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古代贵族蓄养“食客”：背后多存在着篡权阴谋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群星争辉、最富智慧光彩的年代，正如古代哲学在雅典、文艺复兴在罗马;尽管非常短暂，却照亮了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在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之间，各种人物风尘仆仆、星夜兼程，他们在实权派跟前鼓噪唇舌、兜售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周室派生的地方政权野心勃勃，它们急于同寻求仕宦出路的人一样，试图谋求更广博的财富，更庞大的版图。前院迎来送往，热闹异常;后院也勾心斗角，磨刀霍霍。政权才是枭雄们日夜觊觎的肥肉，尽管他们假托着体面而高雅的虚名，还是背地里招募才俊、豢养爪牙。门客及其主子成为兑现政治野心的阴森力量。

羽翼没有丰满的时候，政治家都把自己装扮成温文迩雅、礼贤下士的嘴脸。钱不是问题，金银珠宝供给你，美酒肥肉待承你，三天一Party、四天一Evening，来一千“门客”也吃不穷。

养士拼的是财力，没有黄白之物垫底，你凭什么叫大贤?人家凭什么找到家门上来替你卖命?优厚的物质待遇是令人垂涎的钓饵，那些自以为德才兼备而又投靠无门的人，尽可以大摇大摆地跨进朱门，白吃白喝，高谈阔论，犯不着像柳亚子那样，话儿话儿地给领导作诗提条件：“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多没劲!人家不给，自个儿张嘴要;不好意思明说吧，还把古人抬出来发牢骚。攥着拳头让人猜，文人这点小心眼儿只能维持自己掩耳盗铃的尊严。

当然，柳亚子要的不是“冯驩的车”;而是新政权里一个他看得过眼的位子。遗憾的是，他不上不下的尴尬恰恰表明：买卖不成，再费唾沫也无济于事。他留在“昆明湖”或者返回“富春江”都是一样：“鱼”，只能观，而不能吃。春秋时代的门客则没有这种权力上的奢求，他们更看重物质待遇;而东家也不会在这些方面给门客们下不来台，免得传扬出去，阻塞了贤路，败坏了名声。

论名声，还得说春秋“四公子”。说是“公子”，实为政客，他们惦记的绝不仅仅是门客们吃好喝好玩好，“养士”不是“现世报”，那可是一笔放长线钓大鱼的生意;虽说投入巨大，回报也着实丰厚。普通人想不到，也玩不起。“四公子”大规模地豢养门客，《史记》中有多处记载：

司马迁一语中的，道出了“四公子”的真实意图。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四公子并非富可抵国，甚至还有孟尝君那样“邑入不足以奉客”的紧张局面，把门客养得肥头大耳就为了博取几句廉价的赞誉吗?显然，不是。他们无法摆脱权力的漩涡，争来赌去，还是为了“持权”，甚至是篡国。

春申君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将刚刚宠幸并怀有身孕的姬妾李氏送到楚王床上。信陵君想要调动军队，不得不把后门走到魏王的小老婆如姬身上……这种不择手段的冒险，莫如说是一项高回报的投资，《史记》中常有“以某公子故、邻国相倾、不敢加兵”的说法，还用问?翻云覆雨的角色正是那些公子梦寐以求的，他们希望成为主宰战争、垄断特权的政坛大鳄。

春申君的门客硃英讲得更露骨：“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这就足够令有头脑的君主感到寝食不安了：国家安危还要看几位公子的脸色，干脆把朝廷解散让公子及其门客们取代算了。其实，从这些公子用心良苦、网罗门客那天起，就等于向天下昭告了自己的政治企图。公子们的实力越强大，他们个人的悲剧命运就来得越迅速、越深刻。大祸临头，即使再狡猾的韬养之术也挽救不了，那种把戏至多是贪生怕死的“马后炮”。

蓄养门客号称招贤纳士，惜乎不能算作“政府行为”，而只属于个人私利，这与后世的朋党之争一脉相承。孔子崇尚“不周不比”，而政治却不遵循常规的道德标准，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谋于密室、工于心计的阴暗特征。倘若真地“不周不比”，你依靠谁、利用谁?虽说“养士”勉强算半官半私，但是这个被雇佣的阶层仍然带有明显的“黑社会”性质——它是一个以物质待遇为前提、以雇主利益为目的、以个人崇拜为约束的“临时智囊”和“私家敢死队”，这支参差不齐的“杂牌军”属于“半个江湖”，具有某种阴森的力量。更多时候，这支阴森的力量是为了“窝儿里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