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非常相权】王安石的非常相权与其后的异变

谙熟中国政治的美国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充满了尚未成为制度的组织。”在王安石变法初期，也有一个仅存16个月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正是这样尚未成为制度的组织。关于它的创设，在推崇变法的传统语境下，往往不吝赞词而高度肯定。但倘若结合宋代君主政体转向内在的动态进程，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是非得失，以及由此引起的负面异动，似有重加考量的必要。

一

宋神宗即位之际，变法与改革已成君主与士大夫官僚的共识。借用余英時的说法，宋神宗以“一个少年皇帝一心一意在追寻重新塑造世界的伟大构想”(《朱熹的历史世界》238页，下引此书仅注页码)。他先寄望于元老大臣，收获的却是“安内为先”、“信赏必罚”之类空泛的告诫;失望之余，越发赞赏王安石的经世致用，期望与他共成一代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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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标志着他“得君行道”推行变法的发轫。王安石首先倡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便有力推动变法。这对君臣当时有番议论。王安石认为：“今欲理财，则当收利权。”宋神宗深表赞许。北宋财权归三司执掌，其长官三司使号称“计相”。王安石收利权之说，显然有其预判：变法既以理财为主旨，必与三司旧体制扞格不入，有必要将利权紧攥在手。他向神宗设譬道：“十人理财，倘若做坏一二件事，反对之论就会乘机而起。尧与群臣共择一人治水，尚且不能不败事。何况选用的不止一人，岂能没有失误，关键要考量利害多少，不为异论所惑。”宋神宗认同其说，毫不犹豫地批准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让王安石以参知政事身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任提举。

宋代立国以来，中枢权力结构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制度程序，陈亮在《论执要之道》里有一段概括性议论：

自祖宗以来，军国大事，三省议定，面奏获旨，差除即以熟状进入。获可，始下中书造命，门下审读。有未当者，在中书则舍人封驳之，在门下则给事中封驳之。始过尚书奉行。有未当者，侍从论思之，台谏劾举之。此所以立政之大体，总权之大纲。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这里的“三省”，即指中书门下，是由全体宰相班子组成的最高行政机构。其所议定的所有军国大事与重要任命，不仅先应得到皇帝批准同意，还要经过中书舍人与给事中的封驳(即审议通过)，才能交付尚书省执行。倘若侍从官与台谏官认为不妥，仍可议论与弹劾，及时加以纠正。这样，最高权力层面就形成了相应合理的制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