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色”早期帝王服饰受五德终始影响，东汉后其影响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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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皇帝“龙袍”及百官服色规定最细的，是清朝。关于清朝的影视剧，又明显多于以前各朝，难免人们形成了“龙袍”必为黄色的印象。
这件事，其实复杂得多——第一，天子舆服冠冕，是历朝历代遵循礼制之大事。自《后汉书》始，各代史籍中，一般都专门有《舆服》章节，而且记载极为详尽。第二，秦皇至西汉、王莽，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对天子“舆服”有过重大影响。第三，东汉开始，历代皇帝确定“舆服”的根据，都是儒家经典，或曰周礼。第四，宋代皇帝的“红袍”，属于“常服”或曰“行服”，也是朝廷专门做过规定的。第五，中国的纺织印染，先秦时即已十分发达。说稍早皇帝服色单调是因为织染技术落后，毫无根据。
中国“皇帝”，自秦始皇始。
关于秦始皇的“龙服”，到目前未见实物，只能据史籍记载推定。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皆上黑。”
据此，后来的绘画上，秦始皇均衣黑。
“终始五德”，或曰“五德终始”，是战国中期邹衍提出的理论。大意是，诸侯们争来斗去毫无意义，谁能当天子，不是靠哪个胳膊根儿粗决定，而是“五德”循环往复的“天运”。“五德”，就是金、木、火、水、土所体现的五种“德行”。他讲了三种，到周，恰好是“火德”。
秦始皇
秦王政强大之后，不少齐儒方士聚拢到麾下，给他灌输了不少“五德终始”思想，他深信不疑，于是统一六国后，有了改制“水德”且“尚黑”之举。
西汉，仍深受“五德终始”影响。
汉初，承用民间南方赤帝传说，尚赤；后来，因“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故而袭秦制正朔，服色“尚黑”，主“水德”；汉武帝太初正式改历，夏正建寅，服色“尚黄”，主“土德”；后期，汉又改为崇尚“火德”，“尚赤”。
王莽篡汉，自称“土德”，再次改回“尚黄”。
秦皇至王莽，凡二百年，是个建章立规的年代，难免朝三暮四，不时改弦更张。服色亦“尚黑、尚赤、尚黑、尚黄、尚赤、尚黄”，经历六变。
到东汉，礼制包括舆服，一切甫定。“五德终始”也不再有什么“市场”。
《后汉书·舆服下》这段话，几乎被后来历代史书据引：“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观翬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为服。见鸟兽有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凡十二章。故《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巛。乾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汉承秦故。至世祖践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显宗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屦，以祠天地，养三老五更于三雍，于时致治平矣。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
刘秀
这是说，上古先民以兽皮为衣。后来的圣人上观天文，下观鸟兽，以丝麻为衣。黄帝尧舜的年代，上衣黑色、下面的裳裙黄色。秦国消灭礼制，祭祀的时候也一律着黑衣。西汉沿袭秦制。直到世祖皇帝刘秀，才确定了建都于中央黄土之上礼制，修建祭坛，严格郊祀规矩。显宗明帝再又拓展大业，对于舆服冠冕、颜色图案、鞋袜样式等等，都有了具体规定。从天子到三公、九卿、百官，敬天地祭祖先都有了规矩。
从东汉开始，天子的服饰，根据场合不同已经有不同的规定——如“礼服”，或曰“朝服”。穿于祭天地、五岳、四渎、山川、宗庙、社稷等仪式，服色为上黑下纁。“纁”，是落日余晖的颜色，黄而兼赤。后来历代，天子的“礼服”，也适用于登基、大婚及其他重大典礼。
如“常服”，或曰“行服”。汉代，因为下着不连档的开口袴，因此，外着“深衣”，即腰间束带的“曲裾长外套”，以避免“走光”。天子亦不例外，其“常服”为“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
唐以后，对汉代深衣已不甚了了，但天子仍着“常服”或“行服”。
清代，皇帝服饰，除“朝服”和“行服”之外，还有“吉服”，为过节、参加应嘉（节）礼、吉礼、军礼时穿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服饰发生了很大变化——“深衣”没了，“上衣下裳”也不再明显。各朝服装样式，更接近现在的“汉服”。但是，天子“舆服冠冕”礼制，仍然讲“上玄下纁”。
汉代冕服
就天子“礼服”或“朝服”来说，“纁”及“纁”偏黄或偏红为主色调。
比如隋唐，皇帝的服色为柘黄。清代皇帝的“明黄”，亦由这种颜色发展而来。
宋明，基本沿袭唐制，颜色变化不大。
“常服”或“行服”，则或浅于黄色，或更靠近红色，其实基础仍然是“纁”。
前面说到，清朝服色规定最细。皇帝皇后服色为“明黄”；皇太子“杏黄”；皇子“金黄”。亲王、世子、君王只可用“蓝”或“石青”。
其实，天子服饰，更重要的是《后汉书》所云之“十二章”。
“十二章”，即十二种花纹，出自《尚书·益稷》。这十二种花纹，被认为皇帝“奉天承运”的象征。
“礼服”或“朝服”，包括清朝皇帝的“吉服”，皆绣有“十二章”。“常服”或“行服”，则未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