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看似把匈奴赶跑了，其实最后双输了

自汉高祖开始，汉帝国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延续了五十余年的时间，期间双方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摩擦，但是罕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出现，这与汉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战略构想有关。

当军事斗争不再成为主要的政治方向时，或者说，依靠武装斗争的手段不能再获得经济给养的时候，经济建设就成了新时期的政治主题方向。后高祖时代，也就是自汉惠帝、吕后执政时期起，汉帝国政府的政治工作重心就已经逐渐向经济发展这个方向偏移。在文帝执政时期，尤其以经济发展工作为重。

建国初始的汉帝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经济供给处于极其紧缺的状态中。彼一时，缓和双边矛盾，无疑是一种降低经济建设成本的方式。简而言之一句话：以空间换时间。这源于农耕经济在稳定性、抗风险性以及可发展性上，与游牧经济相比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是农耕经济的高弹性所致，这意味着以同样的时间长度为限制条件，农耕经济的发展速度要远高于游牧经济。然而农耕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壮大，会对自然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破坏。典型的如垦荒、伐树、兴修水利工程等，此为一则闲话。

文、景两代皇帝执政时期，“和亲”事实上成了缓和双边矛盾的政治手段。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残破的经济及早步入康复的轨道，而支付适当的稳定环境成本，对于整个社会群落来说，是可以容忍的。

接受对外输出经济给养换和平，对于汉帝国这个新政权来说，同样很有必要。因为这是一个稳固政权的重要战略方案。一般来说，外部的压力大多不至于引起政权的变革，而内部的紊乱，则会影响到政权的稳定续存。尤其是当血缘关系不再能约束政治利益的分歧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就会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因此，这个时候的第一要务是集中力量消除、解决内部的矛盾。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没有剪除新割据势力前，试图对外采取任何强硬措施都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极有可能会使江山色变，政权易手。以血为代价得来的政权，任何持有者都不会宽容地允许他人共享，更不要谈转而易手的问题了。

无数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长城往往从内部崩塌。因而说若想攘外，必先安内。

晁错算得上是个有远见的人，但是作为从政者，他显然于政治上不够成熟，所以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汉武帝执政时期的人口爆发性增长，是社会群落内不堪承受经济压力重负的开始。而经济实力膨胀的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则是危及专制统治的潜流。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成了汉武帝时期严刑峻法的源动力。然而仅有这些还不够，严峻的形势逼迫着武帝必须以更激烈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在经济上要国进民退，维护住统治。毫无疑问，战争是最好的办法。只有将国家军国化，使得整个国家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才能保证这个社会群落中的一切资源都能随意地供统治者加以调拨、使用。制造对外矛盾，并开动战争机器，从来都是强化集权专制统治的有效手段。

其次是消灭激增的人口，降低社会群落内经济的压力。战争，这毋庸置疑的绞肉机，就是人口正增长的天敌。令统治者更为津津乐道的是，这种消灭人口的方式，大多不会令其受到诟病，反倒是好处多多。尤其是在战争胜利后，获得的经济资源如土地，则成就了他们开疆拓土的美名，更是被载入史册的光辉政绩。

这冷眼看上去毫无关联的两者，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目标：战争。于是在汉武执政年间，就有了同匈奴近三十年的战争。

​事实上，汉武时期的战争并未如后世人们想像的那样，凭借武力打造了一个盛世，也没有令生存在游牧经济环境中的异族屈服，更没有让他们恐惧到不敢来犯的地步。只是在耗尽国力，人口折损过半之余，兀自多了些空旷的土地。人口的锐减，使得经济资源宽松起来，被破坏的经济秩序需要得到重新的构建。于是新的仁政又来了，所谓的“盛世”再现了。而那巡睃在中华大地上空的专制灵魂，却一直茁壮地成长着，直至步入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