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西晋迅速灭亡是其制度错误导致，清谈误国也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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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结束分裂的大一统王朝通常不长命，但西晋的迅速灭亡还是有些特殊。至于原因，可以用一句滥用到恶俗的话来形容：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西晋灭亡，不能只怪作乱的司马氏“八王”，也不能片面盯着所谓的“五胡”，整个西晋王朝的既得利益群体，都应当对这一历史悲剧承担责任。
咸熙二年（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建立晋朝后，有感于曹魏由于宗室力量弱小而被夺权，于是迫不及待地大规模分封诸王；其后一直到他驾崩前，这一动作从没停止过。
而在司马炎死后不久，西晋朝廷内部爆发了著名的“八王之乱”，十六年间，司马氏藩王为了争夺对中央政权的控制而爆发了残酷的搏杀，对西晋王朝各方面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内迁的各大少数民族趁势崛起，司马氏的统治迅速走向了崩溃。
因此，对于西晋的灭亡，很容易形成这样的因果逻辑：司马炎分封藩王→八王之乱→五胡作乱→西晋灭亡。
分封制真的是罪魁祸首吗？出人意料的是，从初唐时期房玄龄等人编修的《晋书》来看，那时的史学界并不这么认为。
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分封制无疑是古代历史发展中的一大毒瘤；但在《晋书》第五十九卷的开篇，曾大篇幅分析了分封、郡县两大制度的利弊，当时代表着统治阶层意志的史学家与今天的观点相反。在他们看来，施行单纯的郡县制，才是前代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
秦朝疆域图
比如他们说秦朝“事不师古，二世而灭”；指责曹魏“实传虚爵，本根无所庇荫，遂乃三叶而亡”......
对于分封制，他们将其则视为巩固政权的重要举措，即“自古帝王之临天下也，皆欲广树蕃屏，崇固维城”，在列举了周朝、汉朝各自持续数百年的例子后，房玄龄等人得出了“夫为国之有籓屏，犹济川之有舟楫，安危成败，义实相资”的结论，即：分封制是对皇权的有效辅佐，甚至是保证王朝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
因此，对于西晋的崩溃，那时史学家认为是“八王”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分封制的毛病，即问题出在人身上、而不是制度的责任。所以，唐朝建立后也曾大肆分封藩王，贞观五年（631年），李世民颁布了这样一道诏令：“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宜令作镇籓部......”
事实证明，唐朝并没有因为分封制而迎来灭亡。难道西晋的崩盘真的是因为司马懿的子孙们太不像样吗？有这层原因，但并不完全如此，西晋的快速崩溃，是多重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原王朝制度弊端的集中爆发。
极端的阶级固化
魏文帝曹丕设立的九品中正制，开启了将“出身决定仕途”制度化的先河；司马懿执政期间设置州大中正，进一步操纵了入仕途径；在西晋建立后，中正一职已经牢牢掌握在以司马氏为首的世家大族手中，在利益的驱使下，对士人的评判标准中，品行、才干已经名存实亡，门第成了主要（甚至可以说唯一）的依据，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格局。
九品中正制
咸宁六年（280年），司马炎灭吴、再度统一天下后，颁定了户调之式，其中规定，官员可以依据官品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并且可以代代世袭。这就意味着，世家大族的土地兼并是合法的，他们的政治、经济的特权由此彻底固化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士族门阀制度。
司马氏发展这一阶级固化制度，实际上也是基于稳固自身权利的考虑。毕竟他们正是以世家大族的优势攫取了曹魏政权，由于得位不正，更加需要那些掌控了社会资源的同僚们支持自己，这与后来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有异曲同工之处。
然而，这一制度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士人阶层内部的分化。所谓“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诸侯王们利用寒族士人对现有体系的不满，任用封国内那些力求上进的寒族士人，从而形成了众多与中央政权离心离德的政治集团。这种统治集团内部难以调和的矛盾，才是八王之乱能够持续上演的根本原因。
其二就是阶级矛盾愈演愈烈。在门阀世家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的同时，大量老百姓沦为失去生存之本的流民，在八王之乱爆发期间，这一群体成了推翻西晋政权的生力军。
分封制与都督制度混合，催生了拥兵作乱的土壤
司马炎统一天下后，一方面拆撤各州郡的兵力，只是“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维持基本的地方治安；另一方面将曹魏时期的都督制进一步规范化，众多宗室藩王、功臣勋旧被任命为都督诸军、监诸军、督诸军之职，各自掌握地方一州或数州的军事大权。
司马炎
司马炎此举，也许是想把“枪杆子”牢牢把握在家族手中、进一步巩固司马氏的统治。但所谓“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分封制与都督制的结合，让本来应被中央帝王掌控的军权、政权下放到地方藩王手中，造成了西晋政治、军事的巨大混乱，为持续十余年的皇族内都埋下了祸根。
但以上还不是最糟糕的，占据了权利核心的世家大族醉心于消极避世，让西晋的统治集体越发腐朽不堪。
清谈误国
“汉经学，晋清谈”，所谓的清谈，指的是那些士大夫们聚在一起不谈俗事，即不谈国事、民生、执政之道，只谈老庄之术的相关理论问题，并且就一些议题进行逻辑分析、辩论。用今天的概念来理解，就是空谈。
有人会说了：那时的士大夫热衷清谈，只是表达对朝政的不满而已。
确实，一般文人聊聊天倒也没什么，甚至还有些思想活跃的意味。然而这些清谈的士大夫并不是闲人，绝大多数都是身居要职的朝廷官员。比如后世熟知的竹林七贤，有五位都是体制内的公务人员，其中的山涛长期主管吏部，王戎出自琅琊王氏、世世代代掌握朝廷大权。
重点说说王戎，他长期贵为西晋朝廷三公，但其最热衷的，是游山玩水、点评人物、开办清谈活动；在提拔官员时，他的标准只是对方的家世、名气。
王衍
王戎的堂弟王衍更不得了，担任尚书令期间，他的清谈水平冠绝一时，以至于“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在他的影响下，当时的士大夫“皆以浮诞为美，弛废职业”。
除了清谈外，这些人还热衷于排斥异己。那些出身寒门、积极干实事解决问题的人才，大多被他们视为异类。比如奋力讨伐氐羌齐万年叛乱的周处，被梁王司马肜以及众多朝臣心照不宣地做局坑死；马隆毛遂自荐为司马炎征讨鲜卑叛军秃发树机能，结果在他出发之后，那些掌权的世家大族从未停止对其造谣中伤；协助贾南风执政、维持了西晋朝野数年安稳的寒族人才张华，也落得族灭的下场。
对于王衍等人的责任，可以借鉴两人的评价。
永嘉五年（311年），羯族将领石勒追杀、歼灭了由王衍率领的十余万朝廷将士，随后他询问被俘的一众朝廷官员，西晋为啥落到这般田地。能说会道的王衍一直强调跟自己没关系，并且还说自己是被逼当官。石勒深表震惊：“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其后还感叹：“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当可活不？”
桓温
无独有偶，永和十二年（356年），东晋名将桓温率军第二次北伐。在途中，他登上战舰、遥望残破的中原故土，不禁叹道：“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王夷甫，也就是王衍。
当掌握了社会资源的权贵们整体堕落，西晋的灭亡自然是迟早的事了。
民族压迫制度
从东汉至三国、魏晋时期，大量少数民族被迁徙到中原地区。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缓解常年战争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以便西晋朝廷发展生产、促进经济、增加税收。就像郭钦解释的那样：“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
因此，这些少数民族，实际上也是西晋王朝的百姓，所以西晋朝廷让他们“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即跟所在地汉人百姓承担同等的义务（也就是同样被剥削）。
江统
但在另一方面，也许是由于常年形成的优越感，那时的统治者对这些内迁百姓额外采取了高压、歧视政策，就像江统在《徙戎论》里所写的那样：“苦汉人侵之......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作为弱势群体，他们大多沦为奴婢、佃客，以至于“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早在司马炎在世时，西、北地区就经常爆发少数民族武装叛乱，但西晋朝廷凭借强大武力最终于以镇压。
而到了司马衷在位期间，随着八王之乱、自然灾害的同时爆发，天灾人祸双重打击之下，处境本就艰难的各族老百姓越发穷困潦倒、饿殍满地，在那些心怀不轨的枭雄挑拨下，他们揭竿而起；但在这种危机下，司马氏藩王仍热衷于争权夺利，王衍等掌握了朝廷大权的门阀世家首要考虑的是如何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在这种困境下，西晋的灭亡迎来了倒计时。
因此，与其说司马氏藩王灭亡了西晋，不如说是西晋朝廷的制度害死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