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对人类居功至伟的贡献：并非四大发明

说到中国的“四大发明”，大家都会想起“活字印刷、指南针、黑火药和造纸术”。所谓这“几大发明”首先由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一1626年)提出，他在其《新工具》一书中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osephEdkins，1823年-1905年)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又加入了造纸术，成为“四大发明”。后来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年-1995年)对这“四大发明”出自中国作出了考证和肯定，从此它们就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明珠，既在世界上扬名，也被国人愉快地接受。

　“四大发明”真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吗?

目前的证据表明这“四大发明”的确出自中国，然而，这真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吗?不一定!因为无论是培根，还是艾约瑟、李约瑟，都是以西方中心的视角来阐述和定位一项技术的重要性，他们自然对那些在近代西方发展上起过比较重要作用的技术格外青睐。然而，如果从中国和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则未必如此。

活字印刷由北宋毕昇发明，但这项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很有限。中国在隋朝(约公元600年)发明了木刻版印刷，后来又进步为铜刻版印刷，这个体系在宋朝已经很成熟、使用起来也较方便。活字印刷虽然从理念上来说是革命性的，但发明后产品细节上有很多问题，例如早期活字都是陶胚做的，字体大、容易坏，排版也很费事，使用成本并不比刻版印刷低。更重要的是，中国自秦朝以来形成了文字能惹祸的传统，知识分子乱说话有掉脑袋的风险，因此印刷品的内容主要是官方批准的书籍、地方志、族谱、宗教典籍、古代经典，以及个别文人骚客风花雪月的诗集等，市场很稳定。直到清朝，中国常用的仍然是刻版印刷。而在欧洲，15世纪德国人古滕堡(JohannesGutenberg，1400年～1468年)基于活字印刷的思路发明了印刷机，同时宗教革命也在欧洲大地蓬勃兴起，于是革命思想和信息传播就这么干柴烈火般燎原起来了。印刷技术生逢其时，成为推波助澜的工具。

中国人很早就喜欢玩磁，有人考证战国时代河北磁山的人就发现磁石有指南的特性。从目前的证据看，利用磁的指南特性而发明的最早产品是风水罗盘——大约在870年左右由杨公发明。之后，罗盘成为风水师的法宝，在堪舆风水时用来立极定向。使用航海罗盘的最早记录是在12世纪初的北宋末期，元朝时西传，此具大放异彩是在15世纪欧洲人全球大航海开始之后，为欧洲人开疆辟土、称霸全球立下汗马功劳。由于中国不热衷海上探索、甚至闭关锁国，航海罗盘的用处并不大，而风水罗盘至今仍然是很多民间风水师的“饭碗”。

黑火药发明应该和道士炼丹有关。黑火药的一个关键成分是硝，最早的制硝方法由东晋道士葛洪(公元284～364年)记录在《抱朴子·内篇》中。他的另一部著作《肘后方》也很有名，是中国第一位获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家屠呦呦提取青蒿素治疟疾的灵感来源。据宋朝的《武经总要》记载，黑火药的发明是在唐宪宗时代(约公元800年)，早期主要用来做烟花炮竹，直到宋朝才用于制作火炮等武器。在元朝和蒙古帝国时代，黑火药由蒙古人和阿拉伯人西传，后来欧洲人改进火药配方，发明新的枪炮，由此进入现代武器时代。19世纪欧洲人乘战舰铁甲携威力强大的枪炮反攻东亚，黑火药的祖国惨败。

造纸术的确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对中国和全人类莫不如此。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安灞桥纸和甘肃悬泉置纸，都是西汉汉武帝时期(100BC之前)制造的，比东汉蔡伦的纸早两百多年。从技术上来说，西汉造纸术采用浇纸法，而蔡伦采用的是比较先进的抄纸法，蔡侯纸质量更好。可见蔡伦并非造纸术的原始发明者，只是一位该技术的改进者和传播者。在早期，纸只是作为竹简和绢帛的替代品用来写文书，直到木刻印刷术于隋朝(约公元600年)发明之后，其价值才更为重要。可以说，纸的发明推动和引导了印刷术的发展，也是现代信息社会不可逾越的前置条件，因为无论是中国竹简、还是古埃及莎草纸、古印度芭蕉叶纸和欧洲羊皮纸，都不可能与后来突飞猛进的印刷术相匹配而进入现代社会。因此，造纸术作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