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为何会想用神秘主义来制约皇帝的皇权

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从董仲舒开始的，可是董仲舒在思想史上一般被称作新儒家。新儒家和传统儒家的主要区别就是要和秦制兼容，不能反对秦制。但是也不能说，董仲舒就完全放弃了儒家的这些东西，他实际上也还是想对皇权有所制约的。那“革命”不能讲了，怎么办呢?董仲舒就想了一招，就是大量引进所谓的“谶纬之学”，即图谶纬书。这是从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那里兴起的一种学问。阴阳家特别强调所谓的“天人感应”，但是董仲舒讲的“天人感应”实际上是指人间的善恶、治乱，上天会有感觉的，并通过一些象征符号来体现出来，这些象征符号有的是图形，就是图谶，有的是一些让人不知所以然的文字，就是纬书。这些东西里面有很深的学问，一般人是看不懂的，谁能看得懂?只有儒生可以看得懂，那就可以用来解释种种事情。比如说，有一些事情觉得这些事是坏事，就告诉皇帝说，不得了了，上天不高兴了，某个地方掉下来一块石头，讲一些啥啥，皇上你要注意，你不注意，上天就要发怒了。某些事情，如果你做得好的也是一样，上天会有某种征兆，比如某个地方出现一只灵芝……董仲舒就用这一套神秘主义的东西，试图对君主有所制约。

可是这个制约有没有效呢?实际证明是没效的。谶纬之学在两汉曾经盛行一时，但是到了东汉，统治者就已经对谶纬很不满意了。因为装神弄鬼这一套，是可以为统治者提供一些依据，但是这些东西容易变成老百姓造反的工具。比如黄巾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皇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是典型的谶纬语言，而且有人做过研究，说这几句话除了煽动变天以外，里头隐藏着一个符号，就是中平元年的某月某日，然后那一天果然是黄巾道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表现出非常高度的一致性。可是黄巾起义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那就是全国的黄巾基本上是各自为战，没有任何统一的组织，现在的历史证明，“三十六方同日而起”不是形容词，真的就是在同一天。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就使得统治者感到是一个问题。

我想大家不用看很多书，大家如果读过《三国演义》就会知道里头提到孙策和于吉的故事，孙策杀于吉其实就是镇压谶纬。那么到了后来，晋代、北朝一直到隋初，多次发生统治者严禁谶纬，焚烧图谶纬书，杀谶纬之士这样的事儿。有人甚至认为，北魏和隋初的两次规模之大超过焚书坑儒，以至于图谶纬书到了现在基本上就被灭绝了。今天我们已经见不到这个东西了，晚近的一些学者要研究图谶纬书，他们基本上是找不到材料的。那么也就是说，你用这一套东西来吓唬皇上，其实也是吓不住的。

礼乐之变：从温情脉脉到军法恐吓

既然吓不住皇上，那么儒家要变成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支柱自然也是需要改造。比方儒家的“礼”这个概念，在汉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在前面给大家讲过，儒家是讲小共同体本位的，儒家的“礼”一方面是强调长幼尊卑，另一方面是强调温情脉脉，而且传统儒家通常讲“礼乐”，“礼乐”是礼求异，乐求同。“乐”是祭祀的时候大家都唱一样的歌，强调的是认同。“礼”是区别贵贱的，区别上下的，所以“礼”一定要强调不同。可是强调上下尊卑的“礼”，是笼罩在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因此即便是上下尊卑，给人的感觉也好像是一种保护。所以在传统儒家的话语系统中，“礼”被认为是礼遇、礼待、礼貌。如果皇上对你好，这就叫礼遇、礼贤下士、待之以礼。当时很少有人用“礼”来描述一种威慑或者让人恐惧的东西，但是从战国年间开始，这个礼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就是军队内部的一些非常严厉的军法被叫作“礼”。战国年间有一部很有名的兵书叫作《司马法》，这个《司马法》就被叫作“礼”。《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礼”类，叫作《军礼司马法》。那么这个“礼”本来是一种温情脉脉之礼，但是到了《军礼司马法》里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杀气腾腾的法;这个“礼”本来是一种知遇之礼，但是到了《军礼》中就变成了一种恐吓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