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死揭秘 商鞅之死真相解密

商鞅之死真相解密：商鞅车裂而死，其结局很惨。曾有人说这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报复」，且也言之有据。「秦孝公薨，太子立，是为惠文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出亡」，此间就有许多弯曲。变法之初，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人说打狗要看主人面，商鞅却是专为惩戒主子才打狗的，他们能不怀恨于心?不管惠文王和公子虔属于什么阶级，说他们对商鞅进行报复，却是没有错的。

然而，商鞅其实也死于秦国的百姓，死于他自己立下的法规。亡命出逃的商鞅，曾到客舍求宿，舍主人拒绝留客，说是「商君之法，舍(客)人无验者坐之」。这是以商君之法绳之于商君，可谓「请君入瓮」。于是商鞅无栖身之地，「去之魏，魏人不受，内之秦，秦人攻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这里说的「秦人」，恐怕是不能一概称之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

商鞅「不法其古」，敢于改革，这精神十分可贵;商鞅法不阿贵，即使太子犯法，也能予以惩戒，于是令行禁止，这也是为政之要;商君之法，「行之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实践证明，其变法的客观效果也是好的。但他遭到如此结局，除了为其鸣冤叫屈，还有值得人们深思的东西。

改革不是一两个人或几个人的事，得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在这一点上，商鞅一开始就有认识的偏差。「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是他对秦孝公说的。「不和于俗」，或许言之有理，和光同俗永远也别想改革;「不谋于众」却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看来，商鞅也是一个精英论者，他既视「众」为俗，而又不与之「谋」，改革也就难以得到众人的理解与支持。于是，支持改革的秦孝公一旦撒手西去，他和他的改革就成了断线风筝，还能不从天上掉下来?

对于改革的认识，总是有先有后。不少人之赞成改革，往往是在见到改革的实际成效之后。对此，改革只能热情地欢迎，然而，商鞅却无此雅量。

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初有言不便者，有来言令便。鞅曰：『此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这就硬是将已经赞成和拥护改革的人推到反对改革的一边去，无谓地增加了自己的对立面;用这种方式堵塞言路，也不能完善改革的措施。由是「畜百姓之怨」，实在怪不得别人。

无法可循，有法不依，固然是乱国之道。「用法严酷」，却也过犹不及。这位改革的祖师爷看来不大注重提高人的素质，只想用强权苛法驱赶一大批「卑贱者」和「愚人」进入文明社会。于是「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以至于动辄「连坐」。以此赢得的「乡邑大治」并不稳固，「秦人皆趋令」，并非心悦诚服，而是迫于无奈。因而，「为相十年，人多怨之」，直到亡命逃难，舍主人因怕「连坐」而不肯收留他时才感叹「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却是为时已晚。

商鞅惨遭车裂前五个月，曾与一位叫赵良的人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商鞅问赵良，他治秦，与百里奚相比，谁治得好?赵良直言不讳，他说百进而奚为相，「劳不乘加，暑不张盖，及其死也，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他说商鞅主政，「陵轹公族，残伤百姓」，于是断言商鞅「危若朝露」，「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赵良的这番话，尽管也有胡子眉毛一把抓的毛病，例如商鞅敢于得罪「公族」，其实倒正是他的长处。老百姓却是得罪不起的，赵良之所以能料到商鞅的结局，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商鞅的这个致命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