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王大庆：刘家和先生治学的八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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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和先生（1928-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曾任匹兹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在古代希腊史、古代印度史和中国先秦秦汉史、中外古代历史文化比较以及史学理论等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著有《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古代中国与世界》，编有《世界上古史》《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等。
2021年1月，刘家和先生口述，全根先、蒋重跃访问整理的《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由商务印馆出版。本书是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学者口述史”项目成果之一，刘先生全面回顾和讲述了自己九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生涯，读后感触良多，尤其是对先生的治学方法有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了解和领悟。
从散见于全书的关于治学方法的论述来看，一方面，确实都来源于先生个人的切身体会和学术研究中的进退得失，是长期科研经历和实践经验的结晶，因而是不可复制的；另一方面，其中也不乏他对中外学术研究方法的理论思考和逻辑论证，这当中的普遍价值和指导意义不言而喻。本文主要结合书中先生关于方法论的论述，做一些粗浅的梳理和归纳，不当之处，敬请先生和各位师友谅解。下面，我们将从以下八个或者四对相互存在内在逻辑关系的关键词，分别加以详述。
《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书影
兴趣与使命
有人说，对于学习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对学生时代的回忆中，刘先生多次提及自己在刚刚接触到中国传统的史学、经学和小学以及西方的语言、科学和哲学时所产生的浓厚兴趣。可以说，正是这些看似偶然的兴趣的引导，不仅使他养成了对这些事物持续终生的爱好和主动钻研的习惯，而且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他后来走上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道路。
在谈到兴趣的养成时，刘先生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个刻意为之的东西，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过，一时的兴趣要想长久维持和保留并不容易，而且兴趣还会发生转移或变化，刘先生指出，要想使最初这些内在的兴趣保持长久，还需要一种外在的压力，那就是使命感。刘先生多次把兴趣和使命并论，认为作为学习的动力，二者缺一不可。如果说兴趣代表了一个人内心的自由选择的话，那么外部环境的强大压力则会为学习注入强大和持久的动能。
说到使命感，就不能不说到刘先生所身处和经历的那些时代，虽然这种外在压力在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中华民族一直在经受西方列强的压迫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使刘先生深深感到，对于一位学者来说，学习和研究历史不仅仅是一种安身立命的手段，更是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
具体来说，在求学阶段，面对国家的动荡和外族的入侵，刘先生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从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就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屡战屡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样的疑问不仅促使他开始全面学习和了解西方文化，而且把如何发掘、改造和弘扬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并使其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作为终身探讨的一个最大的研究课题。
工作以后，当刘先生初次登上世界史的讲台时，就发现在西方人撰写的所谓“世界史”的教科书当中，不但完全没有中国历史的地位，甚至连包括印度文明在内的整个东方文明也都语焉不详，这使他倍感不平和困惑。不久，在委派到东北师大跟随苏联专家学习世界古代史的时候，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原来在苏联的教科书当中，同样存在这种“西方中心论”的严重倾向。这时，刘先生开始接触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现其中作为经典观点的“亚细亚生方式”“东方的不发达奴隶制”和“东方专制主义”等说法同样是西方的历史传统和固有偏见的产物。
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遭遇，使刘先生不仅明确了学术研究的范围、问题和目标，而且使这些学术问题拥有了一种无比强大的使命感作为支撑。他认为，要扭转上述的不合理状态，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外国学者身上，而是要依靠我们自己的深入研究和不懈努力，不但要把包括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写进我们的世界史教科书，赋予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还要写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历史，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同时，他还认为，不仅治世界史的学者要承担起这个重大使命，而且治中国史的学者也应该努力把中国历史放入到世界历史的大背景和发展过程当中去重新认识和定位，通过历史的比较研究，寻求世界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多样性和统一性。
总之，正是在这样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的推动下，古代中国与世界成为刘先生学术研究的一个不变的主线和主题。我们看到，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研究，在刘先生以及白寿彝、林志纯、吴于廑等老一代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下，他早年面对的那些问题正在并且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和修正，而与此同步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正在步入世界强国之列。
刘家和先生
工具和门径
如果说兴趣和使命感是刘先生选择以学术研究作为自己一生志业的主要动力的话，那么掌握必要的工具和门径则是他能够得其门而入乃至最终登堂入室的重要条件。实际上，对于任何一门高深的学问来说，都需要掌握一些必需的能力和门道，在中国传统学术中一直处于十分重要位置的史学研究更是如此。应该说，刘先生不仅对这个问题很早就萌生了自觉的认识，而且把这些既得益于名师引领也来自自身领悟的对工具和门径的所得充分运用到自己后来的研究实践中，与兴趣和使命感相仿，对工具与门径的重视也成为他一个被完全内化的持续终身的习惯。
说到工具，刘先生经常说的两句话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和“磨刀不误砍柴工”。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他最重视的工具莫过于“文字学”（philology）和“哲学”（philosophy），也就是他简称的两个“philo”，戏称“两把刀”。前者用于微观考证，可以帮助我们认字，以便真正读懂文本，后者长于宏观理论，可以培养我们逻辑推理和分析的能力，而这两者都是我们深入研读、正确理解和精准掌握历史文献的要义并从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利器。
值得注意的是，刘先生对这两件为学必备工具的自觉认识几乎同时出现在传统的中国学问和西方学术当中。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他发现中西学术对“工具理性”的认识既存在惊人的相似或相通之处，又有很多微妙的差别或偏向。对此，他指出，西学中的“文字学”和“哲学”大体上可以与中国传统学问中的“小学”和“经学”相对应。应该说，刘先生对这两种工具的磨练不仅成为他终身痴迷的最大的业余爱好，而且还养成了在研究中自觉运用这两种工具来解决具体问题的习惯，使这“两把刀”真正成为了他用于“庖丁解牛”的利刃。
说到这“两把刀”的具体用途，刘先生在书中用了两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加以说明。第一是只有掌握了这两种工具，才能帮我们真正读懂古今中外的书籍。第二个用途就是提高效率。刘先生常说，上天给我们每个人的绝对时间是平等的，但相对时间却可以有很大的差别，相对时间的多少，关键就在于学习和工作的效率。那么，如何才能提升效率呢？手中掌握有力的劳动工具就成为提升工作效率的一个关键因素。他说，比如经常查字典，或者不厌其烦地查阅文本的出处和源流；再比如，读一个外文文献时找不同的语言文本对读，看起来都是很笨很慢的方法，会花去很多时间，但一旦养成了这个习惯，对关键字句理解透彻了，就会达到一劳永逸、事半功倍的效果，下次再遇到这些字词就不用反复查阅了，因此反而节省了更多的时间，于是“慢就是快”了。
如果说语言文字是人们认识世界和相互交流的重要工具，刘先生说，读书就是一种与作者展开对话的过程，那么，作为西方哲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训练的逻辑学则是一种培养正确思维方式和严密论证能力的必备工具，同样可以在读懂书籍和提高效率上发挥作用。这种看似与史学研究没有直接关系的逻辑思维方式的长期训练，不仅使他培养起对西方哲学的精准理解和精深造诣，而且也成为他在史学研究中在看似无疑处发现问题，取得诸多突破性进展的得力武器。在刘先生的文章中，除了列举和分析关键史料之外，更多的是严密的推导和论证的过程，充满了逻辑的力量，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磨刀”的效果在“砍柴”的过程中尽显无遗。
说完工具，再说门径。对于任何一个有一定学术传统的学科门类或学问而言，无不拥有卷帙浩繁的既有典籍和错综复杂的内部结构，这样，从哪里进入、从哪里着手就成为所有初学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找到正确的门径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从求学时代开始，刘先生不仅很早就认识到掌握有力的为学工具的重要性，而且也对治学的门径问题开始了长期不断的反思，并形成了一些自觉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目录学和学术史的充分重视和全面运用。对于他所接触的任何一个新领域或者新问题，他都会自觉地从目录学及其互为表里的学术史入手，不论是研究古代中国的史学和经学，还是研究古代希腊和古代印度的经济、社会与思想无不如此，当中他也感到东西方学术研究的路径并不是截然不同的，而是存在很多相通之处。
那么，目录学和学术史为什么成为中外学术研究入门阶段一个普遍适用的门径之学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任何一本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著作或者学说无不是在特有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在一定的学术传承和流变中产生的。如果有人想在这个学科领域或者问题视域有所作为或推进，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对自己所研究问题的整个学术发展史做出通盘和深入的了解。刘先生多次指出，通过目录学，不仅要知道应该去读哪些书，而且还应该全面了解那些书的作者，包括他的人生经历、师承关系和写书目的，还有此书的特点等等。简而言之，就是读其书，还要知其人，不仅要知其人，还要知其学术界。只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人和书才能形成可以深层对话的亲密关系，从而精准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功用。对此，刘先生用了一个十分形象和贴切的比喻，人和书的关系就像是指挥打仗的将领和各个身怀绝技的士兵一样，只有知人善任、善于用兵，才有可能打胜仗。
问题和结构
刘先生常说，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进步，是靠问题来推动的。所以，要想方设法提出好的问题或者说高级的问题，就成为推动学术创新的关键环节。那么，问题从何而来呢？当然来自过去的学术传统，故而，上文说到的对学术史的谙熟也就成为提出高级问题的必要条件。
刘先生认为，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就是要试图回答某个有意义的学术问题，不论这个问题是前人提出的已有的老问题，还是作者沿着前人的足迹提出的新问题，都可能带动这个问题本身或是某个研究领域的进展。当然，其前提条件就是通过典型和可信的资料以及严密和合理的论证过程，得出令人信服的和有新意的结论。不论能否给出新的回答，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严格意义上讲都是一篇论文和一本专著不可或缺的出发点，先生甚至说，只给出研究范围但没有核心问题的文章是不合格的。
经过长期的史学研究和实践，刘先生不仅充分认识到提出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也在前人的问题视域中发现或提出了很多新的研究课题，并对这些问题经过长期的研究、思考和论证，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可以说，对问题的敏感和关注成为刘先生学术创新和创见迭出的源头活水。但是，对于这些问题和回答，刘先生并不会就此满足，而是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留有巨大的余地和空间。因而，他总是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虽然在小范围内可以得到答案，但可能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带来或者引发更多和更难于解决的新问题。于是，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就会如奔流的小溪，汇入江河，奔向大海，永无止歇，绵延不绝，而每一个能够推动学术进步的学者个体只不过就是这条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而已。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问题产生之后，该如何着手解决呢？刘先生指出，要想有效地解决问题，必须具备相应与合理的知识结构。由于问题是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的，所以知识结构的完善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游移的不断调整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说到知识结构的形成和完善，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博”与“精”的关系，并做到二者的有机统一。刘先生认为，知识结构上的“博”与“精”，看上去都是合理且必需的，一般而言，“博”指的是知识面的广博，而“精”指的是解决具体问题上的专精，如果说在打基础的初始阶段不宜过于专精，而应该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门类和各个学科的基本知识的话，那么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如何在自身研究领域的某个点上取得突破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即进入到“由博返约”的阶段之后，“博”与“精”之间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就愈发凸显出来。
他指出，“博”与“精”这两个学术研究的取向看似矛盾，但在更深的层次上不仅是可以相通的，而且是互为条件和依据的。因为，成功的学者和学术研究无不证明，非“博”难以成“精”，非“精”亦难以成“博”。换言之，精深的专业研究要依赖于与之配套的广博的知识结构才能取得成功，而广博的知识结构也只能通过作为其轴心的专精的问题才能够实现它的功用和价值。这样的话，常人所说的“博”就不仅仅是指知识面的广阔而量大的意思了，更不是一种“杂多”的状态，而是一种围绕着某个具体问题或问题视域而展开的有限且有序的状态。因此，刘先生指出，在知识结构上，真正意义上的“博”就是“通”，即围绕相关主题或范围而形成的知识的一种融会贯通的理想状态。这样，问题和知识结构之间也就拥有了一种张力，一方面，问题会带动知识结构的相应调整；另一方面，知识结构的完善也会推动问题的不断产生，从而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机制。
那么，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又该如何做到上面讲的“博”与“精”的有机统一呢？陈垣先生常说，不论研究什么问题，对资料的掌握都要做到“竭泽而渔”。刘先生认为，陈垣先生说的“竭泽而渔”的确是在某个专门问题上获得发言权的不二法门，没有对资料的一网打尽和全面掌握，就谈不上会有什么创见，陈垣先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正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刘先生在从这个说法获得启发之余，认为还有一些可以深入思考的余地。他指出，一方面，这个世界上的“泽”是数不胜数的，既有“大泽”，也有“小泽”。所以，从宏观层面上讲，“泽”的数量不仅是无限多的，而“泽”中之“鱼”更是捕不胜捕的；但另一方面，对于学术研究的个体来说，不仅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且经验和见识也必然是存在限度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研究的问题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尽可能多地掌握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资料。因此，对于他来说，“竭泽而渔”的这个“泽”也必然只能是某个具体问题的“泽”，而所捕之“鱼”也就只能限于这个问题之“泽”的“鱼”而已。可以说，刘先生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认识，不仅使“竭泽而渔”的旧说获得了更为精准和合理的新的内涵，而且也用更加形象和具体的意象使“博”与“精”的辩证关系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论证与说明。
刘先生认为，对于学术问题的提出、研究和解决来说，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十分重要，不仅要不断强化自己的“长板”，更要随时发现和认识到自己的“短板”，并且及时补救或做出调整。他还说，知识结构的完善不但是一个长期的和动态的时间上的过程，也应该是一个使之具有立体性的空间上的建构。就史学研究而言，不仅需要相关知识和能力的横向积累、训练和拓展，而且也需要不同学科知识的纵向辅助，除了其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之外，包括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在中外历史的研究中同样可能成为摆在学者面前阻碍突破和创新的拦路虎或天花板。刘先生把不能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上形成自觉并及时强化长板、补足短板的状态戏称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可谓极为贴切。
本文作者（左）与刘家和先生
传承与创新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和归宿，可以说，没有创新的学术研究是一潭死水，毫无生命力可言。那么，创新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又是怎样得以实现的？对于这个问题，刘先生不仅有着长期和深入的思考，而且身体力行，应该说，他在学术研究中的每一个或大或小的发明、发现和创见无不遵循着他所坚信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那就是，所有学术问题的推进、突破和创新必须也一定建立在对学术传统的深入研究与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一言以蔽之，创新来源于传承和传统。为此，他还对英文中的传统（tradition）一词进行了辨析，指出如果说复数的“传统”（traditions）主要用来指现实中的具体的各种传统的话，那么单数的“传统”（tradition）则可以用来指使传统得以形成的抽象的传递的动作，故而可以译为“传承”。
说到传统，一般的理解就是在过去的时代形成的一套既有的规范、观念和知识体系。同时，在有些人的理解上，创新也就是对传统的背离和抛弃，即所谓除旧布新。刘先生指出，这种看法虽不无道理，但却是简单的和片面的，因为这种把传统与创新完全割裂开来的看法不仅不符合逻辑，也有悖于事实。那么，创新从何而来呢？刘先生指出，从古今中外的学术发展来看，创新的根源恰恰就来自传统。他十分赞同美国的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年）在他的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即所有的科学创新都具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对传统的无比谙熟和深厚掌握，二是勇于走出传统、大胆突破的超常勇气，二者不但缺一不可，而且前者成为后者必须的前提和条件。因此，传统不仅成为了创新的目标和对象，同时也是创新得以实现的出发点和基础。
由于学术史不过就是一个旧传统接续一个新传统的持续流变的过程，因此，在新旧两个传统之间的传承或传递的行为或动作，无疑就成为新旧转换的关键环节，而创新也正是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中发生的。由于新旧传统必然存在不同，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传承的过程也就是创新的过程，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论证和说明了传承（以及作为传承的结果的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密不可分，上文中那种把传统与创新截然分开的看法也就不能成立了。
那么，从一种旧传统到一种新传统的传承或者转换是如何实现的呢？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旧传统和新传统之间既不可能完全相同，否则新旧就难以成立了；也不可能迥异，否则新传统就没有了来源和基础。换言之，新传统中必然包含了旧传统的某些要素，那些要素是什么呢？
刘先生指出，首先，就学术研究的对象而言，新传统中的问题必定来自旧传统，这些问题不论是旧有的，还是新提的，都必定与旧传统中的问题存在直接和密切的前后关联。故而，这种转变或转换的发生都是由于旧传统中的问题出现了回答上的困难或者问题本身出了问题而使然。这又使我们想到，上文所说的学术研究就是靠不断提出的问题之流而推动的，由此可见，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
其次，刘先生认为，新传统中的问题不但来自旧传统，而且解决问题所需要的资源也蕴含在旧传统之中。换言之，新传统要得以形成，不但需要旧传统提供问题，而且更需要借助于旧传统既有的资源来实现这种创造性的转换或者突破。这样看来，不论从理论上讲，还是在现实层面，完全抛弃旧传统的全新传统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对此，刘先生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就像火箭离开地球的引力而升上太空，无疑实现了巨大的突破，但制造火箭的材料却只能取自于地球上既有的资源。
这样的话，就像新传统与旧传统必然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集关系那样，传承和创新也同样是这样一种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关系。因此，后者的产生就不可能是对前者的简单和完全的抛弃，而是一种取与去同在、继承与创新并存的“扬弃”（aufheben）了。
由此，我们就会想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或者改造的问题，可以说是最近一两百年中国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则主张捍卫传统。通过上述刘先生对传承与创新的关系的剖析，我们看到，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跟历史上所有新旧范式的转变那样，也必然只能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即我们常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任何完全割断与传统的联系的创新都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缺乏生成的土壤，而完全保留传统则只能原地踏步，故步自封，中国近代百年的屈辱史正说明了这一点。
刘先生的这些思考和认识，不仅从学理上充分论证和说明了库恩上述说法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更揭示出学术研究就是一条不断奔流向前的传承与创新的江河。经过数十年的潜心研究和不懈探索，刘先生在中外历史研究的多个领域都提出了诸多具有原创性的看法或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并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充分肯定。可以说，刘先生的每一篇文章，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新观点的生成，都可以找到其在这条传承和创新的河流中的清晰的位置。对于这些创新或突破，一方面，他会说明它们与前人研究的传承关系，从不掠人之美；另一方面，对自己的所得也总会保持一种谨慎和开放的态度，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仅仅看作是学术接力长跑中的一棒而已，寄希望于后学能够继续传递下去。
通过以上八个或四组关键词，笔者对刘家和先生的学术研究之路做出了粗浅的概括。纵观他数十年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我们既看到了世事的变迁和时代的更迭在他身上留下的深深烙印，也能够体会到他自始至终都执着并坚守着一些不变的信念，正是这些信念使他能够在中西学术的崇高殿堂中接受一个又一个挑战，超越自我，勇攀高峰，取得了很多重大的学术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无不与这八个关键词息息相关。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虽然刘先生的治学之路是不可复制的，但他的这些治学的方法和经验之谈却是晚辈后学可以不断揣摩和学习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附记：今年适逢刘家和先生从教七十周年，谨以此文献给先生，并祝愿他健康长寿，学术生命长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