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孙嘉淦之死折射出的官场文化：你若生在清朝，还敢耿直说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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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永胜
（《雍正王朝》中的孙嘉淦）
孙嘉淦（1683 -1753年），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清代山西兴县人。他历经康雍乾三朝，办学政、督盐务、疏河道等都政绩颇佳，官至工、刑二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时人评价说：“嘉淦初为直臣，其后出将入相，功业赫奕，而学问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
这个被誉为清代山西名臣第一人的孙嘉淦，出道以敢言著称，就连死也是因言而致，被兴风作浪的文字狱吓死了。
（雍正皇帝）
（一）敢揭雍正伤疤
1723年，刚在兴大狱、诛兄弟的血腥杀戮中夺得大位的雍正登上皇位，正踌躇满志地审视康熙留下的煌煌家产时，风骨凛凛孙嘉淦就开始上疏了，他劝告皇帝“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师。”（“对骨肉之亲要和睦；对苛捐杂税要废除；对外族征伐要停止。”）
如果说后两条是对雍正朝勃兴的忠贞之言，那“亲骨肉”这条简直就是对有夺位之嫌的雍正阴暗内心的揭露。
可想而知，雍正帝看后大为不满，连说他太狂妄。
试想，孙嘉淦这个和雍正年纪相仿的同龄人，颇有些自不量力。帝位争夺，是最危险的政治斗争。成者为王，正是雍正得意之处。你孙嘉淦纵比雍正多读些诗书文章，怎能不知“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微妙。
然而，孙嘉淦还是揭了雍正的伤疤。
幸有雍正的老师、大学士朱轼在旁挺身而出为其说情：“嘉淦成狂，然臣服其胆。”雍正自己也对孙嘉淦说真话不要脑袋的胆识表示佩服，转怒为笑说：“朕也服其胆。”这样才保住了他在翰林院的职位。
这一有惊无险的事件，虽然给孙嘉淦带来了直臣的名声，但毕竟有一种刀从脖子上过的惊险，让人不禁后背发紧。
（二）歪打正着受重任
雍正虽然当时并没对孙嘉淦发难，但秋后算账的心里还是有的。
后来，终于抓住了孙嘉淦用人失察的过失，交刑部议处。刑部领会上意说按律当斩。雍正想这时候如果把孙嘉淦留下来，正可以说明他是心胸宽大之人，用贤臣不避前嫌；更可以说明他不在乎诽谤他继位不合法的那些汉人，该怎么用还要用。
于是，他说孙嘉淦这个人只是说话不注意，但为人不贪钱，打发到管钱的衙门当差算了。孙嘉淦在国库临时打杂的差事上干了没多久，就又被委任为河东盐政。
危险过后，孙嘉淦名声鹊起，也证明了雍正确实看重的确实是孙嘉淦不爱钱财的特点。但文人就是文人，总希望在踏实做事时能够再收获些政声。
（三）借重乾隆再升职
乾隆继位后，试图有所作为，广收朝廷中有识之士，他相中了敢于直言进谏的孙嘉淦，擢升他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专管监察。
孙嘉淦一看当今皇上春秋正盛，对自己皇恩浩荡，脖子一梗，毫不含糊地给乾隆皇帝上了篇绝代谏论《三习一弊疏》。不过，考虑到当年给雍正上疏后的遭遇，这次上疏的口气比较舒缓，没有使用锋芒毕露的词藻，也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从修养身心的角度对皇帝提出些意见，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知识分子和为人臣子的责任和见识。
他说：“治乱之循环，职阴阳之运行。阴极盛而阳生，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著，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要做到慎戒，就得“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乾隆皇帝）
这些精辟的见解，直指人性的普遍弱点，但由于立意高，正适合做皇帝的看。
乾隆对这篇文辞精美、逻辑严密、振聋发聩的文章不禁拍案称奇，当朝作了宣示。但细究文章所指，其笔锋之利让人不免汗流浃背，坐卧不安。
幸运的是，当时乾隆初登皇位，正想抖擞精神大干一场，也好显示其能力不凡。于是，对这样一篇提振人精神的文章，自然褒奖有加。不久，又升了孙嘉淦的官，让他做刑部尚书，并“总理国子监事”。
之后，孙嘉淦自然成了乾隆眼中的治世之能臣、谏世之直臣，而倍加信赖，先后浚河道、任督抚，成了乾隆手里可以任意打的几张“好牌”。但盛名之下，也难免会招致不测之灾。
（四）被人假冒惹心病
1750年，在朝廷上稳坐了15年的乾隆皇帝，面对国库充盈、海内富裕的形势已经是志得意满、飘然若仙了，他要筹划南巡，在自己的地盘上到处看看。
有的官员想阻止乾隆的这个举动，但又担心影响力不够，就假冒孙嘉淦的名义伪造了一篇劝谏皇帝南巡的奏稿，并伪造了乾隆的御批，在民间和官场传播，以期通过制造舆论，耸动人心，达到阻止乾隆南巡的目的。因为借了孙嘉淦的名声，这篇文章还真的产生了号召力，流传甚广。
乾隆发现伪奏稿事后，在全国范围内追查作者，仅在四川一省，就有280余人因传抄而获罪。
孙嘉淦为此也深感不安。他对家人说：“先帝（指雍正）及今上，尝戒我好名，今独假我名，殆生平好名之累未尽，有此致之。”
这时候，他确实害怕了，虽然他知道这份上疏因有乾隆的御批都是假的，但是，每当想到雍乾时期不绝如屡的文字狱，而现在自己深陷其中，如果言语稍有不慎，极有可能脑袋搬家。
在这种战战兢兢的日子里，孙嘉淦活得一点也不轻松。查处伪奏稿的事延续了三年，终于还了孙嘉淦一个清白。
但他还是没有等到那个洗刷自己清白的日子，在71岁那年死于惊惧之中。
（五）改直曲进留声名
人，总是在吃一堑长一智中成长的。
孙嘉淦在两次重大的谏言中赢得了名声，也成就了仕途上的辉煌。然而，因缘际会，孙嘉淦也在直言进谏中受到挫折。因此，当他在仕途中越来越上位时，他也懂得怎么进退取舍了。晚年的他表现得极其圆通谨慎，总是先忖摸皇上的旨意再说话。
他给自己居官定了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
以一种静处修身、少欲寡行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事情。他明白，人首先得解决好生存权，才能争取发展权。
在封建社会的家天下里，一切都要以当政者的好恶为根本，然后才能保全和发展自己。于是，精明的人面对现实首先想到的就是改变自我。只有善于通权达变，因势利导，于险地寻安，在绝处求生，才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即使这样，孙嘉淦也懂得无论自己怎样的顺从，也难以做到周全。如若皇上哪天翻旧账，自己还是首当其冲者。因此，当他面对伪奏稿事件时，早已经噤若寒蝉，只能以“多磕头少说话”的姿态来表达自己的忏悔。
他把自己辛苦著述的《春秋义》《诗删》《南华通》等统统付之一炬。生怕留下一点痕迹，被抓了文字狱的现行。
由血气方刚时的直谏到性格成熟后的温婉再到被血雨腥风的吓破胆，孙嘉淦变了，变得不再敢于挺直腰板说话，不再喜欢随意舞文弄墨。他的一切言行都已经中规中矩。
他的命运，是清代士风的剪影。
在家天下的制度里，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变异为入仕而后为奴。那些顶戴花翎下的头颅，已经不再是个人思想的加工厂，而是皇权统治的流水线。士人们的独立人格已经消遁，只留下些逐利争名的“僵尸”，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苟延残喘着……
【作者简介】乔永胜， 一位致力于用心读史，检视历史人物的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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