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字架起沟通的桥梁——为中美两国友好交流而奔走的赛珍珠

美国新闻名人海尔德·艾赛克斯(HAROLDISAACS)在他的杰作《我们里的烙印》一书讲到，他曾深入采访过的五十年代的美国政府、新闻、商界等要人们，都深受赛珍珠笔下刻画的中国人物的影响。尤其神奇的是，尽管经历过抗美援朝、越南战争和“文革”，美国百姓对中国人民的良好印象居然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不得不归功于这位超前女性对中国的杰出贡献。

1932年，中译本《大地》在中国问世。《大地》受到许多人的好评。鲁迅也阅读了《大地》。1933年11月11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姚克《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一文后，鲁迅致信姚克，说：“先生要作小说，我极赞成，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赛珍珠)，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无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

毋庸讳言，多少年来，人们对赛珍珠的译介与评论始终持低调乃至不屑一顾的态度，不能不说鲁迅的评论起了重要作用，以致后人对赛珍珠的评价沿袭了从概念到概念的批评，极大地妨碍了对赛珍珠的全面认识与客观评价。其后，《大地》虽于1938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中国文艺界仍以鲁迅先生对《大地》的评价为准，赛珍珠及其《大地》热，半个世纪内再也没有在中国出现过。(不过，赛珍珠和中国的其他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例如老舍，关系不错。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是她的朋友，有些人还认为他们之间有恋情)。

如果用艾勒克·博埃默对移民作家的分析来解释赛珍珠，“一个移民作家的杂交性确实是某种声音的解放，是打倒权威的一种手段，是把多种声音释放出来，冲断了独裁专制的枷锁。但是，这种杂交性说到底仍是一种审美手段，是各种主题之源”。赛珍珠一直处于两个世界的冲突之中，“两个世界之间隔着一堵墙”，她便萌发了让墙两边的人们能够相互沟通的愿望，她在文化上是“双焦透视”，自愿地做了打通这堵“墙”的使者，加强了中西之间的友好交流。

赛珍珠一生都生活在中西两个世界的冲突之中，她一辈子向两个世界的人们传播着跨文化理解，加强了中西之间的友好交流。

义和团运动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慈禧太后也希望借助义和团赶走白人。赛珍珠一家人搭乘火轮去上海的白人租界避难，接着又回美国躲避了几个月。令赛珍珠不解的是，“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们，始终如一的我们，与那些不知来自何国，不知姓甚名谁的白人强盗、贼寇扯在一起!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冤枉。天真无邪的我，只是因为长着我种族特有的金发碧眼白皮肤而被人憎恨……”从美国的外祖父家回来后，赛珍珠继续上孔先生的课，孔先生解释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不幸，她忍不住哭了，她在传记中解释说：“我流泪，因为我知道，如果孔先生和外祖父能够彼此相见，促膝谈心，他们会互相理解，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的。但他们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又怎么能够见面呢?即使他们能见面，他们又能用什么样的两个人都懂得的语言交谈呢?但无论过去还是今天，我始终相信他们能找到共同语言，英语还是汉语都无所谓。”义和团失败后，赛珍珠的两个世界不再交织在一起，她知道了自己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尽管中国对她来说和祖国一样亲近，但她知道，中国不是她的祖国，她的祖国在太平洋彼岸。看到两个世界的破裂，赛珍珠的心中比任何孩子都更加矛盾，她的内心呼喊着：“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彼此都不能成为对方，然而又各有千秋。”多年后，她述说了自己当年的心情：“我过去经常望着父母，不知道怎样向他们倾吐我的感受、我的恐惧。”赛珍珠从那时起就已经为中西两个世界的矛盾而忧虑重重，因为这两个世界在她的心中是难分难舍，是融合在一起的。中西的矛盾、战争也就等于撕裂她的心，她渴望双方相互理解，却又束手无策，成年以后的赛珍珠用她的笔，她的语言，她的行动，尽其所能地去沟通中西，让她的两个世界成为“四海之内的兄弟”

在协助《亚洲》杂志编务期间，赛珍珠意识到，单凭一本杂志恐怕教育不了美国民众，想要美国人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些能为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讲话的中国人，让他们直接面对美国人，举办讲座，讲解亚洲和中国知识。天下一家。如果普通美国人能够把自己看成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就能引发自己对其他种族的好奇心，进而产生兴趣，直至达成理解。于是，赛珍珠找到访美的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如演员王莹)，来实施她这个交流计划。

在1927年，中国进入北伐战争高潮期，北伐军接二连三地破坏传教场所，一支北伐军占领南京，流血战斗从3月23日持续到24日，至少有六个外国人丧生，即所谓“南京事件”。多年以后赛珍珠回想起这一天——3月27日，仍历历在目。邻人告诉赛珍珠军队正在屠杀白人，吓得全家在鲁妈的帮助下藏进了一个没有窗子的小土房里，全家人战战兢兢，等待随时可能袭来的杀戮。赛珍珠又委屈又悲愤：“我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只因为我们是中国土地上的外国人……今天，我们代人受过，代那些侵略者、帝国主义者，那些欧洲的、英国的白人受过，他们发动战争，抢夺战利品，索取领土，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要求治外法权，而我们从来都不认识这些帝国的缔造者。我一直都害怕这些人，因为正是他们，才使我们在亚洲遭到仇视。现在，历史的报应竟落在我们身上，落在了我那善良的老父亲身上，他对自己遇见的每一个中国人那样友善。”对那些勇敢的、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她们这些白人的中国人，赛珍珠又非常感激：“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热爱中国人，如此尊敬他们。我敢肯定，总有那么一天，这两个伟大的民族走到一起，彼此相解，永远友爱……”

1971年，“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将中美关系带进了一个新的阶段，接着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表示美国准备与北京对话。1972年，赛珍珠曾希望能作为一名记者陪同尼克松出行，但是一位中国驻加拿大的外交官给她发来一份严酷的拒绝信函。

​赛珍珠最喜欢教的课是英文，因为这门课有着极大的发挥空间，可以充分“表现”她的渊博学识和过人的口才。当然也曾有学生认为她上英文课是“海阔天空，离题万里”而告到了校长室去。她自认为“上得较为逊色”的是宗教课。在给纽约传教董事会的工作汇报中，赛珍珠直言不讳地说：“对在课堂上传授宗教知识的整套方法，我深表不满。”她认为“和正规的宗教课相比，在教育学课上传授宗教知识则更胜一筹”。这引起了董事会的不满，董事会很不客气地告诫赛珍珠：“只有正规地传授神学才算正道。”赛珍珠没有屈服于压力，在力争无效的情况下，愤而辞去了宗教课的教职。对此，陈裕光校长和许多外籍教师都深感惋惜。但是在中国、美国许多地方，赛珍珠都仍然公开声称她极为讨厌那些“喋喋不休的布道”，说布道只会“扼杀思想，蛊惑人心，在中国教会里制造出一批伪君子”。她认为，“空谈无益，基督徒应该给中国人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譬如教育、医疗和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