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先天不足是什么？

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可以说它奠定了后来华夏大一统王朝的基础，如果秦孝公不用商鞅变法，秦国可能很难有力量实现统一，战国的历史就不知道要往何处发展。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大概是这些：

一个是居民户口管理制度，按照什伍的建制划分居民，一什一伍成为居民的基本单位，同建制的这些户居民就成为一个整体，然后出台著名的连坐制度，什伍的居民有犯法的，其他人必须要报告，不报告的就腰斩，报告的会得到奖赏，奖赏的规格等同于在战场上砍下敌人的一个脑袋，如果藏匿罪犯，那就跟战场上叛变一个罪名。

这个制度的好处是强化了社会治安，提高了司法机关的破案效率。弊端就是让其隐私权这个概念在中国消失了几千年。而且让邻里之间联系被削弱，社会成员开始原子化，无法联系在一起。

再一个是百姓家里要是有两个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各过各的日子，否则赋税加倍。这样做的好处是让所有适龄劳动力都从事生产，防止出现闲人。但是这个制度让政府强力介入居民私生活，严重地干涉了人身自由，使公权力恶性膨胀。

然后就是奖励军功，在战场上立功的会有相应的奖赏，如果是民间私斗，无论有理没理，都会受到惩罚。这项制度积极意义比较大，直到现在我们的社会治理思维还有它的影子在。

下一项，鼓励从事农业生产，男耕女织，在农业生产中表现突出，缴纳粮食赋税多的也能得到爵位，跟在战场上立功一样。但是严格控制商业行为，如果因为经商赔了而穷困，那么这个人就跟那些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而贫穷的人一样，举家为奴。

鼓励农业生产，这个很好，没毛病。但是打击商业的行为影响了社会的财富积累，也让这个国家失去活力和创造力。老百姓倒是好管了，专制帝国要的就是这个。

下一个，宗室贵族也要凭借军功才能享受待遇，否则就跟普通百姓一样。这个思路没错，但是这个制度有一个先天的缺陷，后面会说到。

再有就是明确等级制度，不同的等级享受不同的待遇，这个是和前面奖励耕战联系在一起的，没什么问题。

为了推行自己的制度，商鞅还搞了一场著名的营销活动，就是立木赏金。弄一根儿木头放在国都的南门，告诉大家，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就奖励十金。大伙都认为这事儿不可能，钱得的太轻松了。其实他们就不想想，商鞅要是骗你们，他图的是什么?就图拿你找个乐?他撑的?而且就算你扛了没得到钱，你能有什么损失，就当锻炼身体了呗。但是没办法，惯性思维太严重了。随后商鞅把赏钱提高到五十金，终于有人想试试了，然后他就成功了。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拿走了五十金，发笔小财。顺便说一句，各位面对这种新鲜事，考虑好了，如果是骗局，他能图你什么。如果你上当，会损失什么。这两项都没什么问题的话，那不妨一试。说不定就是扛根儿木头就得一笔钱呢。

商鞅得到的更多，通过这次营销，他打出了自己的品牌，让大家增强了对变法的信任。其实商鞅并不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秦孝公派他攻打魏国，魏国派出公子卯应敌。商鞅给公子卯带了一封信，说：“当初我在魏国的时候，咱们关系都不错。现在咱们是两国仇敌，但是我不忍心和你厮杀。干脆，咱哥俩见一面，谈谈，说不定能达成一个协议，然后一块儿喝顿酒，各自退兵不好吗?”公子卯还真信他了，跑去跟他见面，商鞅摆酒款待，提前安排了伏兵，喝到一半，伏兵一拥而上，抓住了公子卯。然后趁着魏军营中无主，一片大乱，趁机攻打魏军，大获全胜。

要说这个公子卯确实是没什么脑子，两国交兵，你怎么就那么容易上当，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不知道兵不厌诈吗?但是我还是有些迂地认为，商鞅用两个人的交情来使诈，这个还是有点儿下作。而且在先秦时代，这么干的人都遭报应了。春秋时期，楚国借着会盟，突然袭击，抓了宋襄公。到了战国，楚怀王就上了秦国的当，会盟之后让人家给抓了。商鞅更是现世报，来得快，后来商鞅失势，被秋后算账。商鞅逃往魏国，魏国人恨他蒙骗自己，不接受他。商鞅说那我去别的国家吧，魏国人说你现在在秦国被通缉，跑到我们这儿，我们要释放你走，就等于是得罪秦国，对不起，必须把你送回秦国。商鞅没地方跑，只能回到秦国，死于非命。

那么商鞅为什么会失势，这就说到了上文提到的一个先天的缺陷。先说说这个事情：太子犯法了，按说应该治罪，但是因为太子是储君，所以不能惩罚太子本人，商鞅就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割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的鼻子，在另一个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这下子这几位老师肯定对商鞅怨恨，而太子也不觉得商鞅好。于是秦孝公死了以后，太子继位，就是秦惠文王。然后就开始反攻倒算，弄死商鞅。

那么这个缺陷是什么?就是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始终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就是国君或者后来的皇帝，还有他的近亲和宠臣，他们是不受法律管辖的。相反的，如果皇帝不高兴，可以随时改变法律的判决，正因为如此，皇帝的近亲和宠臣也就可以不受法律管辖，反正犯了法，皇上会保我。因此人治条件下的法治是畸形的，大棒总是对着普通百姓，上层却可以为所欲为。后来的汉朝就吸取教训，改变不了专制，那就对老百姓相对宽松，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仁”，百姓能够凑活活着，也就上下相安无事。这其实是个令人无奈的选择，本来应该改变的是专制，但是最后却改变了法治，从根本上说，商鞅的制度设计就埋着隐患，关键是他还没想着要排除这个隐患，最后就是畸形的法治。

而且商鞅还以法治为名，压制言论自由。凡是对变法提出批评意见的，他说这些人都是破坏国家秩序的乱民，全都发配到边疆，让老百姓不敢议论。法治本来是应该保卫人民的权力和自由的，但是商鞅却用法令反其道而行之。站在他的角度，他做的没错，因为他推行所谓法治的目的本来就不是给人民以自由，而是用法制(注意我的用字)来压制人民的自由，以达到强化国家机器的目的。也就是说他推行法治本身的目的就偏离了法治的正确方向，所以也就不可能解决其先天存在的缺陷。法治确实让秦国一度强大，但也让秦国迅速灭亡。因为刚推行变法时，秦国起点低，国家贫弱，发展空间大。但是统一之后，这套东西没有继续发展的空间了，能够让人得利的东西没了，造成伤害的东西还在，自然就存在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