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清代此机构虽不是正式衙门，但入值之人，皆为皇帝心腹百般受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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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入关后，在宫廷内先后设立过两个书房，一个称上书房，一个称南书房。上书房是皇子们读书的地方，南书房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即内廷翰林的值班办事处。因其在懋勤殿之南，故而称南书房。

南书房设立于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不过它仅仅是一个内廷机构，并未引入国家的正式编制，因此人员也无固定的限制，更无成文的职责规定。按康熙帝自己的解释为：“朕经常看书写字，近臣之中并没有博学之士和善于书法之人，以致讲学论道不能应对。今在翰林中选博学多能善于书法者二人，常侍左右，讲究文义。”

由此可知，南书房的主要作用是为皇帝读书治学充当顾问，其主要任务主要有以下四项：

第一，为皇帝讲经说史，或在研究精义时提供咨询。君臣之间在谈论学问之余，有时也会涉及治理国家的大事，康熙与张英就经常探讨这样的问题。

康熙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康熙帝召见张英谈学习体会，对他说：临民以主敬为本，昔人有言，一念不敬或遗四海之忧，一日不敬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大概城与敬，是千圣相传之学，不越乎此。

张英回答说：诚与敬相辅相成，而诚又是敬的根本。没有私心杂念才能主敬，稍有异念，则失误就会到来。关于用人问题，张英又说：才有所长，则必有所短。古人云，人不求备，但当于各取所长之中，又应看大节和小节。

康熙又说：今人受明朝陈规陋习的影响，积渐日深，情操洁己，难说办到。职守亦多至旷怠，很少忠于事业者。朝廷良法美意，往往施行未久，就给破坏了。朕常想循循善诱，使之改正，每患积重难还。

张英对答：人心风俗，是国家根本，但恶习非一时所染，那么想改变也不容易。惟我皇上事事常用鼓舞之法，用潜移默化之法，就会转变人心及社会风气。

从康熙帝与张英的对答中可以看出，南书房的文学侍从为皇帝讲解经史，探求治道的一个侧面，主要是在学术，兼及现实社会问题，只是坐而论道，不参与具体的事务处理。

第二，为皇帝编纂书籍。清代开国初期的皇帝，都喜好召集文人编纂书籍。早在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就设文馆，命达海翻译经史，编纂国史。清世祖福临入关后，又议修《明史》，诏求遗书，敕撰易经通注、孝经注等书。康熙嗜书如命，组织编定群书，亲自为之作序，指示大纲，不下百余种。

康熙帝常在内廷的蒙养斋设局修书，南书房中的翰林往往参加编书。当时的起居注官无不感叹说：“时召儒臣入南书房，凡古人文辞，有关治理者，编纂成帙，充溢几案。从来古文向学之盛，现在才达登峰造极的程度。”

第三，听政之余，陪侍皇帝搞文化娱乐活动，如赋诗唱和，书法临摹，古画鉴赏，乃至钓鱼赏花、侍宴伴游等等。康熙帝十七八岁读书过劳，至于咳血，还不肯罢休。业余游艺，临摹有名大家手卷多至万余。手写寺庙匾额，多至千余条。

吟诗作赋，是南书房翰林们经常的课题。或是皇帝的作品，要词臣们颂扬唱和；或因政事、节假日，皇帝要他们作诗歌颂太平盛世；或皇帝批阅古人诗赋，与侍臣讲论心得体会。做诗或品评诗歌，是康熙的一大爱好，而且他个人的作品也很多。

第四，为皇帝整理、誊抄或代写一些文字资料或撰拟特颁谕旨等。

综上所述，南书房翰林作为内廷文学侍读，主要是在皇帝退朝之后，陪侍皇帝讲读经史，谈古论今，或从事文字翰墨及其他文化娱乐活动。从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出，康熙帝和侍读官员之间，还结下了很深厚的情谊，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其中最受宠的是张英、高士奇二人。

在南书房成立的初期，讲经史，一般是召张英侍值；而研究书画诗文，则由高士奇入值；编纂工作，主要是陈廷敬、叶方蔼等人。需要说明的是，清代的中央机构一般都是满汉复职制，惟有南书房基本是汉人，即使个别满人入值，时间也很短。从一点也充分证明了康熙帝“汉人学问胜满洲百倍”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