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曾将褚英立为嗣子，但其不断争权注定其被杀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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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哈图图门贝勒是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褚英是努尔哈赤第一个大福金佟佳氏所生之子，生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这时其父22岁。褚英骁勇多谋，能征惯战，军功累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努尔哈赤命幼弟巴雅喇、褚英与噶盖、费英东领兵一千，往征东海女真安楚拉库路。
褚英的功绩
此时，褚英只有17岁，但他不畏艰险，“星夜驰至”，取“屯寨二十处”，其余屯寨“尽相服之”，获人畜万余，胜利回师。努尔哈赤以这位尚未成年的长子出征英勇，赐以“洪巴图鲁”的美号。巴图鲁，乃满文butunu的音译，意为英勇。这次出征，是努尔哈赤创业建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遗甲十三副起兵以后，相当一段时间，主要是努尔哈赤亲率士卒，奋勇鏖战，以身作则，三弟舒尔哈齐与二弟穆尔哈齐参与谋划，随同征伐，一些族人跟从攻战，额亦都、费英东等将领各率士卒英勇冲杀。
从这次出征起，开始进入由努尔哈赤的子、弟、侄等贝勒台吉统兵辖将转战四方的新阶段，虽然五大臣等开国元勋仍是战阵厮杀的主要将领，但统军大权则由汗（亲征）和贝勒台吉直接掌握，这对提高汗的地位，增强汗的专制权力，促进宗室贵族的形成，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月，舒尔哈齐、褚英、代善、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率兵三千，往接蜚优城归顺女真，在乌碣岩大败来攻的乌拉一万军队。
此时，舒尔哈齐、褚英、代善各领兵五百，扈尔汉、费英东各领兵二百，纳齐布虾与常书各领兵一百，扬古利的兵数不详。在关系到努尔哈赤盛衰的这次战争中，三位贝勒领兵之数占了金军总数的一半，可见他们在战争中所起作用之大。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以其“遇逢大敌，率先冲击”，“奋勇当先”，赐其“阿尔哈图图门”嘉号。阿尔哈图图门，是满语音译，阿尔哈，意为计、计谋，图门，意为万，阿尔哈图图门，直译为“万计”，即是智多谋之意，故清人称褚英为“广略贝勒”。
可见，褚英的多谋善断，英勇顽强，为女真国的发展，为汗父势力的增强，作出了重大贡献。
令人奇怪的是，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以后，这位连战连捷的皇长子竟突然消失了，在三部清太祖的《实录》中，再也找不到关于褚英的记载，他有无任职，有何功过，何时去世，是病逝善终，还是战死疆场，或是因罪诛戮，皆无记述。
褚英之谜
努尔哈赤驾崩时，如果褚英还在人世，他是汗之第一位大福金所生之长子，是嫡长子，最有继承汗位的条件，为什么未见其参与汗位的角逐？这些都是人们无法理解的疑问。直到35年以后，《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七才第一次提到，“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又过了60年，康熙帝指出：“昔我太祖高皇帝时，因诸贝勒大臣讦告一案，置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燕于法。”以后，《清史列传》才简略地写道：“乙卯闰八月，褚英以罪伏诛，爵除。”但“悖乱”为何？“许告”何事？罪犯哪条？皆讳而不述。查看《满文老档》，才了解到此事的真相。
根据记载，可以了解褚英一生的基本状况，即军功累累，立为嗣子，执掌国政，争夺汗权，对父不满，被父斩杀。
第一，功勋卓著，褚英对女真国、后金同的创立和扩展，建立了重大功勋。
他年方17岁，就因出征安楚拉阵路之功而被父汗赐予“洪巴图鲁”之嘉号，26岁时，又因在以少败多的乌碣岩之战中，大显威风，奋勇当先，再被父汗赐予“阿尔哈图图门”（足智多谋）嘉号，被称为“广略贝勒”。
老档一开始便讲到，努尔哈赤自思，“若无诸子”就不能聚成大业，执掌全国之政。这里明白无误地表述了，努尔哈赤的建国兴邦，是与诸子的征战效劳分不开的。此时是癸丑年，即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已有14个儿子。在这14位皇子中，第十子德格类、十一子巴布海只有17岁，十二子阿济格8岁，十三子赖慕布2岁，十四子多尔衮1岁，这五位皇子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以前没有军功。
瓜尔佳·费英东
第三子阿拜、第四子汤古代、第六子塔拜、第九子巴布泰、分别在天命十年（1625年）及天聪年间才有出征之记录，而且他们一生皆未立有大的军功。第十一子巴布海虽然此时已有24岁，但未见有出征记录，终生未树军功，且无政绩。这几位皇子很难说是为汗父建国立有殊勋之人。第七子阿巴泰虽然骁勇善战，此时已是24岁之勇将，但见于《满洲实录》之出征记录，也只是于辛亥年（万历三十九年）才与费英东、安费扬古领兵一千往征东海窝集部之乌尔古辰、穆棱二路，俘千余人而回，只是小的战争。
至于被努尔哈赤誉为“爱如心肝之四子”，即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倒都是智勇皆有的贝勒，但阿敏乃舒尔哈齐之子，系汗之亲侄。莽古尔泰此时26岁，壬子年（万历四十年）才“从太祖伐乌喇”。皇太极此时21岁，也是在壬子年始从汗父首攻乌拉：从这些皇子的年岁及出征时间和军功看，努尔哈赤所说助其聚成大业执掌全国之政的“诸子”，虽从表面上看，可以说是已有14位，但真正起了作用的，只有褚英、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四位皇子，还有一位皇侄阿敏，其中特别起了大作用的，只是褚英和代善这两位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尤以褚英更为突出。
第二，立为嗣子，执掌大政。
《清太宗实录》等书皆说，“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位之议”，为皇太极理应继位为汗埋下伏笔，但是，《满文老档》的记载，有力地证明了《太宗实录》的说法是错误的，与历史实际相距甚远。
老档明确写道，努尔哈赤考虑到，“吾若举用长子，专主大国，执掌大政，彼将弃其猵狭之心，为心大公乎！遂命阿尔哈图图门执政”。一则让褚英“专主大国”，再则让他“执掌大政”，三则“遂命阿尔哈图图门执政”，可见褚英确系被汗父立为执政者。老档又写道，褚英这个“秉政长子”对诸弟说：“吾即汗位后，将杀与吾为恶之诸弟诸大臣”。
爱新觉罗·褚英
努尔哈赤斥责褚英过错时也说，“吾不顾国人议论，仍令尔掌政权矣”。这都表明，褚英已被汗父立为嗣子，“执掌大政”，将来汗父死后，他就要继位为汗。
第三，争夺大权。
老档说，褚英个性猵狭，故虐待四弟和五大臣。其实，这不是什么心胸狭窄的问题，而是褚英与汗父、四弟争夺军国大权。所谓“四弟”，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都是有权有势的贝勒。他们辖有大批人丁兵将，经常领军出征，甚受汗父、汗伯父宠信，是汗“爱如心肝之四子”。努尔哈赤幽禁舒尔哈齐以后，各旗皆为他所有。他将一些旗和牛录分赐子侄，使其承受专主，让他们成为牛录之主固山之主。
但是，努尔哈赤握有最高权力，他可以赐予子侄，也可以调换牛录，还可以收回。他这位聪睿恭敬汗是全国之主，是各旗之主，有权惩治或探升各位贝勒台吉。
褚英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权力就没有父汗那样大。褚英奉父之命执政，本身又是第一位大福金所生的“皇长子”和汗位的继承人，亲辖国人五千户，一再领军出征，立有军功，因此，他可以折磨四个弟贝勒，“使其苦恼”。但他毕竟不是汗，不是继父而立的国汗，还只是奉命执政和将来可以继承汗位的嗣子，因而不能如汗父那样握有最高之权和最后决定权，不能支配其他弟弟所有的牛录和固山。
老档载称，褚英说，汗父死后，他将不赐赉财帛马匹与弟弟，他即位后要杀与其成仇的弟贝勒大臣。这正表明，此时奉汗父之命执政的褚英还没有这个权，既不能籍没汗父已经赐予兄弟的财物（实际上也包括国人将士），又无权赏赐大量财帛人丁与弟贝勒大臣，因为此时他还只是汗父赐与他的国人之主，不是全国之主，没有这样大的权，而且他还不能诛杀违命的贝勒大臣，汗父没有把这个权交给他。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正因为是这样的局面，所以“四弟五大臣”把褚英对他们的施压叫做“虐待”，如果是努尔哈赤，他们就不能这样叫了，他们的生死荣辱，全凭汗之定夺。所以，褚英虽然可以背着汗父“折磨”弟贝勒，弟贝勒却不心服，反而联合上告，如果这些“折磨”是努尔哈赤做的，他们怎敢违命，怎敢上告。
上有全国之主的汗父努尔哈赤，下有势力强大并曾经长期与己平行并列的“四弟”，还有汗父亲自擢用的亲信五大臣，褚英的位子很难坐稳，统治权力受到了很大限制。褚英要想牢固掌握军国大权，万无一失地继承汗位，就必须限制、打击四位兄弟和五大臣，这样一来，就可架空汗父，逐渐掌握全部权力，而这一点，正是四位弟贝勒和五大臣不能接受的。
因此，褚英的猵狭和虐待，四弟、五大臣的联合上告，实质上是褚英与汗父争权，与四位弟贝勒争权，这是一场争夺汗权、削弱旗主权力与反夺权、反限制的激烈的政治斗争。
第四，不满被斩。
四位弟贝勒和五大臣上诉于汗，控告褚英的虐待和封锁消息，不让他们将褚英的所作所为向汗报告。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南征北战三十年，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一个地广人众的强国。他深悉创业的艰辛，更知晓人心难测和权力角逐的残酷无情，怎能容忍长子的如此心态和行径，因而十分生气，对褚英厉声斥责，严加防范。
褚英感到难继汗位，大祸将至，愤怒不平，忧虑万端。但是，褚英是否真的犯下如老档所说那样焚书告天，诅咒汗父、四弟、五大臣，祈愿征战失败，并要在战败之后，不许汗父及诸弟入城等等罪行，那倒不一定。
一则，这是所谓参与诅咒的四名褚英属下人员事后追告，并不是当场捉拿，人证物证俱获，其真实性令人难以完全相信。再则，焚书诅咒只是诅咒而已，其效果并未显现，怎能断定这是确有其事，还是属员诬陷褚英。
努尔哈赤与褚英
三则并未查出褚英有调兵遣将，或暗下毒药，以图谋害汗父及四弟的行为，怎能仅据属人追告之诅咒、祈愿等辞，就将褚英定为欲图弑父杀弟危乱国政的特大罪行，并将其先幽后斩！未免太偏听偏信，轻率处置了。努尔哈赤惟恐“后生诸子引以为例”，故曾一度只把褚英幽禁起来。
这一顾虑确有先见之明，后来这类事例一再出现，过了22年，天聪九年（1635年），莽古济格格属员冷僧机向天聪汗皇太极首告：已死三年的和硕贝勒、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与刚刚去世的亲弟正蓝旗旗主贝勒德格类，以及莽古尔泰之亲妹莽古济格格，“盟誓怨望”，将对皇太极不利，皇太极遂兴大狱，斩莽古济格格及莽古尔泰之子额必伦，将正蓝旗夺为己有。
又过了18年，顺治八年（1651年），逝世只有月余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之属臣苏克萨哈、詹岱，讦告故主死时，侍女潜置帝袍于棺内，以及其他过恶，顺治帝遂追罪多尔衮，削其爵位，籍没其正白旗及人丁财产府第，严惩其亲信人员。可见，对褚英的定罪及惩治，努尔哈赤确实开了一个不应开的坏例。年方36岁骁勇善战的阿尔哈图图门贝勒（“广略贝勒）褚英，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