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闯王刀攻如猛虎下山，迅雷不及掩耳，防时稳如泰山伺机相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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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王刀攻如猛虎下山，迅雷不及掩耳，防时稳如泰山伺机相还

李自成起用的知识分子，大都是些下层的失意文人。譬如：牛金星，天启七年举人，“通天官风角诸书，亦颇讲孙吴兵法”，曾做过塾师。因儿媳之死，与姻翁王士俊反目兴讼，被官绅合谋诬陷，逮进大牢，革去功名。河南人宋献策，连个秀才都不是，但粗通文墨，“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崇祯十四年，经牛金星引荐加入起义队伍后，向李自成献上“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

还有一位流传很广的李自成的“谋主”，河南杞县的李岩，自清代以来，就有不少人考证其为“乌有先生”，就算实有其人，也不过是个举人。

后来，随着起义势力的不断壮大，李自成还任用了其他谋士，但是层次都不高。这些下层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乡野或江湖之间，不仅缺乏带兵打仗、从政治国的经验，而且，视野狭隘，不能准确把握全国形势及其走向。他们的出谋划策，也就不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与失误，从而埋下日后败亡的祸根。

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朱常洵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也不表示一下。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阳，军士兵纷纷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当时，退养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福王，劝他说，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不听。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春，李自成率军以大炮攻洛阳。巨胖福王与女眷躲入郊外僻静的迎恩寺，仍旧想活命。别人逃了，福王却很快被农民军寻迹捕获，押回城内。福王见了李自成，立刻趴在地上，哀乞饶命。

李自成看见堂下跪着哭喊饶命的三百斤肥王爷，他灵机一动，让手下人把他绑上，剥光洗净，又从后园弄出几头鹿宰了，与福王同在一口巨锅里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

农民军把他放入大锅中慢炖，笑看他在白汤佐料间上下翻滚。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

闯王刀（五十三刀），相传此刀术系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实用刀法，故名闯王刀。闯王刀以技击实践为中心，编排套路结构严紧，布局匀称，运动清晰，招术奇特，手法惊异，步法多变，美无花架，实而不华，马上步下均适用。攻如猛虎下山，具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防时稳如泰山，伺机相还。临阵应用，以攻为主，先发制人。其特点是猛、快、巧、准。

关于李自成的闯王刀，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李自成率大军三攻潼关，路经华州露泽院村，特将宝刀留在关帝庙内“保佑一方平安”。而另一种说法则为，李自成看到这里的香火旺盛，也想求关公助他一臂之力，所以把刀献到了关帝庙。在《重修华县志稿》中确有记载，“‘闯王刀’系明末李自成监造，献于露泽院堡之关帝庙者，久不生锈，现匿存堡内。”

李自成军于农历三月进抵北京，有关文献记载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秋鼠疫已在北京一带出现，只因冬天气温低，鼠疫传播变缓，三月春暖花开，桃红杏白，跳蚤、老鼠开始趋向活跃，大规模的鼠疫暴发。李自成大军进京后，感染了鼠疫，自然战斗力也大减，当然打不过清兵，尽管清兵数量远低于自己。并且，败兵成了鼠疫传染源，文献记载“贼过处皆大疫”。

因此，李自成虽然此时财雄天下，可以大规模招兵买马，但新兵入伍即染鼠疫失去战斗力，兵力再多也没用，始终无法抵挡清朝的虎狼之师。鼠疫蔓延军营，且长时间无法摆脱，李自成的精神遭受毁灭性打击。

那么，为什么清兵就没患鼠疫呢？欧洲人在研究十四世纪欧洲鼠疫时，从留下的壁画及文字中发现，在鼠疫大流行中，只有骑兵幸免于鼠疫。于是，得出结论：鼠疫经跳蚤传播，跳蚤讨厌马味，所以骑兵不易被鼠疫传染！众所周知，八旗铁骑威震四方，清兵主要由骑兵组成，所以，不会传染上鼠疫。尽管只有十几万军队，但未患鼠疫的清军战斗力，自然在深受鼠疫困扰的李自成大军之上。鼠疫是当时中国人不了解的新型烈性传染病，无人了解、无法救治，在这种自然条件下，李自成的失败不可避免。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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