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秦汉以来土地私有制的持续发展——东晋南朝庄园的建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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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事实的产生都是历史合力的结果。东晋南朝庄园的普遍建立也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当时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因此，关于东晋南朝庄园发展的原因，无疑是诸多因素的结果。
就以普遍存在于南方的东晋南朝时期的庄园来说，庄园的建立与发展不但是“永嘉之乱”以来社会动荡，战火扰攘，北民南迁的结果，还是秦汉以来土地私有制持续发展，江南地区存在大量的未开垦土地的存在，为庄园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与空间选择。“永嘉之乱”后，北方为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占据，而江淮以南的南方则为包括东晋、宋、齐、梁、陈等衣冠士族联合旧有的南方土著士族建立的政权所占据。
一、秦汉以来土地私有制的持续发展
春秋战国以来，随着以铁制工具和牛耕的运用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聚变，那种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的“田里不鬻”和井田制的土地制度愈加不适应当时生产的发展而逐渐破坏，特别是在秦国商鞅变法之后，土地私有制逐渐发展。
秦汉时期，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在力求把土地掌握于国家的同时又间接承认了土地的私有性。
西汉时期，随着国家对贵族官僚的土地赏赐、地主贪婪无限的土地兼并和土地买卖，国有土地被日益鲸吞蚕食，私有土地却进一步发展。如国家对于贵族官僚的土地赏赐，汉武帝以公田“赐乳母”，又以“公田鱼池蒲苇数顷”赐东方朔。此外，汉哀帝以“公田二千于顷”赐董贤。这些所赐土地多以百顷千顷赐予贵族官僚，必然加速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汉成帝时期的张禹“多买田宅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贾。”东汉的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互街路，多聚声乐，曲度比诸郊庙。”就连汉灵帝本人也不甘寂寞，“还河间买田宅，起第观。”
总之，随着两汉时期王公贵族，富商大贾、外戚官僚等地主的土地受赐、买卖和兼并，掀起了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滔天巨浪，以至汉武帝时还能运用国家的权利以“六条问事”打击“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到了东汉光武帝时虽采取度田抑制土地兼并，但却无力回天以致不了了之了。
汉晋之际，随着汉政权的崩塌，诸侯割据，战火扰攘，包括大多豪族地主在内的人民百姓背井离乡，家破人亡，像两汉时期的土地私有制发展态势虽被动荡不安的社会时局所掩映，但寓农于兵的坞壁却又以土地私有制的另一形式发展壮大，以致绵延于整个魏晋南北朝。
西晋时期，随着曹魏以来施行的屯田制破坏殆尽，昙花一现的西晋王朝在获得暂时的稳定中，土地私有制的浪潮又汹涌奔袭。整个西晋一朝，除了政治军事的问题，经济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一直是西晋王朝的痛疾，随着士族地主贪得无厌地把屯田民及土地化公为私而进行非法占田、占客，平吴之后的西晋王朝无可奈何地推行了占田制。
至此，土地私有制通过数百年的发展最终被法典化，往后的历代王朝除了采取诸如屯田、官田划定国有土地之外，对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的控制只能隔靴搔痒，由注重公平而转向效率了。
纵观秦汉魏晋以来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其趋势已达到无可挽回的态势。东晋南朝时期，随着门阀政治的发展鼎盛，又宋、齐、梁、陈政权的频繁更迭，国家更是无力控制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了。因此，东晋南朝时期的庄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轨迹中独领风骚，大放异彩。
二、大规模的人口南迁
从东汉末年经魏晋南北朝至隋朝建立，此间先后经历了汉末的军阀割据、三国纷争、西晋八王之乱、晋末永嘉之乱、北方五胡十六国攻伐倾轧、南方各政权频繁更迭，国家分裂，战火扰攘，社会动荡，绵延四百年。混乱时代所导致的是民流失所，背井离乡，土地荒芜，生产凋敝。然而，正是在这血泪沾襟的时代背景下，东晋南朝时期的庄园却涅槃而生。
当然，还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是：为何北方的社会动荡与生产凋敝就可以让士族之家和困顿流民心向江南，当时的南方比之混乱的北方有何优越之处，这些流民的数量有多大而促使他们成为庄园的主要劳动力。
至少在西汉时期，“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江南地区还是令人谈虎色变之地。然而自两汉以来，特别是经东汉到东吴时期，江南地区有了缓慢的发展，这为北方人民的南移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至迟在东汉之前，江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相当落后的，虽在春秋战国时期有楚、吴越的简单开发，但是至迟在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期，江南一带，地广人稀，生产落后，饮食天然，经济交换迹绝，贫富差距不显，因此当司马迁在划分西汉时期的经济区时，除了龙门碣石以北不论外，江南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只把山东、山西作为经济重心所在。
但是，到了东汉时期，江南地区逐渐修建了一些水利工程，如于蜀郡广都引郫江水溉田，于广陵“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同时，牛耕也逐渐被推广，如早在西汉末年担任荆州大司马的费兴就“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租赋”，东汉的任延被征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王景“迁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牛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充给。”此外，人口也逐渐增加，到东汉时期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的人口有显著的增长。
总之，随着东汉时期水利工程的兴修，牛耕等生产技术的推广与传播，人口有所增加，局部地区如荆扬等地得到成点成段的开发，但也不可估计过高，当时江南地区地广人稀，经济简单的状况依旧存在。
到了三国的东吴时期，江南地区才得到了初步的开发，随着东吴政权于江东的建立，特别是位于东吴立国之基的荆扬等地才先后的到重视，此时期北方人口南移的数量逐渐增多，汉末“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建安十八年“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扭丘俭叛乱，“寿春城中十余万口惧诛，或流迸山泽，或散走入吴。”
同时，东吴实行的屯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地的开发。综上所述，随着两汉以来的移民以及部分的水利兴修和耕作技术的推广，江南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再加上江南地区在自然地理特征方面，气候温和，雨水充足，土壤肥沃，水量充足，较之北方有明显的优越性，这为永嘉以后的大规模移民奠定了经济上的基础。
当然，东晋之前的江南地区虽在东汉到东吴时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但是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依然是较为落后的，特别是对于安土重迁的人民来说，不到生无着落之时，像江南地区还不能成为他们的首选地。
西晋末年，刚结束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又迎来了“五胡乱华”，北方人民为脱离战场地狱，背井离乡，流徙千里。当时北方人民流徙所向除了入汉川、出凉州、进东北外，大部分流徙于江南境地，关于此，史书中多有记载：如《晋书·儒林传·徐邈传》载徐邈“永嘉之乱，遂于乡人臧琨等率子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晋书·王导传》载王导对于当时的北民南迁之状，言：“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总之，关于这样的记载在史书中不胜枚举。
那么，这种大规模的北来人口去向何处呢？除了部分流民安家立户成为自耕小农外和无业游民的“浮浪人”外，大部分流民应该是被豪强士族所庇藏。
综观史料，从东晋初直到梁陈，大规模的北方流民不断且多依附于豪强士族，或为豪强士族所荫庇。很显然，这些依附于或被荫庇的流民应该都是在豪强士族所建立的庄园内进行劳作，除此之外，别无它由。
总之，自两汉以来，随着江南地区逐渐开发，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较之于两汉之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为当时历经战乱的北方人民提供了经济基础，而且也成为其流徙江南的首选之地。同时，由于大规模南迁人口的到来被豪强士族所荫庇，为庄园的生产经营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
三、江南地区存在大量的可耕土
地除了能够满足庄园生产的劳动力之外，土地的有无也是庄园生产经营不可或缺的基础。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庄园的土地来源并非都是通过无主荒地的开垦而获得的，比如两汉时期庄园的土地主要还是通过残暴的土地兼并和土地买卖的手段而获得，至于通过土地开垦而获得庄园的土地还是极少的情况。
当时的江南地区，早在东吴时期就有许多士族庄园建立，北来士族想要通过像两汉时期那样的手段建立庄园是很困难的。这可以从当时北来士族的处境中看到，“永嘉之乱”后，北来士族和流民总以“客寓”、“寄寓”的用词来称呼自己的处境，如晋元帝司马睿曾对江南著姓顾荣言：“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司马睿尚且如此，其他“亡官失守”的士族固不必说。
因此，正是由于北来士族的这种“怀惭”之气，至少在东晋初是无法盛气凌人的兼并土地而建立庄园的。既然北来的侨姓士族难以在土著士族的地盘上飞扬跋扈，那么就只有另想它法了，而当时江南地区大量存在的可耕之地为其求田问舍带来了便利。
由于史料记载较少，因此关于东晋南朝，特别是北来士族建立东晋政权之前的江南土地的开发程度的记载就更为匮乏了。但是，我们或可以根据零星记载来进行推测。
从史料记载中的庄园来看，当时的三吴地区和会稽地区都有士族的庄园，如吴郡四姓顾、陆、朱、张和会稽四姓虞、贺、孔、魏，但是这一地区特别是会稽地区应该都有大片可耕之地，因为北来侨姓士族虽然避开了土著士族较为聚集的三吴之外，又在会稽建立了大片庄园，如王导后辈王骞的庄园、谢灵运继承祖辈而来的始兴别墅，这也说明了虽经东汉至东吴的开发，扬州之地也还有可以建立庄园的土地，足见东晋之初的荆扬之地还有大片可耕之地。
此外，根据当时北方流民流徙的目的地应该也可以推测江南地区土地的开发程度。当然，流民为了寻求安生保命之所也会迁居人多地少之处，但是根据“永嘉之乱”后的实际情况，江南地区由于事实的地广人稀而成为其首选之地，因为当时流民流徙的方向不只江南而江南流徙人口最多。
当时北人南迁的最大聚居地——京口、晋陵，据史书载“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充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都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此后该地侨州郡县林立，至刘宋初统一为南徐州。但是，直到刘宋元嘉26年，文帝又以“京口帝乡，人口寡少；募诸州乐移者数千家”至京口“给以田宅。”
再看北人南迁的另一聚集地——淮南郡，这里也是像孔灵符这样的士族庄园的所在地。此地虽在三国东吴时期得到初步开发，但自晋到齐，一直是北人或以后侨居江南的人民移民之地，如东晋初苏峻之乱而“胡寇义大至，民南渡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晋末遂割丹阳之于湖县为淮南境。”又如元嘉二十八年北魏太武兵退之后，“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西流民于姑孰，合万许家。”
总结
大体到北人南迁之处，江南之地虽经东汉以至东吴的初步开发，即便是荆扬等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也还有不少的可耕之地。正是在这些可耕之地上，源源不断的流民涌入进行土地开垦，而这些士族庄园也正是在这种地广人稀的境地免去了土地兼并的残暴手段，而通过多可耕土地的开发和占有建立了且多且大的庄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