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寓书喻画的《赵孟頫同事虞集，存世隶书仅五十四字，却被陶宗仪称为古隶第一》，希望大家喜欢。

导语：元朝官员、学者、诗人。与揭傒斯、柳贯、黄溍并称“元代儒林四杰”。诗与揭傒斯、范梈、杨载齐名，并称“元诗四大家”。

虞集是继元初三大家之后最年长的，官职也最高，是继赵孟頫之后复古书风的又一倡导者。

虞集作为元代文坛和书坛的领袖，其书学和文学思想仍然影响着后人，也正是在赵孟頫、虞集等人的努力下，元代书法才出现了复古的新变，后期出现了吴镇、饶介、俞和等创新书家。

《致丹丘博士札》

四朝文学名臣

虞集，字伯生，号道园，因其书室名邵庵，故学者又号之日邵庵先生，晚称翁生，祖籍四川，出生于湖南衡州，幼时随父徙居江西崇仁县，唐初名臣虞世南之后。

虞集系出名门，他的二十世祖虞世南，为唐初名臣，德行忠厚，博学多才，书翰亦称一时。五世祖虞允文，为南宋著名爱国将领，曾在绍兴三十一年的采石之战中大败金军，官至丞相。其父虞汲，曾任黄冈尉，宋亡后侨居临川崇仁。父亲虞汲为宋国史院编修致仕，赠中奉大夫，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雍郡公。

虞集自幼学习程朱理学，深受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但又不拘成法，思想比较开通。他三岁即知读书，宋末战乱之时，外祖父杨文仲移守泉州，其父举家相从，干戈中无书册可携，其母杨氏便口授《论语》、《孟子》、左氏传、欧苏文以教虞集，闻后便能成诵。

庚辰年其父从岭南返回到了长沙，这时虞集才在从祖父秘监公处得刊本书籍，而此时他早经能自通文章大意了。甲申岁虞集从其父徙居到了江西崇仁，得识吴澄，吴澄一见虞集所作的文章，便称他后必当有大名于世。此后虞集师从吴澄学习多年，学益大进。

元成宗大德元年，虞集至大都，他被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

仁宗时，为集贤修撰。泰定帝时，升任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

文宗为怀王时，已知虞集之名，继位后授之奎章阁侍书学士，进翰林侍讲学士，并与赵世延等编纂《经世大典》。

因虞集曾草诏说顺帝非明宗子，所以顺帝即位后，他就谢病回乡。

虞集回到临川后，曾经参学道经，“得隐地于临川华盖浮丘坛东麓仙人茅公修行故处”，自名“大洞三境弟子”， 以门生子弟徜徉山水之间。顺帝有旨诏他复原职赴阕，他婉言谢恩不赴。

元统三年前后，虞集回到了崇仁，筑室以居，登门之士相望于道。到崇仁拜访虞集的除了文人、学生以外，还有僧人，道士和隐士，虞集常与他们讨论旧学，参学道义，成了临川、崇仁乃至江西文化的核心人物。

虞集卒于七十七岁，追赠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卫，封仁寿郡公，谥文靖。

虞集弘才博识，生年以文学、政事为务，他说：“承平之余，天下无事，则以文学、政事显著而继之，固其宜哉。”。元廷一时大典诏册、公卿碑板皆由他奉诏书写，文章为一代所宗。他与杨载、范柠、揭傒斯并称“元诗四大家”，又与揭傒斯、黄溍、柳贯并称“儒林四杰”

《跋任仁发饮中八仙歌》

古隶为当代第一

元人书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表现在其他书体如真草，特别是篆书上，多偏重于复古，道流溯源，但隶书则偏重于守法。

隶书起于秦而兴于汉，上承篆书，下启真书，由于更适应于笔法的丰富变化，从而使书法艺术开始脱离对文字变迁的依附地位而逐渐走向自觉发展，所以为历代书家所重视。

但也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强寓款软”，它的蚕头雁尾、左波右磔的特点仍是篆书“委备”的含蓄存在，所以汉隶自有其淳古厚重的自然。

但由于汉魏之后，楷、行书替代隶书成为通行书体，因此，这以后的隶书往往带有楷书笔画横平竖直的特点。这样就造成了隋唐以后隶书的平直呆板，古人所谓“世代压之，不能高古”就是指这种特点。

而虞集虽取法于整齐划一的魏晋隶书，但能挺劲沉稳而不失优雅，无拘泥、刻作之迹，写得典雅而灵动，显示了他于隶书的深厚工夫，所以虞集的隶书是虞集书法最获称道的一种，被前人称之为“人品高、取法古”。

虞集“惟古为师”，主张以魏晋古法为师，篆隶以六书为则。他说：“宋太宗刻秘阁法帖，晋魏书法后世犹得见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观益精妙矣，学书者始知上求古法。”虞集推重魏晋古法，同时，他也尚篆隶。他认为通过三代钟鼎金石款识，士大夫、学者可求得古人制作之情，古法之意。

我们今天不能得知虞集是否临习过石鼓文，他的篆书书作也不见留存，只有所篆“天历之宝”、“奎章阁宝”两方印文可以参看，可惜的是我们未能见到“南丰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记”十二篆字，李东阳有言赞：“虞公篆法、八分、楷书暨文章，皆萃美于此卷者”。

但是，虞集善隶书，陶宗仪评其“古隶当代第一”。

虞集中年时所书作品最妙，晚年因眼病而书写稍弱，在仕奎章阁时是他书写的黄金时期，虞集的行书、楷书、隶书以其清劲雅致的书风在有元一代的奎章阁书家中居重要地位。

跋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

法度险峭，劲健古雅

虞集曾与赵孟頫同在翰林院共事，赵孟頫是他的上司， 书法自然影响到了虞集。因此，虞集的书法也深得晋人韵味，清朗蕴藉之气不减赵氏。

元初，随着蒙古贵族统治地位的稳定，元成宗、仁宗对汉文化的重视，也批汉族南人仕进元廷，文学艺术上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特别是至大三年，赵孟頫再次应召入京，一批书画家相互往还，书坛上形成的复古风气，在虞集的书法实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虞集在赵孟頫等书家交游圈的影响下，师法王羲之，同时取法柳公权、虞世南和智永，他始终以自我认同的书统传人为师法，复归魏晋古法，从而坚定走自己的书法道路，形成了清劲雅正的书法风格。

《题徐熙＜花卉草虫卷＞》

整体具楷书形貌，气息连贯一致，实是行书，其间又夹杂草字，字势平正，笔力稍弱，代表了虞集前期的书写水平。

《致白云法师札》

文中自称“眼昏写字不多整齐”。虞集晚年有目疾，并经常在信札中谈到，故此帖为其晚年之作。书法行笔环萦，字若连绵，法度险峭，劲健古雅。正如王世贞所言：“用笔若草草，而中自遒劲。”

《跋赵孟頫书陶诗》

此跋虽仅仅六行五十四字，却几首可以体现元人隶书的最高水平。虽笔划劲实，未脱元人笔意轩轾，但结态疏宕、体势错落，同取法于魏晋隶书的整齐化一而显刻板者自有不同，尚存东汉隶法高度成熟前的隶书典型。所以，虞集隶书墨迹虽仅此一跋，却在元代书法史上有特殊的价值。

《致丹丘博士札》

堪称其行书的代表作。其笔致顺畅，气息萧散，劲健的用笔在此篇的破锋和渴笔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笔画连缀果断干净，硬朗之笔而见晋宋人的娴熟，与虞集其他的楷书、行书题跋作品大不相同。

楷书的恭谨一变而为行书的流便，书写的率意在这篇书札中表露无遗，这也正是虞集这通行书的可贵之处。所以我们认为此作可标志虞集行书风格的成熟。

《跋“定武兰亭”》

结语：

虞集是元代继赵孟頫之后，诸体兼擅的文臣书法大家，其书学思想亦有完整的体系，这其中既有对赵子昂复古主义的继承，同时亦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虞集以自己的书学思想、书学实践延续着“复古主义”大潮，拓展了元代书法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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