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郑观应的思想贡献分别是哪些 郑观应的故居在什么地方
郑观应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他主张收回关税自主权，认为“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轻重，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他否定《中英南京条约》中的协定关税条款，要求以国际公法为准绳，争国家之主权。指出“税则既定专条章程尽人能解，何用碧眼黄发之徒，越俎而代治乎?”他指出关税自主的重要意义“千万巨款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神益，而于中朝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
郑观应主张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以促进我国民族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他说“凡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遇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商民.酌盈剂虚，莫要如此”。他认为清朝进口关税税率太低，应“重订新章，一律加征。”郑观应的重商思想还体现在他的裁厘主张上。他指出“当栽培工商以敌洋货而杜漏厄，勿搜刮税厘以病民而自病”。他列举了厘金税的十大弊端和桅，指出“若所抽之数涓滴归公，名实相副，是损于民而犹利于国”，认为“厘捐不撤，商务难以振兴”。他还借鉴西方印花税制，提出以印花税代替厘金税的设想。
商战思想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战”理论。努力追寻“商战”近代意义并反复加以论释者，则由郑观应肇始，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手段归结为“兵战”(军事侵略)和“商战”(经济侵略)，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更有威胁性，因而中国在反侵略方面也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优先的地位。郑观应是甲午战争(1894年)前后风靡一时的“商战”理论的主要代表者。
郑观应所指的“商战”是对应于“兵战”而言。他的这一名言是在他的另一部名著《盛世危言》中提出的“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说的是学习西方，仅仅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远不如象西方各国那样倾其全力振兴商务。为进行“商战”就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此尽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兼并，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据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郑观应强调指出：“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耶?在《商务》篇中他更指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坐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商战，必须根本改变传统的贱商观念和士农工商等级结构，充分肯定现代企业家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为此，郑观应特别抨击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固守传统观念，己成为工商业发展即进行“商战”的重大障碍：“中国不乏聪明材智之士，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为伍。其不贪肥者，则遇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图者，必借端而胺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
要进行商战，尤其需要造就一大批现代商务人才，即现代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他们都能按照世界范围内行之有效的规则不断推进工商业的发展。《盛世危言》五卷本《商务》篇中指出：“中国自通商以来，未受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为改变这一状况，全面提高工商业者及相关行政管理者一的素质，郑观应要求在中央于六部之外特设商部，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蔺，由素有声望的绅商为局董，支撑和保护工商业者发展实业。同时，于各府、州、县设之商务公所，由工商业者自行选举商董。这里，当然不乏理想主义，未免太乐观了一点，但是，要发展现代工商业，就必须有一大批具有近代素质的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必须建立近代企业制度，按照确定的通行规则行事，这一清醒的意识进一步说明，在郑观应这里，“商战”有着非常明确的近代意识。
教育思想
郑观应尖锐地抨击长期以来，中国“学校之制度，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颓废，目不识丁，竟惘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因之层出不穷。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对于科举考试制度，他更一再加以批评，指出：“中国文士专尚制艺，即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得第，不工此者即不得第。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又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为适应科举而学习，“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贴之专工，汩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
对于如何改变这一现状，郑观应认为，首先应当广建学校，要象德国那样，“学之大小，各有次第”：首先解决普及义务初等教育问题;然后，通过通商院、实学院、技艺院深造，杰出者再入太学院学习。郑观应指出：“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十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为此，他建议：“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并重，日本设文部大臣，并分司责任。聘中外专门名家，选译各国有用之书，编定蒙学普通专门课本，颁行各省。并通伤吏督同地方绅商就地筹款，及慨捐矩款，相助者报部奖励。务使各州、县遍设小学、中学，各省设高等大学，一体认真，由浅入深，不容躐等。”
广设学校， 郑观应更要全面改变教学内容，以改变人们的知识结构和人们的既有观念。他在《西学》一文中痛斥一此“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实是误国误民。他介绍西学分天、地、人三类。所谓天学，“以天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人学，“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凡此，皆是有益于国计民生之学。郑观应还指出：“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应用性强的各种学问，都以基础性的学问为根基。西学还有一个根本性特点，这就是“皆实征诸事，非虚测其理”。凡此，郑观应认为，都值得中国师法。“西法各种，西人藉以富强，已收实效，皆有程式。我步趋其后，较易见功。由西文译作中文，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领顽。”为改变人们陈陈相因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除发展学校教育外，还需大力发展社会教育。郑观应指出：“大抵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计一有三事：曰学校，日新闻报馆，曰书籍馆。”兴办各种报章杂志，出版各种图书，建立一大批报社和图书馆，便成为进行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盛世危言》中有《日报》篇，专论厂设日报在“通民隐，达民情”中无可替代的作用，主张各省创办臼报，以使“民心无不惬，民志无不伸”，同时，通过报纸，使诸者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事;有《藏书》篇，专论各省应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即图书馆，“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
外交思想
在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上，郑观应根据其对于西方国家历史现状的深刻了解，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在《论公法》一文中，他指出：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中，各国借以相互维系安宁和睦的法宝，便是共同遵守的“国际公法”。中国应该打破与世界隔绝的观念，把自己摆在万国之一的地位，利用公法维护自身的地位。
在思想观念上，郑观应认为要去掉中国人固有的“天朝上国”和“夷夏大防”的陈旧观念，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别国。如果中国能够把自己摆在“万国中之一国”的地位上，那么，万国公法就不能把中国排除在外。在国际关系上，则要打破西方列强把中国排除在公法之外的企图。
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他力主抗争。除了军事抵抗之外，外交抗争必不可少。他对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进行了全面的检讨，涉及通商、传教、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内河航行权、外人管理中国海关等诸多方面。
国防思想
由于内忧外患频仍，郑观应非常关注国家安全。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的思想指导下，他对于学习西方长技，加强军事操练和改进武器装备非常重视。他一再强调，“兵制阵法宜练也”，“枪炮器械宜精也”。
在军民联防、筹建海军、海防方面，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论练兵》一文中，他先总结了中国古代的兵法，指出“兵在精不在多，将在谋不在勇”，“今之战事虽与古异，战之心法仍与古同”，一定要汲取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同时对于将领的选择、武科考试的选举，他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练兵的方法上，他主张学习英国训练方法，做到号令严明，步调一致。对于军民联防问题，他在《论民团》一文中对古代寓兵于农和后世经办民团的做法加以肯定，但认为还不够。对于海军以及沿海布防，他在《论水师》一文中，他主张把沿海分为中洋、北洋、闽洋、南洋四洋，分别设置重镇，势成犄角，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直隶、奉天、山东三口为一镇，江苏、浙江、长江为一镇，福建、台湾为一镇，广东自为一镇，编为四镇，各设水师，收声势相连、指臂相助之效。同时在四洋防守方面，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洋务运动中，针对军事改革中出现的军事采购问题，导致洋务运动的成效不著，同时他认为在武器的采购上，应该要精，同时应该自行进行仿制，不能永远依赖别人，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哲学思想
郑观应通过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管理科学的吸收，从事借用中国某些传统形式来变革中国传统哲学尝试，因而使自己的世界观具有若干近代哲学的特征，为中国哲学史增添新内容。
在本体论方面，郑观应首先提出带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色彩的“道”范畴，并把“道”归结为物质性实体，从而闪烁着机械唯物主义的光芒。同时他又把伦理道德规范的“中”作了非科学的抽象，并把这个抽象化了的“中”也规定为“道”的内涵，因而其哲学变革还深受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在认识论方面，郑观应对中国传统的名实关系、知行关系等理论，赋予了西学的内容，主张学以致用，行而后知。
在发展观方面，郑观应提出了具有新学内容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常与变等问题。他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出发，认为人既能改造自然，也可仿行西法，从事于对社会的改造。在常与变问题上，郑观应提出“以西学化为中学”的命题，在发展观上具有着质变的意义，但是，郑观应最终还是肯定了“器可变，道不变”，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
总之，郑观应的发展观是一种承认渐变乃至承认突变，而又歪曲突变的渐变论。这是资产阶级既要求改造封建生产关系，而又妥协于封建等级制的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在中国近代哲学中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对后来的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产生直接的影响。郑观应不是卫道者而是改革者，郑观应主张国家富强之本，在开议院，中国应仿效英、德两国议院之制，实行君主立宪，其余各种兴革都不过是末。不应把郑观应的哲学观点与政治观点混为一谈。
文学思想
郑观应在诗歌与社会关系方面，主张“直记时事”、“寓意规谏”;在诗歌与感情关系方面，主张“吟咏性情”，“畅叙襟期”;在诗歌与形式关系方面，主张“不拘格调”、“不取法古人”;在诗歌与语言关系方面，主张“力扫靡词”、“文字尤贵显浅”。在近代诗歌口语化和白话化的道路上，郑观应确乎比颇负诗名的黄遵宪迈进一大步。郑观应诗歌的内容以实业诗最负盛名，它反映了振兴实业的目的、内容、措施和保障。郑观应诗歌的风格既有慷慨激昂、豪气干云的一面，又有恬淡清和、温醇朴实的一面。其诗具有“不立崖岸，不尚修饰，随事隶词，称情而言”的特点。其诗虽以直抒胸臆为主，但亦不乏形象生动、富有诗意的描绘。其诗歌在题材的开拓、触觉的敏锐、思想的深度诸方面，堪称走在同时代诗人的最前列。
他的著作《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针对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顽固和强硬态度，以及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后的成效，郑观应愤愤说“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不亟行哉?噫!傎奕!”并主张赋予议会以“揽庶政之纲领”之权。为了君主立宪能顺利推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改革，主张广办报纸，以使下隐可以上达，并对大小官员起舆论监督作用，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主张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淘汰冗员和年老让贤。“延聘名师，广开艺院”。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他说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厚本首在学校，“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
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他在书中宣称：“欲攘外，亟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因此，他提倡“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同时他指出，仅学习西方技术而不进行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必将失败，必须在中国立即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该书问世后，受到知识界重视，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思潮的广泛传播。
人物故居
郑观应故居位于广东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坐北朝南，为硬山式砖木结构，前后两进，中间天井曾加盖改为住房，面积约204.5平方米。该故居为郑观应于1903年出资为其父郑启华而建。现故居门额镶嵌一块长2.35米、宽65厘米的石匾，楷书阴刻“秀峰家塾”四字，落款“光绪二十九年孟春立”。有灰雕、墙画。屋内保存有木雕镂空神楼、神台，并雕有人物、花鸟、狮子等，具有中山清代的雕刻艺术特色。屋内还存有“奉旨出使暹罗查办事件”、“钦命广西分巡左江兵备道”两块木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