，除去经久不衰的皇族宗谱，既是望姓谱和总谱促成了这一盛况的出现，望族谱由士族私自撰修，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和分封制逐渐瓦解，家族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宗族组织不断地分裂和缔结。
秦汉时期，社会安定统一，通过军功和儒学，新的世家大族逐渐形成，达成累世公卿的社会政治局面。为了保证血缘亲疏以继承家业和记录祖先事迹以教育后人，就需要对家族的情况进行记载，其中一部分就是对世系传承的记录。此时，世家大族私修谱牒主要起尊祖敬宗和继承家业的作用。
东汉以来，通过大肆兼并土地和军功授爵，大家族挤身进入经济控制系统和统治者行列。魏晋以降，已形成了很多世家大族，无论九品中正制实行与否，门阀制度形成于何时，对世系的记载是每个家族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谱牒与世家大族的第一层关系。
其次，世家大族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享有特权，子孙后代可以凭借家世获取官衔和地位。没有家世，则根本没有升职的机会，“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宫中无人，不如归田；明朝在上，斯语岂然。”
道出了庶族士人的悲苦仕途生活。为了恩荫子孙后代，世家大族需要撰写家谱，记载家世与历官；另一方面，子孙后代为了得到庇护，对谱牒非常重视，对子子孙孙进行流传和珍藏，让谱牒在这一时期经久不衰，呈现出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章学诚曾说道“夫以司府领州县，以州县领世族，以世族率齐民，天下大记，可以运于掌也。”这充分说明世家大族在封建统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记述世家大族的谱牒，亦被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和宣扬封建名教的有力工具。
世家大族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特权，极力控制国家权力，控制皇位的更迭，控制议政决策，控制选举人才，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变化，世族控制州郡大小中正的人选，形成了门阀制度。
三、九品中正制的实行
黄初元年，魏文帝曹玉权衡利弊，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实行九品选人的方法。九品中正制，是继世卿世禄、军功爵制、察举制和征辟制之后的一项重要的选举人才制度，是对察举制的继承和发展。先将各郡有名望的人推举为中正，州郡的大小中正把管辖范围内的各类人物分为九个等级，并按照级别推举做官，最后由吏部审核。
实行此制度之后，吏部选举，不再依靠于中央和地方长官，必须借助于中正。中正选用的标准除因循汉代察举制所要求的经学、德行和乡闾清议外，又增加了家世、才实等内容。除划分九品外，还有根据行状来定品，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
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一方面，中正依据谱牒品定人才；另一方面，士族通过撰修谱牒来彰显家世和门第以此来把持朝廷的人才选用，士族、中正、谱牒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利益所在，谱牒被中正和士族牢牢掌控，不断地促进其发展。曹魏时期，中正选官还看重才能。到司马氏建立西晋以后，中正官全由士族豪门把持，这样中正与士族之间互为你我，谱牒成为政治统治必需的工具。
西晋建立初期，沿用三国时期有才德之人担任中正，如陈寿、杜。此后，中正之职也在不断地被承袭，如雍州的中正傅衹、傅畅、傅宣。傅衹是西晋时期的司徒以及灵州公，据《晋书》记载：“祗有二子；长子傅宣，字世弘，性至孝，赵王伦为相国掾，累官尚书郎、秘书丞、黄门郎、御史中丞”；傅畅是其幼子，《傅祗传》载：“以讨杨骏勋，当封郡公八千户，固让，减半，降封灵川县公，千八百户，余二千二百户封少子畅为武乡亭侯”，在《宋书·傅弘之传》中载有：“曾祖畅，秘书丞，没胡，生子洪，晋穆帝永和中，胡乱得还。洪生韶，梁州刺史、散骑常侍。韶生弘之。”
中正在不断世袭中，通过品评人物，家中必定收集有其书，故子孙之中就有对谱牒进行研究的后代，傅咸任豫州中正，是西晋司隶校尉傅玄之子，担任过太子洗马、尚书右丞、御史中丞。其七世孙傅昭，任梁时秦州中正，据《梁书·傅昭传》载“博极古今，尤善人物，魏晋以来，官宦薄伐，姻通内外，举而论之，无所遗失。”
北魏孝文帝改革，即汉化的过程中，对官制进行了大量的改革，承袭了西晋时期的门阔制度，实行九品中正制和宗主督护制。在这种制度下，齐州中正，房千秋、房景先、房坚乃是承袭。《魏书·官氏志》记载：“诸部落大人之后，而皇始己来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有令巳上，外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为族。”
四、避讳推动了对谱牒的研究
避讳，是一种古老的习俗，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来源于对祖先、君王名字的回避。《说文》日“讳，忌也”，《周礼·春官》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世系，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注曰：“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小史对王室世系的记载的作用之一就是提示不要冒犯了君王的忌讳；又《礼记·王制》曰：“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注曰：“讳，先王名”。
最初，避讳主要是避君王的讳，即国讳，随后，避讳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载：“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也是孔子编定《春秋》时的基本原则。据《辞源》对避讳的解释，避父亲、君主、孔子的名，称为公讳；孙子避祖父的名，称为家讳。
魏晋南北朝时期，时人最重家讳，三国时期，不仅讳名，而且讳字。司马朗“九岁，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亲者，不敬其亲者也。’客谢之。”避字在当时已成风尚，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所与游处，一知其家讳，终身未尝误犯”。一代帝王都能如此，可见避讳在当时社会是何等重要。“梁氏谢举，甚有声誉，闻讳即哭”可见避讳对时人的重要性。
避讳主要是名和字，而此时，根据谱牒记载的内容，包括祖先的字和名，所以，在与人交往中，为了不触犯忌讳，就必须研读官方谱牒，推动了谱牒的撰写和时人对谱牒的研究。
总结
谱牒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每当新的政权出现，社会由一片混乱进入安定时期，同时也会出现诸多的利益团体，拥有各种特权。于是，就有一批人想要通过姻亲挤进或冒充进入这一阶层。建武初“渊迁长水校尉，荒伧人王泰宝买袭玻讶谱，尚书令王晏以启高宗，渊坐被收，当极法”，作为最高统治者就必须从根本上杜绝这种谱牒作伪的行为发生，以此来建立维持自己统治的根基。
谱牒是判断家族士庶归属最基本的凭借，是家族婚姻的关键参考。《文选》记载吴郡满璋之想要为其子娶东海王源之女为妻，便遣使刘嗣之前去说媒，称自己是高平旧族，宠、奋之后，家庭殷实，王源听完媒人的介绍，便向满瑋之索要满家的簿状，进行核对确认之后才答应这门婚事。簿状，取自于谱牒之中，仅就此事，则可以看出谱牒在婚姻中的重要作用，从侧面可以看出谱牒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