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从昆仑奴、新罗婢、僧祇奴和胡姬,聊一聊唐代的外国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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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裴铏撰写的《昆仑奴》是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里面刻画了一个忠义的昆仑奴摩勒的形象。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篇传奇文学认识了唐代昆仑奴这样一个群体。
在裴铏的《昆仑奴》中,那个背着崔生越过十重高墙和红绡见面的磨勒,那个
“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
”的高手,那个事成后远走高飞,十余年后“卖药于洛阳市,容发如旧”的昆仑奴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昆仑奴)
昆仑奴这一群体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史籍中都有不少记载,吴晗先生和陈寅恪先生对昆仑奴的来源和作用都有过研究,他们认为认为昆仑奴是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通过贸易、进贡等形式来到中国的。
但是近些年又有一种看法,认为“昆仑奴”是来自东南亚地区,“僧祇奴”才是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唐代昆仑奴的主要是来自马来半岛的尼格里托人,是随阿拉拍人一起来到大唐的。
一、昆仑奴
在中国古代地理文献中,“昆仑”有很多种解读。根据考证,中国所有曾经被称做“昆仑”的地方共有十余处,东西南北都有,所以我们不能以“昆仑”两个字来断定昆仑奴来自西方。
要想了解唐代的昆仑奴,就得从唐代长安的黑人说起。当时大唐帝国活跃着许多皮肤黝黑的外邦人士,他们被称做“小黑人”。
这些人来自“海中洲”,也就是现在东南亚群岛和南亚次大陆,包括印度。
《旧唐书-林邑国传》对昆仑奴的来源有过记载:“
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
”,《真腊国传》也有“
扶南之属国,昆仑之类。。。。。其人黑身卷发,裸行
”的记载,说明昆仑奴以来自东南亚的林邑国、真腊国者居多。
唐代昆仑奴聚集最多的地方并不是长安,而是广州。
唐朝广州昆仑奴的具体数量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但从武则天时期发生的昆仑奴做乱,杀死广州都督一事来看,广州的昆仑奴是一个数量很大的群体。
而广州之所以是昆仑奴聚集之所,也是因为广州距东南亚的距离比较近的缘故。
我们知道,非洲黑人擅长奔跑跳跃,而不擅长游泳等水上运动。
唐代的《萍洲可谈》中对昆仑奴的水性有过记载:“
海中不畏风涛,惟惧靠搁。……船忽发漏,即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鬼奴善游,入水不瞑
”,可见昆仑奴熟悉水性,也会驾船,有“
佛殿阶前石狮子,大洋海底铁昆仑
”之称。
水性这么好的昆仑奴,不太可能是非洲来的黑兄弟。从现存的唐代史料和出土的唐代文物中,都可以看出,昆仑奴主要来源是东南亚及南亚一带。
(壁画中的训狮昆仑奴)
昆仑奴都是被到大唐经商的商人或者朝贡的使者带到大唐,“
动以千万,卖为蕃奴
”。这些人到达大唐后,男性一般被卖到王公贵族府邸做奴仆,从事看门、打更、随从等杂役,女性一般学习歌舞,供人娱乐。
昆仑奴们远离故乡,语言不通,加之无牵无挂,忠诚憨厚,身手敏捷,深得主人喜爱。而当时家中拥有几个皮肤黝黑的昆仑奴,是上层集团内非常时髦的事情。
我们在不少唐墓中都能看到出土的陪葬黑人俑,这都证明黑皮肤的昆仑奴活着受到主人的喜爱,主人死后还将他们的形象烧成陶俑,带到阴间继续为主人服务。
裴铏的《昆仑奴》中,摩勒的主人崔生,也是贵族阶层,“
其父为显僚,与盖代之勋臣一品者熟
”,所以家中有一个或者几个外国仆役,也是很正常的事。
也有一些昆仑奴利用他们的特长,从事一些特殊工作。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有不少驭兽的黑人形象,据考证就是唐代的驯兽昆仑奴。
当时有首儿歌唱到:“
昆仑儿,骑白象,时时锁着狮子项,买奴跨马不搭鞍,立走水牛惊汉官
”。
说明昆仑奴从事驯兽工作,在当时广为人知。
(昆仑奴剧照)
昆仑奴一般身强力壮,力气很大,“
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
”,所以也有不少凭力气吃饭,在码头从事货物搬运等工作。唐代海外贸易发达,搬运工的需求很多,昆仑奴们正好填补了这个缺口。
昆仑奴中也有好坏之分,有些昆仑奴不愿正当谋生,往往成为海盗。
《唐会要》就有危害交趾(越南)的“昆仑海寇”活跃在南海海域。
《南海寄归内法传》亦记载:“(昆仑奴)不知礼义,惟事盗寇”,打家劫舍的昆仑奴也不少。
昆仑奴被卖到大唐,有官奴、私奴之分,但都没有人身自由,签的是终身合约。所以出现了很多逃走的情况。
《昆仑奴》中,磨勒偷走红绡后,之后从崔府逃走,消失得无影无踪。像这种突然消失的情况肯定还有不少。
二、僧祗奴
据《旧唐书》记载,开元十二年,室利国派人进献“僧祗女”一人,诃陵国献“
僧祗女四人,僧祗童五人
”,这些“僧祗奴”是来自哪里呢?
僧祗奴
“僧祗”是唐朝对非洲东部地区的称呼。大唐从大食商人口中知道了非洲这个大陆,根据大食人的称呼习惯,将东非地区的黑人称为“僧祗人”,又称“桑给巴儿人”。
唐代长安有东西方四十余国侨民,其中就包括来自非洲来的“僧祗奴”。这些来自非洲的黑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而且相比中国人和东南亚人,更加朴实,好管理,所以更受欢迎。
由于非洲和大唐相隔万水千山,将一个“僧祗奴”带到大唐不易,所以他们的价格更高,不是一般人家能承受的。久而久之,拥有一个“僧祗奴”,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
河东闻喜裴氏家族,是大唐的名门望族,出现了裴休、裴楷、裴蕴、裴矩、裴佗、裴让之、裴政、裴寂等著名人物。裴家就有不少来自非洲的“僧祗奴”。
(出土的僧祗奴俑)
山西曾经出土过裴氏一个唐墓,里面的陪葬品中,就有不少来自非洲黑人形象的“僧祗奴”俑。
它们或立或坐,一律全身漆黑,头发卷曲,鼻子宽大,嘴唇厚,衣服右袒,是典型的唐代“僧祗奴”的装扮。说明在裴家这种世代缨簪之家,“僧祗奴”曾大量为他们服务。
三、“新罗婢”与“胡姬”
“新罗婢”是一个小众群体,她们是来自朝鲜半岛的女性奴隶,而且是底层女奴。
“婢”,指的是受役使的女子,她们地位低下,有时甚至比不上一只牲畜,可以任主人家买卖,没有任何人权,甚至还会受到主人的性侵犯。
(胡姬)
长安当时外国女性除了使节和商人家属外,以胡姬和新罗婢为多。而新罗婢的地位远远低于胡姬。
大唐盛世,万族降附,全国各地都有西域胡人的踪影。这些胡人将他们的美酒文化和歌舞文化也传播到大唐。全国各地,特别是长安出现了许多胡人开设的酒肆,里面不乏来自西域的胡女,被称为“酒家胡”或者“胡姬”。
李白在长安最爱去的地方就是胡人开设的酒肆,他在这里写下了“
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饮
”的诗篇。
当时的胡人酒肆,就是唐朝的销金窟。
唐朝诗人王绩写道:“
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长道贯,惭愧酒家胡
”。
写尽了当时文人在此慷慨解囊,一醉方休,最后只得赊账而归的画面。
(胡姬卖酒)
一般来说,来自西域的胡姬也是奴隶,她们在大唐从事歌舞表演,博人一笑,她们各自有着自己的技艺,或善歌,或善舞,或能操琴,或能奏曲。他们面对顾客,笑脸如花,在波斯地毯上踏着碎步旋转。
正如白居易写的“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响双袖举,回雪飘遥转蓬舞
”。
引得那些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在此流连忘返。
胡姬们一般是从小被胡商买来进行歌舞才艺培养,教授汉语,长大后带到大唐,或做为结交大唐权贵的礼物,或作为歌舞的表演者,她们的地位比只会粗使活计的新罗婢要高一些。
新罗婢不但容貌上比胡姬差了不止一筹,而且也没有任何才艺,只会做一些基本的伺候人的工作,任劳任怨任打任骂,有些刚到大唐的连汉语都不会说,所以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
(新罗婢)
“新罗婢”有一些是征伐高丽战争的战利品,更多的则是被海盗从朝鲜半岛掠抢而来的沿海渔民家的女性,长相平平,也没有经过任何才艺训练。
她们能在大唐生存,完全是因为唐人的猎奇心理,和一种“你家有,我家也得有”的拼比心理。
因为数量不是太多,所以“新罗婢”在长安供不应求。但是她们被买走后,从事的都是服务主人的仆役工作,也没有人身自由。
她们与今天有钱人家的“菲佣”有些相似,但今天的“菲佣”属于高收入群体,且来去自由,是“新罗婢”无法相比的。
四、外国奴隶的生活和地位
大唐有两条丝绸之路,这两条丝绸之路不仅是文化交流、商业贸易之路,也是奴隶贸易之路。东南亚、西域、非洲都是唐代外国奴隶贸易的来源地。
只是唐代没有大规模使用奴隶的生产方式,奴隶们大多是分散到权贵之家供其驱使或是用于娱乐。
大唐豪门韦家就发生过让一个水性好的黑奴在主人湖边宴客时,为客人表演深水捞物,捞取主人扔到湖里的珍珠,结果被淹死的事例,说明这些奴隶的生命权是得不到保障的。
那些女性奴隶的命运就更加悲惨。很多胡姬和新罗婢卖到大唐时还未成年,她们凭借异国情调给唐人带来了新奇,但又有谁会为她们的命运而哀叹呢?她们的作用就是用来娱乐的,就是为主人服务的。
(驾车的昆仑奴与随行的新罗婢)
当时的社会风气是以家中拥有来自国外的仆役为荣。《草木子》中记载:“
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廝。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
。”以黑人为僮、高丽婢为仆成为唐朝士大夫之家的标配。这些来自异国的奴隶们,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只有卖力讨好主人才能生存下去,稍有不如意动辄打骂,甚至被主人杀死也不用负法律责任。
“丝绸之路”对人类经济和文化交流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两条丝绸之路也写满了奴隶们的血泪。他们为唐代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可是现在又有几个人记得他们呢?
参考文献:
朱彧: 《萍洲可谈》
李昉: 《太平广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