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儋州”苏轼：转变心态，坦然面对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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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21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出川进京参加科举考试，次年二人同时登科，轰动朝野。父亲苏洵感慨吟诗一首：“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但苏轼此后的人生却因“熙宁变法”与“乌台诗案”变得相当坎坷。先贬湖北黄州，再贬广东惠州，三贬海南儋州，前后十余年。晚年的苏轼遇赦北归，在江苏镇江金山寺以一首六言诗自题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平静之中，他的人生悲愤又一次被唤醒。

身为一介文人，登科入仕是顺理成章的道路，苏轼没少做官，但入了贬途便在宦海挣扎，蹶而难振。然而，仍然不妨碍他做文人，作诗填词、撰文论道。通观苏轼的创作，可以说黄州时期既是他创作的旺盛期，又是他文学成就的最高时期，其文前后有《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其词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都脍炙人口。那时候的苏轼壮志未酬，想到东吴“雄姿英发”周公瑾的赤壁功业，不禁感慨“人生如梦”，能做的似乎只有“一樽还酹江月”。苏轼离开黄州时已49岁，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离开惠州，以琼州别驾的身份再贬海南昌化军即儋州时，已是62岁的老人。

苏轼赴海南儋州前夕，曾写信告诉朋友王敏仲：“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决，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这时他对海南不太了解，对自己将去那里度过余生没有信心，所以有作棺作墓的想法。

到海南儋州之后，他在给宋哲宗的《至昌化军谢表》里也表达了自己的悲观情绪。说哲宗皇帝“俾就穷途，以安余命。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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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情陶诗，兄弟情深

初到海南，苏轼内心的不平在诗歌里有所体现，他从琼州府到儋州的路上，目睹儋耳山，写了一首五言绝句《儋耳山》：“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这诗以“突兀隘空虚”几乎说尽了儋耳山的高大，一座儋耳山使原本空旷无垠的天空变得很狭隘。但苏轼这诗的用心不是誉扬儋耳山的巍峨，而是后两句“道旁石”的命运。这里用了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以“道旁石”未能补天暗喻自己怀才不遇的痛苦和无奈。

苏轼被贬惠州时，在给朋友程德孺的信中提到过自己被贬后的心情，表示既然因为罪孽深重，遭遇了这样的命运，那就只求“随缘委命”，顺应命运，随波逐流。

在儋州苏轼写了大量的唱和诗，一是“和陶诗”，二是与苏辙的唱和。除此之外，还有不冠“唱和”之名的叙事诗和感兴诗。这“和陶诗”的“陶诗”即东晋陶渊明的诗歌。苏轼一生对陶渊明格外钟情，他在黄州时躬耕于东坡，筑雪堂而居，想到陶渊明的斜川之游，填过一首《江城子》，自称“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余龄。”

钦慕陶渊明的为人并欣赏他的诗歌，他说的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是关于陶诗批评的经典之论。而他的和陶诗，如《和陶止酒》《和陶连雨独饮》《和陶拟古九首》《和陶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等，多取陶诗的表现形式，包括用韵。

苏轼与苏辙的唱和也是如此。苏轼兄弟情感深厚，苏轼曾说“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苏辙则说“手足之爱，平生一人”。两人终身以诗唱和，晚年不衰。在儋州的唱和诗中，因事拟题，一人作诗之后，另一人则取他的诗歌形式再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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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心态转变

苏轼在儋州写的诗多描述百姓和自己的生活，如《和陶劝农六首》哀怜儋州百姓的贫困：一是“天祸尔土，不麦不稷”，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海南只能生产稻米以及薯芋，不能种植麦稷，主粮的品种太少；二是“播厥熏木，腐余是穑”，耕种的方法落后，放火烧荒，让植物的灰烬作为肥料，耕种原始；三是“贪夫污吏，鹰鸷狼食”，当地的贪官污吏像恶鹰猛狼一样盘剥百姓；四是“惊麏朝射，猛豨夜逐”，当地人好打猎，而不能沉下心来从事农业生产；五是“父兄搢梃，以抶游手”，父兄用棍棒惩治“游手”即游手好闲不以农耕为务的人；六是“逸谚戏侮，博弈顽鄙”，有人放纵不羁，赌博顽劣。

写自己生活的如《谪居三适》即《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告诉人们怎样用简便易行的方法养生。这些诗写得很有生活气息，透出他安于儋州的生活快意，即使说出“我生有定数，禄尽空余寿”这样的话来，也显得相当平和。这些诗多用古体，不及他的律诗、绝句活泼轻快。如他的《纵笔三首》其一：“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虽然诗的前两句自诉已老，但在“小儿误喜”的调侃中表现了生活愉悦，让人不觉他是孤独的病老头子。

这时的苏轼，不再有年轻时的英雄情结，少了“我被聪明误一生”的人生感愤，也不再因对仕途抱有希望而纠结于隐仕之间，他平静地过日子并以诗文打发光阴。在离开儋州北归时，苏轼与海南黎民告别时写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这让人想到他被贬惠州时写下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苏轼渡海赴海南之际内心曾有过恐惧，在他安居之后便消失殆尽，不以坎坷为坎坷，不以不幸为不幸，随遇而安，与当地的黎民百姓有了深厚的友情。

应该说苏轼身心融入海南之后，生活和创作的热情是有的，但处世淡泊，生活闲逸，诗歌创作里不再有愤世嫉俗、怀才不遇的牢骚。他曾有过的悲愤与豪情在自足与闲适中淡化了，更多地关注和记叙自己的日常生活，多了生活的个性，少了人生话语和情怀，多了平易简朴，少了绚烂华丽。而平易简朴或平淡，却是苏轼自己说的绚烂之极的境界。苏轼这种创作趋向在黄州时便有了苗头，在惠州时稍盛，到海南后更加凸显。而最为人记取的诗句是他离开海南、乘船渡海时写下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阮忠），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