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先驱：黄侃的生平简介

黄侃(1886.04.03-1935.10.08)，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先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 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

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山西大学等任教授。

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黄侃，1914年后，曾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等学校任教授。在北京大学期间，向刘师培学习，精通春秋左氏学的家法。1935年10月8日殁于南京，年仅49岁。二十世纪有不少著名学者皆出其门下，如杨伯峻、程千帆、潘重规(潘氏为其婿)、陆宗达、殷孟伦、刘赜、黄焯等。

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他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1] 和《广韵》 两书为基础，他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

黄侃的古文字学主要见于《音略》(《国学卮林》1920年第1卷第1期)、《声韵略说》(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6年第2卷第2期)、《声韵通例》(《唯是》月刊1920年第1、2册)、《黄季刚先生与友人论治小学书》(《唯是》月刊1920年第3册)等论著中。他对上古声韵系统的贡献主要有:提出古声十九纽说;提出古韵二十八部说;提出古音只有平入二声说。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建立了自己的古声韵系统，即古音学体系。他在古音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结束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古音研究工作，使他成为清代古音学的殿后大师。作为其语言文字学著作的一部分，他还有几十种表谱对古代汉语进行分析。

他的《文心雕龙札记》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汉唐玄学论》《礼学略说》《讲尚书通例》等著作对哲学、经学的研究也有许多创见。由于他治学严谨，不肯轻易著书，若非定论，不以示人，并曾说:"年五十，当著书"，可惜在他年方五十时，未及撰成宏篇巨著就过早地谢世了，留下大批未经整理的点校笺识古籍的遗稿。

黄侃的主要著作有:《黄季刚先生遗嘱专号》(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6年第2卷第2期)、《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集韵声类表》(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日知录校记》(中央大学出版组1933)等。在湖北省蕲春县青石镇的青石中学，有一所黄侃图书馆。

治学之余，藏书丰富，藏书3万册，因南京沦陷而精华散尽。目录学家汪国垣记其"唐以前类书和丛书较多，至集部则选择颇严"。1947年其夫人黄菊英将藏书5 000册捐给湖北省图书馆，其中黄侃批校本有60余册，珍本百余册。有《黄季刚先生遗书目录》。

人物轶事

黄侃误把墨汁当小菜:1915年，著名学者黄侃在北大主讲国学。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终日潜心研究"国学"，有时吃饭也不出门，准备了馒头和辣椒、酱油等佐料，摆在书桌上，饿了便啃馒头，边吃边看书，吃吃停停，看到妙处就大叫:"妙极了!"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了砚台、朱砂盒，啃了多时，涂成花脸，也未觉察，一位朋友来访，捧腹大笑，他还不知笑他什么。

黄侃为章太炎门生，学术深得其师三昧，后人有"章黄之学"的美誉;其禀性一如其师，嬉笑怒骂，恃才傲物，任性而为，故时人有"章疯"、"黄疯"之说。

1908年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高等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哭临" (指追悼皇帝的仪式)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高悬虎头牌警吓，并欲开除田桓学籍。黄侃获悉，大怒，闯入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又过几天，田桓带头剪辫以示反清，杨子绪恼怒异常，又悬挂虎头牌，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

1911年7月，黄侃因宣传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返乡途经汉口之际，中国同盟会同志及友人为他设宴洗尘。席间论及清廷，革命浪潮的高涨，黄侃激愤不已，当晚，黄侃借酒性挥毫成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刊出，舆论哗然，各地报刊或纷纷报道，或全文转载，清廷惊恐万分。

黄侃不仅有革命之壮行，亦多名士之趣行，一次，他在课堂上兴起，谈及胡适和白话文说:白话与文言谁优谁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成"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电报费要比用文言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黄侃曾经在中央大学任教。学校规定师生进出校门需佩戴校徽，而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便索要名片，黄侃竟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节、道歉才算了事。在中央大学教课的名流颇多，大多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是包车。唯有黄侃进出学校，穿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并用一块青布包裹几本常读之书。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双土制皮木钉鞋以防滑溅泥，课后晴天，他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夹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他土里土气，又夹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还要检查纸包，黄侃放下纸包就走，从此不再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侃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急忙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侃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校长再三道歉，后来托名流相劝，均无效果。

志士之狂、名士之狷，当然不是黄侃的全貌，他对学术的谨严与虔敬，恐怕才是其性情的根本。黄侃治学非常严谨，对待著述十分谨慎、认真。所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数十遍，熟悉到能随口举出具体的篇、页、行数，几乎没有差误，即便如此，依然不轻易为文。他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黄侃还经常教育学生，中国学问犹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作为一个学者，当日日有所知，也当日日有所不知，不可动辄曰我今天有所发明，沾沾自喜，其实那所谓发明，未必是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