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苏报案”：一个大国的尊严与两个青年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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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的章太炎和邹容（油画）

1903年夏天，大清帝国发生一起特殊的“文字狱”案件：两个革命青年——章太炎和邹容，在《苏报》上公开鼓吹反满革命，辱骂光绪皇帝，清政府震怒不已，决定除掉二人。但章太炎、邹容二人以及《苏报》均在上海租界，清政府鞭长莫及，只能在租界法院起诉二人。当大清帝国与两个小民，分别作为原告被告出现在基层法院的时候，这一事件想不轰动全国都难。

在帝制时代，专制权力对民众有绝对的碾压能力，但在“苏报案”中，清政府的力量和威严，在租界面前失去了效力，双方聘请洋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的辩论，精彩绝伦。

“苏报案”作为帝制转型时期的一次重大事件，对革命思想传播、清末司法改革以及中国新闻出版业，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无怪乎有人称之为“晚清第一大文字狱”。

《苏报》

01从黄色小报到革命讲坛

1896年6月，一个叫胡璋的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了一份叫作《苏报》的报纸。

说是一份报纸，实际上就是一普通自媒体平台，既没有大V捧场，也没有稳定的高质量内容输出，只能胡编乱造一些内容低俗的东西，赚取流量，甚至曾一度靠黄色新闻来吸引读者。

但即使这样，《苏报》还是没有维持下去。1889年冬天，胡璋因“营业不利”，将“苏报”转手卖给了一个叫陈范的人。

陈范不是普通人，他在江西铅山做过知县，后来因为涉外案件，被弹劾罢官，远走魔都。虽然在官场混过，但陈范并不油腻，至少精神上不油腻，因为他有理想，

“思以清议救天下”

，通俗地讲就是想通过舆论来拯救天下，比如揭露黑暗、抨击丑恶、议论时政、弘扬社会正气等等，大概和后来的鲁迅先生异曲同工吧。搞舆论，首先得搞一个舆论平台，这也是陈范收购《苏报》的原因。

陈范

陈范接手《苏报》后，把妹夫、儿子、女儿都动员了起来，为《苏报》生产内容，如新闻、评论、诗词小品等等。

陈范有一个哥哥叫陈鼎，因参与戊戌变法而被判永久监禁，此事对陈范产生了两个影响，一是他接触到了维新变法思想，二是他对清朝没什么好感。陈范本来就是精通诗文、颇有才气的人，接触新思想后，写起文章来旁征博引、借古喻今、倡导改革，为上海报界注入了一股清流。

当时，戊戌六君子的事才过去不久，清王朝的淫威仍笼罩在民众头上，即使在租界，报纸言论也比较保守，但陈范的《苏报》却敢于逆势而上，宣传维新变法，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梁启超后来在评价《苏报》时，说它

“屹立于惊涛骇浪毒物之中，难矣，诚可贵矣

”。

时间到了1902年，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清末广州新式学堂

庚子事变之后，清朝社会危机日甚一日，对现状不满的人激增，另一方面，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革命思想逐渐兴起，尤其是在日本，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革命报刊风起云涌。

有心的人，常常能见微知著。清政府无底线堕落，维新改良越来越没有希望，陈范转而心向革命。

当时，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国内学生也越来越活跃，新式学堂的学生，与学校当局屡屡发生冲突。清政府的野蛮镇压以及学生们的不屈不挠，引起了陈范的深思。

1902年冬天，陈范在《苏报》上开了一个“学界风潮”的专栏，专门报道国内外学生运动，受到了学界的关注。从这时起，《苏报》开始声援革命。也是在这一年，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建了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学等组织，领导学生革命运动。

蔡元培

在共同革命理想的指引下，陈范和蔡元培认识了。经蔡元培介绍，章太炎、吴稚晖、黄宗仰、张继等人也来为《苏报》撰稿。

以上五人都是早期革命先行者，后来民国的大佬，思想学识在当时的中国当属一流。他们的加盟，使得《苏报》革命色彩越来越浓，几乎成了反满革命的讲坛，一篇篇文章，对清政府极尽调侃嘲讽之能事，《苏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跃成为上海五大中文报纸之一。

02“载湉小丑，不辨菽麦”

1903年5月27日，陈范邀请章士钊担任《苏报》的主笔。

章士钊是蔡元培爱国学社的成员，时年22岁，思想激进，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担任《苏报》主笔后，章士钊对报纸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大幅度压缩琐碎新闻，增加时事要闻版面，把《苏报》变成了宣传反清革命阵地。

对此，陈范的态度是：

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

意思就是这份报纸随便你怎么折腾，不要有所顾忌，哪怕报馆被封了，我也不后悔。

留学英国时的章士钊

在此期间，章士钊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四人因意气相投，还结拜成了异性兄弟。兄弟们都是革命志士，有思想又特能写，何不把兄弟们的文章在《苏报》上发一发呢？

6月9日，章士钊在《苏报》上发表了《读<革命军>》一文，对《革命军》大加赞赏，并在“新书介绍”栏目中，刊出了《革命军》的广告。第二天，章太炎也在《苏报》上发表了《<革命军>序》，盛赞此书为“雷霆之声”、“义师先声”。

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应该都听说过邹容、陈天华等人，也听说过《革命军》、《猛回头》、《警示钟》等书。《革命军》是一本宣传革命的册子，主要内容是骂满清，骂帝国主义，主张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语言很犀利，比如骂专制政体是国病民穷的根源，骂那拉氏（慈禧）是“卖淫妇”，是国贼，要率领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等等。

6月20日，《苏报》“新书介绍”栏又发表了一篇章太炎的猛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从标题上看，这篇文章是喷康有为的，实际上，这一篇反清革命檄文，通篇气势磅礴、笔锋犀利，条理缜密，有强烈的感染力。

“载湉小丑，不辨菽麦”

章太炎从满族起源讲到扬州十日，从文字狱讲到戊戌变法，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把满清从头到尾骂了个遍。对于康有为捧为明君的光绪皇帝，章太炎更是斥之为

“载湉小丑，不辨菽麦”

。载湉，光绪的名字，菽麦，豆和麦，意思就是光绪像个小丑，豆和麦都分不清楚，缺乏基本常识。此言一出，天下哗然。

《苏报》之所以敢这么犀利，一是它位于租界，不归清政府管，二是它获得了上海工部局（租界的行政管理机构）的支持。工部局曾几次找《苏报》负责人谈话，表示只要不涉及军火武器，其他都好说，官府如果逮捕你们，我们负责保护。

果然，《苏报》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恐慌和满清权贵的震怒。

魏光焘

6月24日，两江总督魏光焘表示，他已要求工部局查禁《苏报》。两天后，江苏后补道、南京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奉命来到达上海，协助上海道袁树勋，处理查禁爱国学社、《苏报》等事宜。

6月29日，在清政府的多次要求下，工部局对《苏报》涉案人发出了拘票，结果陈范出逃日本，章太炎拒绝逃跑，坐等被捕，在章太炎的劝说下，已经逃跑的邹容主动投案。

章士钊是俞明震的学生，俞明震很赏识他，没有把他列入拘捕名单（章士钊发表文章都是用的笔名，所以能混过去）。至于蔡元培，早在案发前半个月就离开了。这样，章太炎和邹容便成了“苏报案”的主要涉案人员。

03引渡失败，法庭辩论

清政府最初的计划是，封禁报馆，逮捕涉案人员，将其押解到南京，然后由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联合会审，判成斩首，枭首示众。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租界工部局拒绝将章太炎和邹容交给清政府。不管清政府怎么交涉，引渡也好，单独审判也好，反正工部局就是不松口，不放人。

租界方面有两个理由，一是治外法权，“外人在租界一日，既有一日应得之权利，中国人在租界一日，既有一日应受外人保护之权利，而华官得不过问。”一句话，租界的司法案件不归清政府管。第二个理由是言论出版自由，这个不解释。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章纹

工部局认为，案子是在租界发生的，应该由租界内的会审公廨审理。清政府不是要严惩这两个人嘛，打官司吧，只要能证明他俩有罪，那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鉴于此案的特殊性，英国方面也做出部分妥协，同意成立一个特别法庭——额外公堂，来审理此案。

额外公堂的组成人员有：南洋大臣特别代表上海县知县汪瑶庭、会审公廨谳员（审判工作人员）邓鸣谦，英国副领事迪比南。

7月15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廨预审“苏报案”。

清政府原本打算趁开庭将人劫走，上海道袁树勋为此埋伏了五百人马，但租界方面早有准备，布置了大量巡捕，清政府又求助各国驻京公使，也未获得支持。只能老老实实打官司。

汪瑶庭和邓鸣谦不懂英语，只能靠翻译，两人话不多，因此额外公堂实际是迪比南主审。

代表原告的律师古柏，以及为被告辩护的若干律师，都是外国人。

根据会审公廨的惯例，如果被告是中国人，则适用中国法律审理。

大清律例刑案统纂集成

大清没有新闻、印刷、出版方面的法律，古柏只能依据《大清律》中的《刑律·盗贼类》“造妖书妖言”这一条，控告张、邹二人。

“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

意思就是，制造和传播妖书妖言、蛊惑他人的，斩首。这是一条很模糊、笼统的法律条文，什么叫妖书妖言？没有标准，没法认定，所以这案子没法按中国法律来审。

古柏只能从英国法律中找到一个比较接近的罪名——煽动性的诽谤罪（恶意撰写、印刷、出版被认为是有煽动性的文章），来提出控告。

被告律师表示：既然用英国法律来审，那么就应该按照无罪推定和原告举证的规矩来，你必须拿出证据来证明我犯有“煽动性的诽谤罪”。

对此，双方都没有异议。

章太炎

根据规定，“煽动性的诽谤罪”必须同时满足写作、印刷、出版的行为和意图，才构成犯罪。但这很难证明，章太炎承认《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他写给康有为的私人信件，但不知道是如何印刷出版的，邹容则说《革命军》是他日本读书时写的一篇作业，不知道怎么就被印刷出版了。

当时，不管是清王朝还是租界，都没有印刷出版方面规定，书报出版处于一片混沌状态，作为法庭证物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都没有印刷者和出版者的名字，什么都证明不了。

总之，清政府没法证明章太炎和邹容犯有“煽动性的诽谤罪”。

邹容

04 无期与三年以下有期

起诉受挫，清政府将希望又寄托在了引渡上，但交涉毫无进展。此时，又一件大事的发生，彻底堵死了清政府引渡计划。

1903年，清政府即将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不是李鸿章当年签订那个密约），《天津日日新闻》的记者沈荩听到风声后，搞到了《中俄密约》的草稿，为阻止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密约，沈荩将密约公诸于世了。结果，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清廷逮捕并绞死了沈荩。

沈荩是中国第一个殉道的记者，事发后，举世震惊。西方舆论纷纷认为，清政府是一个野蛮的政府，镇压报业，压制舆论，因此章太炎和邹容决不能引渡给清政府。

引渡算是彻底没戏了，继续打官司。

沈荩

12月3日，租界会审公廨正式审理“苏报案”。

这次，清政府更是没招了，只能纠缠于一些字句。比如章太炎骂光绪皇帝小丑，涉及人身攻击等等。章太炎引经据典，把小丑解释成一个比喻，或者说是小孩子的意思，至于直呼皇帝的名字，这在西方根本不算什么。更何况，即使这些言论有问题，只要没有公开发表，都不构成犯罪。

12月9日，汪瑶庭按奈不住了，他之前虽然话不多，但也是主审官之一，眼见案子迟迟办不下来，上面压力太大，于是抢先宣判章太炎和邹容永远监禁。此举遭到了英国副领事迪比南抗议，迪比南认为这种单方面的宣判无效，除非中国方面判处二人三年以下监禁。

案件审理再度陷入僵局，只能再度寻求外交途经解决。

围绕无期徒刑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清政府和英国方面交涉了半年，用尽方法，也没有达成目的，只能妥协。

会审公廨开庭内景（非“苏报案”）

1904年5月21日，汪瑶庭和迪比南宣判：（章太炎和邹容）“言语纰缪，形同悖逆，···议定邹容监禁二年，章炳麟（章太炎）监禁三年，罚做苦工，以示炯戒。限满释放，驱逐出境。此判。”

在监禁过程中，邹容年轻气盛，因忍受不了狱卒的凌辱，加上吃不惯牢饭，最终病倒（吃不好心情也不好），于1905年4月3日病逝，时年20岁。章太炎年纪大一点，经历的事多，加上受佛教思想影响，情绪比较乐观，最终于1906年刑满出狱，继续为革命奋斗。

05先行者

“苏报案”爆发之后，报界纷纷对此事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追踪报道，章太炎也在监狱中写就了《狱中答新闻报》，向外界介绍案件情况和自己的感触。这个案子实际上成了当时的现象级新闻，引发了极大的关注。

邹容纪念碑

由此，案件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等作品的知名度大增，革命思想进一步得到了传播，二是促进清政府于1906年颁布《大清印刷物件专律》和《报章应守规则》——这下，清王朝终于不再依据“妖言惑众”定罪了。

一百多年过去，“苏报案”仍令人缅怀，追求进步的人，仍令人敬仰。

章太炎塑像

正如章太炎在《狱中答新闻报》说的，

“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

【参考资料】

陈波：《“苏报案”研究》

《政治文化视野下的苏报案》

王敏：《苏报案的审讯与判决》

傅国涌：《风雨百年“苏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