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三国时期的武汉，经历了怎样的历史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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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武汉是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的合称。武昌之名，最早可溯源自三国时期。《三国志·吴主传》载：“（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孙权偷袭关羽取得荆州后，驻军在公安县，后迁至鄂县，改名武昌，大概是取“武功昌盛”的意思吧。这就是武汉三镇中武昌得名的由来。魏黄初二年（221年）孙权受封吴王，即以武昌为都城，直至魏太和三年（229年），孙权迁都至建业。在三国时期，武昌作为东吴都城有8年时间。
不过，武汉的朋友们先不要高兴太早。孙权建都的武昌，并不在现在的武汉市，而是在鄂州市。现在的武汉市区，当时叫夏口，又叫沔（miǎn）口、鲁口，属荆州江夏郡沙羡县管辖。所以大家看《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历史资料，说到武昌的，都不是指武汉，而是指鄂州，说到江夏、沙羡、夏口、沔口、鲁口的，才是指武汉。
武汉地标：长江大桥
如今的武汉市太大了，已经包括了古代的多个地名。为避免误解，本文所说的武汉，仅指汉江汇入长江江口一带的传统武汉城区。
武汉在东汉时为沙羡县，只是江夏郡下辖的一个户籍不到一万户的小县，当时江夏郡的治所在西陵县（今武汉市新洲区，是远离市区的郊区，原为新洲县）。而夏口，更是沙羡县城以北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地方。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孙吴以江南立国，长江沿岸城市的地位空前上升，夏口的战略价值也不断凸显，沙羡县和江夏郡先后移至夏口，直至隋唐时期，夏口的地位超过了原来的武昌，取得了武昌之名，而原来的武昌只好改名寿昌、鄂城、鄂州了。
本文相关地名示意图
一、刘表时期，黄祖修建偃月城
汉水古称夏水、沔水，所以汉口、夏口、沔口都指汉水汇入长江的江口一带地方。入江口之南有鲁山（今武汉龟山），所以这一带也称鲁口。本文为表述方便，主要使用“夏口”这一名称，只是需要注意，汉口、夏口、沔口、鲁口，都是同一个意思，指的大体上是同一个地方。
夏口一带在先秦及秦汉时期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战乱，也没有文献资料记载曾有军队在此屯驻。东汉时的沙羡县城，大概位于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道一带的长江东南岸，当时的夏口，只是县城北郊30公里以外的小山村。
东汉末年，刘表出任荆州刺史，首次改变了夏口的状况。
改变了武汉历史命运的男人——刘表
东汉时的荆州刺史，主要职责是镇抚群蛮，其治所在武陵郡。东汉末年，荆州的地方豪族势力叛乱四起，刘表单枪匹马来到荆州赴任，无钱无兵，他主要是通过与襄阳世家大族蔡氏联姻，依靠蔡氏的势力，才得以在荆州立足。襄阳原本只是南郡下辖的一个县，刘表将襄阳县升格襄阳郡，并以襄阳郡为荆州刺史治所。
襄阳成为荆州政治中心后，夏口的战略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因为襄阳位于汉水上游（相对夏口而言），夏口位于汉水下游且是入江之口，在高度依赖水路交通的古代，夏口是由汉入江或由江入汉的枢纽，因而也是从军事上保卫襄阳的战略要地。
刘表在襄阳站稳脚跟后，派大将黄祖为江夏太守。出于保卫襄阳的需要，黄祖在夏口西北处的汉水北岸修筑“偃月城”（今武汉市硚口区江汉桥北岸一带），也称“却月城”“缺月城”，因城墙在江边围成半圆形似弯月而得名，并将江夏郡治和沙羡县治迁至偃月城。
偃月城、鲁山城、夏口城在现代武汉地图上的大体位置
黄祖其实是善于用兵的骁将，他曾设伏射杀孙坚，可见其拥有一支战斗力强劲的弩兵部队。孙策曾说黄祖“宿狡猾，为表腹心，出作爪牙”，而孙策被时人评价为“才略绝异”“多谋善用兵”，连孙策都对黄祖忌惮三分，可以想见黄祖之多谋善战。
孙坚死后，孙策、孙权为报杀父之仇，四次兴兵进攻黄祖，战场就是夏口的偃月城及其附近。
黄祖也是一勇将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孙氏兄弟与黄祖的四次夏口之战情况如下：
第一次，是在建安四年（199年），“（孙）策收得勋兵二千余人，船千艘，遂前进夏口攻黄祖。时刘表遣从子虎、南阳韩晞将长矛五千，来为黄祖前锋。策与战，大破之。”
第二次，是在建安八年（203年），“（孙）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
第三次，是在建安十二年（207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
第四次，是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
这些记载或有虚美夸大之处，但总体而言，在前三次战役中，孙军在水战阶段占上风，到了攻城阶段，孙军就不是黄祖的对手了。因此前三次战役最后都是以孙军败退而告终。由此亦可见黄祖所建偃月城之坚固。在第四次战役中，董袭亲率敢死队冒险突破黄祖设在汉水入江口的封锁线，从偃月城靠江边没有城墙的地方攻入城内，这才打败黄祖。
孙权虽然打败黄祖，但无力占领夏口，随即撤军回江东。刘表命其长子刘琦为江夏太守，重新占领了夏口，其根据地仍然是黄祖所建的偃月城。
二、刘备时期，加筑鲁山城
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大举南征荆州。据《三国志·先主传》，“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
根据以上记载，在赤壁之战前夕，刘备与刘琦会师于夏口。赤壁之战的主战场位于今湖北省赤壁市（原为蒲圻县）一带，位于夏口西南，距离100多公里。因为曹操南下的部队以骑兵为精锐，又急于占领江陵夺取军粮物资，因此没有走汉水水路，而是计划在占领江陵后，从赤壁渡江，经由陆路直取孙权所在的柴桑。因此，赤壁之战的战火没有波及至夏口，这使刘备有充分的时间经营夏口，加强偃月城的防御，在夏口站稳脚跟。
赤壁之战地图
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战败后，大军北撤，留下曹仁守江陵县（即南郡治所）。此时，刘备、孙权决定联合夺回江陵，夏口成为攻打江陵的桥头堡，刘、孙两军便分别占领夏口，刘备在江北，以偃月城为据点，孙权派出周瑜在江南，以东汉沙羡县旧城为据点。
在孙刘联军的压力下，曹仁弃城退至襄阳，而周瑜不久后也病死，江陵遂为刘备所有。刘备派关羽镇守江陵，直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被吕蒙袭取。
而夏口，依然是刘、孙两家划江而治的局面。孙权以程普为荡寇将军、江夏太守，据守长江以南的沙羡故城。刘备则以长江以北的偃月城为中心，谋划加强夏口防御。
刘备总结了黄祖所建偃月城的缺点，就是偃月城南面临江处是没有城墙的，当年黄祖自恃有艨艟大船可以封锁江口，故不以为意，但实践证明这是偃月城防御的一大命门。
于是，刘备在偃月城对面的汉水南岸的鲁山（今武汉龟山）山麓修筑了一座鲁山城，鲁山城与偃月城夹江而守，可以互为犄角，弥补偃月城南面的缺口，大大提升夏口的防御能力。
虽然刘备在夏口下了不少血本，也颇有成果，但夏口毕竟远离刘备主力部队所在的江陵、公安等处，刘备所据守的夏口江北的偃月城和鲁山城，实际上是夹在曹操和孙权之间的一块“飞地”“插花地”。真要打起来，如果江陵和公安的援军不能及时赶到，偃月城和鲁山城的守军就会沦为孤军，处境必将十分艰难。
因此，刘备在取得益州后，忍痛割爱，与孙权达成协议，“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刘）备。”也就是将夏口的江北部分让给了孙权，使孙权取得长江南北两岸的完整夏口地区，以换取孙权承认刘备对南郡、零陵、武陵三郡的统治权。
三、孙吴时期，形成“夏口三城”防御体系
（一）孙吴在长江南岸建夏口城
因刘备主动退出，孙权取得了完整的夏口。此后，刘备忙于和曹操争夺汉中，孙权与曹操的主战场则转移到淮南，荆州地区暂时没有重大战事。这一段时期，曹操在夏口西北距离约75公里的安陆县（今湖北省云梦县）置江夏郡，以文聘为江夏太守，与驻守江陵的关羽时常有小规模冲突，但均未波及孙权控制的夏口。
在程普死后，继任孙吴江夏太守的是孙皎。孙皎是孙氏宗室，也是善战的名将。由于当时三国的微妙关系，孙皎在夏口，既要正面硬刚北边的文聘、曹仁，又要暗中提防西边的关羽。因此，孙皎镇守夏口期间，甘宁、蒋钦、潘璋等孙吴名将均在其麾下，夏口的兵力十分雄厚强劲，可见孙权对夏口之重视。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趁关羽北上攻打襄阳之机偷袭江陵。此役中，吕蒙为大都督，孙皎为后继，驻守夏口的重兵发挥了重要作用。攻下江陵后，南郡、零陵、武陵尽入孙权掌握，孙权先驻公安，后迁至武昌（今鄂州）。
孙权定都武昌之后，距离武昌仅50公里的夏口，地位陡然上升，成为拱卫京畿的屏藩。清代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认为，孙权“名为都武昌，实以保江夏也。未有江夏破而武昌可无事者。”这就是说，孙权定都武昌，完全是因为有夏口（即江夏）这个天然屏障。
不过，光靠长江天险还不足以守夏口。魏黄初三年（222年），魏军大举征吴，曹丕亲至宛城督战，遣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攻江陵。为配合曹真等人的攻势，江夏太守文聘率军“别屯沔口，止石梵，自当一队。”
前面说过了，沔口即夏口，文聘能够屯兵在沔口，应该是占领了沔口的部分地区，很可能就是该地的江北部分。石梵今址不详，据考证可能在今汉川市或天门市。从文聘的行军路线来看，应该是试图从夏口北部渡江，不成后退守石梵。尽管渡江不成，但文聘也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地区，因而能够以功升任后将军。
魏军占领夏口的江北部分后，孙权就需要着手加强夏口的江南部分的防御。孙权的措施是，在夏口的长江南部再筑新城。
孙权选择的筑城地点，在黄鹄山（今武汉蛇山）山麓，名为“夏口城”。《三国志·吴主传》载，吴黄武二年（魏黄初四年，223年），“正月，城江夏山。”《水经注》载：“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四年孙权所筑也。”《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三·鄂州》载：“州城本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
著名的黄鹤楼，就是孙权在修筑夏口城的时候最早建起来的，当时是作为城墙西南角的瞭望塔来使用的。当然，孙权所建的黄鹤楼早已毁于战火，现在的黄鹤楼是20世纪80年代重建的，钢筋水泥建筑，里面还有电梯呢！哈哈！
现代黄鹤楼
黄鹤楼所在的蛇山，只是夏口城的一角，可见夏口城的规模不算小。夏口城建好后，孙权的信心大增，提出了“遣将入沔，与敌争利”的战略方针，并破格提拔宗室孙奂的部将张梁为沔中督，负责从沔水（即汉水）北上经略长江以北的地区。
后来的事实证明，孙权的“入沔”策略很有成效。《三国志·吴主传》载，吴黄武五年（魏黄初七年，226年) ，“秋七月，（孙）权闻魏文帝崩，征江夏，围石阳，不克而还。”这里的江夏，是指魏国设在安陆县的江夏郡，孙权能够出兵至安陆，说明他已经收复了当年被文聘攻占的夏口的江北部分。虽然孙权未能攻下安陆，但他成功地将战线向北推移70多公里，为确保武昌重镇的安全，留出了战略纵深空间。
到了吴嘉禾三年（魏青龙二年，234年）五月，为配合蜀汉诸葛亮北伐，孙权起兵攻魏，三路北进，陆逊、诸葛瑾等攻襄阳，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阴，孙权自率大众围合肥新城。陆逊、诸葛瑾直接就打到了襄阳，无须顾忌魏国设在安陆的江夏郡兵切断其后路，表明安陆很有可能已在孙权的控制之下。
吴赤乌四年(魏正始二年，241年)四月，趁曹芳即位不久，政局未稳，孙权故伎重演，再次兵分三路攻魏，卫将军全琮攻芍陂，车骑将军朱然攻樊城，大将军诸葛瑾攻柤中（襄阳郡上黄县的一处地名）。
两次战役，孙权都未能攻下襄阳，无功而返。但两次战役表明，在孙权统治后期，魏吴交战的第一线已经大体稳定在距离夏口260多公里以外的襄阳，此时以武昌为中心的长江防线是绝对安全的。孙权“遣将入沔，与敌争利”的方针，与诸葛亮北伐一样，实际上是一种以攻为守的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二）魏国的反攻
孙权建成夏口城之后，夏口城与原有的偃月城、鲁山城合称“夏口三城”，这三座城分别位于现在武汉市的武昌、汉口、汉阳三地，基本上就是后来武汉三镇的雏形了。
“夏口三城”组成了严密的城市防御体系，不仅有利于打防御战，而且有利于屯驻更多的军队，通过实行屯田垦荒（江汉平原正是适合发展生产的鱼米之乡呀~），积蓄战略物资，增强后勤保障能力。这是孙权之所以能够在与魏国的争夺战中占据上风，屡屡把战火烧到魏国境内的重要原因。
然而，到了孙权晚年，政治昏暗，因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二宫之争”导致许多文武官员被杀、被逐，连陆逊那样的当世无双的名将，也因为支持太子孙和而遭到斥责，抑郁而死。孙权死后，孙峻、孙綝先后把持朝政，宫廷政变频频发生，文官武将因站错队而被杀、被逐的难记其数。镇守夏口的都督同时又是宗室的孙壹、孙秀先后率部降魏。吴国国力因内耗而大为削弱。
倒是魏国经过多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力蒸蒸日上，秉政的司马懿父子在用人方面颇为英明，先后启用王基、州泰、羊祜、胡奋等能战之将主持荆州军政事务，平庸无能的逯式等人则遭到罢免。
渐渐地，魏吴两国在荆州特别是夏口战线的力量对比开始逆转，魏国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魏嘉平二年（250年），征南将军、荆州刺史王基“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逼夏口，由是贼不敢轻越江。”此前，魏国的江夏郡治所设在安陆县（今湖北省云梦县），王基在上昶（今湖北省孝感市）筑城，将江夏郡治所迁移至上昶城，相当于把战线向南推进了20多公里，魏国的江夏守军距离夏口只剩下40多公里了。
魏国名将 王基
王基的这一步动作有效震慑了吴国，使吴军不敢再像孙权时期那样轻易渡过江北攻入魏国境内。当然，这和吴国人才凋零，缺乏将才，也有很大关系。
四、晋灭吴之战中的夏口
魏景元四年（263年）五月，钟会、邓艾率大军伐蜀。十月，吴国得知魏伐蜀的消息，“使大将军丁奉督诸军向魏寿春，将军留平别诣施绩于南郡，议兵所向，将军丁封、孙异如沔中，皆救蜀。”沔中即汉水，丁封、孙异来到汉水之上，显然是从夏口出发的。然而，吴军的动作太慢，魏军的动作太快，就在丁封等人还在商量该怎么打的时候，蜀国已灭，吴国的三路大军也一哄而散。后来因邓艾、钟会先后被杀，蜀地大乱，吴国又想跑去捡漏，派步协、陆抗去抢占永安，结果被罗宪打退。此时的吴军不复具有孙权时期的那种狠劲和战斗力，可以说是败相已露。
蜀灭之后两年，即魏咸熙二年（265年）十二月，魏元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魏亡晋立。司马炎即位后，很快就开始着手策划灭吴大计。
晋武帝 司马炎
司马炎经过精心挑选，派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主持荆州地区的对吴作战。羊祜到任后，认为陆抗尚在，夏口的兵力尚强，灭吴没有万全的把握，万一陷入持久战，反而于国于民不利。因此他并不发动强攻，而是在王基建造上昶城的基础上，步步为营，一点一点地进逼，同时采取怀柔政策，招引吴人来降。
羊祜的办法很有成效。在羊祜与陆抗对峙的末期，羊祜已经能够“会众江沔游猎”，也就是带着大部队到长江和汉水交汇处（即夏口）一带打猎，实际上是举行军事演习。这说明，晋军已经把战线压制到了夏口的江北部分，随时可以打到夏口城了。
这形势与当年文聘进攻至夏口沔北的局面类似，只不过，吴国的军队不再有当年硬打硬抗的勇气，只有退避三舍以避其锋了。吴凤凰二年（272年），孙晧以陆抗为大司马、荆州牧，移镇巴丘（今湖南省岳阳市）。这就相当于把荆州的治所从武昌南移200多公里，退到了吴国腹地的巴丘。可见，孙晧对守住夏口已经没有信心。正如《读史方舆纪要》所说“未有江夏破而武昌可无事者。”孙晧既然认为难以守住夏口，自然也就守不住武昌，所以只有往南退避了。他的希望完全是寄托在魏军不敢孤军深入上面。
这样的战略部署，可以说是败局已定了。
晋咸宁三年（277年），晋武帝司马炎从荆州都督辖区中划出襄阳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区，以左将军胡奋为平南将军、都督江北诸军事，专门负责夏口作战。
又经过两年筹备，此时晋军已有更大的把握，吴国最后的名将陆抗也死了，没有人再能抵挡晋军的攻势。晋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司马炎正式下诏伐吴。
为了应对吴国扼守沿江要地的防御策略，晋军分兵五路，分别进攻长江上、中、下游，充分利用己方的优势兵力，拉长战线，使吴军兵力分散，首尾不能相顾。
具体的部署是“镇东大将军司马伷向涂中，安东将军王浑、扬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将军王戎向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将军杜预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浮江东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量宜处要，尽军势之中。镇东大将军司马伷向涂中，安东将军王浑、扬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将军王戎向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将军杜预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浮江东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量宜处要，尽军势之中。”
西晋五路伐吴示意图
五路大军中，平南将军、都督江北诸军事胡奋率领早已集结在江夏郡（即上昶城）的部队，负责渡江攻占夏口的江南部分，进而与建威将军王戎合兵攻武昌。
大举伐吴的第二年，即太康元年（280年）二月，司马炎又下诏确定了夏口、武昌方向的作战方案：“（王）濬、（唐）彬东下，扫除巴丘，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鹜，直造秣陵，与奋、戎审量其宜。”
但实际上，战斗的过程比司马炎想象的简单得多。据《晋书·王濬传》载，“（王）濬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晋军攻至夏口、武昌，守军纷纷投降，几乎不费什么力气。
孙晧派尚书、侍中虞昺为都督武昌以上诸军事，主持武昌、夏口战事。虞昺为虞翻之子，儒士出身，原为黄门郎，“以捷对见异，超拜尚书、侍中”。“捷对”的意思是在与孙晧谈话时反应迅速、思维敏捷，大概是个清谈之士，可惜只会吹牛，而且毫无节操。虞昺一来到武昌，就“上还节盖印绶，然后归顺。”主帅既降，其余守军自然也是闻风披靡。
在灭吴之战中，不战而降的恰恰正是孙权下了最大工夫来经营的夏口、武昌防线。在其他几处战场，都有吴军将领流血牺牲。例如西陵之战，晋军斩留宪、成鐻、郑广，乐乡之战，斩陆晏、陆景，江陵之战，斩伍延，版桥之战，斩张悌、孙震、沈莹等等。只有都督武昌以上（当然包括了夏口）的虞昺是一上来就投降。
孙权苦心经营多年的以“夏口三城”为核心的长江中游防御体系，就这样还没怎么真打，就彻底崩溃了。要是孙权泉下有知，会不会气得活过来？
孙权
五、结束
在汉末三国时期刘表、刘备、孙权等势力的经营下，武汉（江夏、沙羡、夏口、沔口）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江边小城逐渐成为长江中游的政治军事重镇。在西晋灭吴、三国统一后，以“夏口三城”为核心的江夏郡继续作为控遏荆楚地区的重镇屹立横跨于大江两岸。西晋末年，王敦都督荆州诸军事，镇武昌（今鄂州），以陶侃为宁远将军、荆州刺史，镇江夏（今武汉），遂平定杜弢之乱，形成割据荆州进而影响东西两晋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历史的巨轮不断往前推进，武汉（江夏）作为长江中游重镇，还将继续见证更多更壮观的历史风云。
参考文献
【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6年版。
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
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中华书局2019年版。
郭沫若：《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