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弃用名臣】孙权弃用名臣周谷之误：不同的人才牌该如何打

在公司整体利益之下，不同层级的领导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公司大账”和“老板小账”之间，往往存在一定差异。如何将擅长做“公司大账”和擅长做“老板小账”的两类不同人才安置在合适位置、且保持利益平衡，这是考验老板察人、用人之道的关键所在。

　孙权重用吕范、弃用周谷

三国东吴的开国皇帝孙权，在哥哥孙策当家时，不过是个小小的宜兴县长(阳羡长)。做了县长不免要搞点计划外项目，从公款里拆借些资金。他的两位“会计”———主簿吕范和功曹周谷，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吕范把每笔小账都做成大账，规规矩矩向孙策汇报，弄得好多计划外项目不得不关停并转，孙权的小金库也险象环生;周谷则明里暗里，帮孙权做足假账功夫，让孙权私房钱花得很爽，老哥兼领导孙策也被蒙在鼓里。

等到孙权自己当家，吕范立即得到重用，后来成为东吴的股肱名臣，而做账高手周谷则“终身不用”，理由是此人既然能帮着当县长的自己欺瞒当领导的老哥，就能帮着当下属的别人欺瞒当领导的自己，能力越强，账做得越巧，危害性也就越大。

后人大多称赞孙权在这件事上做得不错，很能理解汉光武帝刘秀那句“天子不与布衣同”的道理，知道一旦当家，“小家”就成了“大家”，自己就从“做小账的”转换为“查小账的”，从欺瞒别人的小领导，变成最怕别人欺瞒的“大老板”，以前不讨小县长欢喜的呆板会计吕范成了最值得信任的好管家，昔日让自己舒坦轻松的理财高手周谷，则成了大皇帝必须打足精神防范的财政蠹虫，一进一退，貌似实在允当得很。

但孙权在“用会计”这件事上，充其量只能算“及格分”而已：在重用吕范这个问题上，他的思路十分精辟，从方面之任转换到全局主宰，抛弃此前“小我”的本位主义，为“大家”财政安全的需要提拔吕范这种讲原则、守法度的“会计”，自然是令人钦佩的选择;但对周谷的处置却只对了一半———对这种人抱有戒心，让他远离财务关键部门，这完全正确;但就此不予重用，却未必是一个决策者最好的选择。

　周谷的“可用之处”

唐太宗时的名臣岑文本曾经有一段话，说“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是以前圣使人，必收所长而弃所短”，意思是人无完人，即便愚蠢或贪婪的人，如果使用得当，也一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避免不良影响。一个明智的领导者，应该用人之长，弃人之短，而不是求全责备，把人一棍子打死。

具体到周谷这件事，他做假账动机不纯，对“大领导”不负责任，对顶头上司意在溜须逢迎，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缺点。但他头脑灵活，对财务规则娴熟，敢于灵活处置问题，这些其实都是可取的。三国时代，州郡的独立性很强，以东吴为例，直到孙权晚年，仍然实行较为原始、落后和分权的部曲制和采地制，每个地方官和将领都领有数量不等的“配兵”，这些“配兵”的开支，则由分配给他的采地财政来承担，将领死后，这些“配兵”和采地一部分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另一部分则由其一个或几个儿子继承。而在孙策时代，这种分权制和财政分散状态更加突出，可以说，当宜兴县长的孙权要求更多财政自主权，在他那个时代其实是常态的、合理的，周谷的做法虽有取巧之嫌，但说不上有多出格，充其量算个“合法避税”;而吕范事事汇报的做法，在那个时代反倒是有些奇怪的———因为即便汇报了，在当时那个松散体制下，孙策也不会对连军费、办公费都要自筹的地方官作多少苛责(就更不用说孙权和孙策是啥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