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阳开泰的意思 三阳开泰的寓意是什么
“三羊开泰”是中国羊年春节人们互致问候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如何解释“三羊开泰”却少有人知。
一位腰缠万贯的老板2月1日农历大年初一拜年时一口一个“三羊开泰，万事如意”，但当问起“三羊开泰”的本意时，他竟然说：“是三只羊朝着太阳奔向泰山，这当然是大吉大利了。”其解释不禁令诧异，令人感到不得要领。
于是记者又询问多人(都拥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凭的知识分子)，或是自称不知，或是云里雾里一通乱解，更有穿凿附会者说：“三是吉利数字，三只羊凑在一起，团结一心可开山辟路。”
于是记者利用各种渠道查阅，方知“三羊开泰”之正解：“三羊开泰”应为“三阳开泰”，最早出自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易经》，大概意思是指“冬去春来之意”。
《汉语成语词典》解释：“《易经》以十一个月为复卦，一阳生于下;十二个月为临卦，二阳生于下;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指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是吉利的象征。后作新年开始的祝颂语。”
更加通俗明白的解释是，《易经》以正月为泰卦，古人认为是阴气渐去阳气始生。农历十一月冬至那天白昼最短，往后白昼渐长，故认为冬至是“一阳生”，十二月是“二阳生”，正月则是“三阳开泰”。
在《易经》64个卦名当中，“泰卦”是好卦，故有“否极泰来”的成语。“阳”和“羊”同音同调，羊在中国古代又被当成灵兽和吉祥物。从古代器物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吉祥”的铭文都写成“吉羊”。在古汉语中，“羊”“祥”通假。《说文解字》说：“羊，祥也。”
“三羊开泰”和“三阳开泰”都是吉祥之意，都是中华文化的内容，既然已经约定俗成，满大街都使用“三羊开泰”，就不必斤斤计较“三羊”还是“三阳”。但身为中华子孙，万万不可对中华传统文化常用之词一知半解。
何为“三羊开泰”
“三羊开泰”本为“三阳开泰”，最早出自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易经》，本意是指“冬去春来”。
《易经》以正月为泰卦，古人认为是阴气渐去阳气始生。农历十一月冬至那天白昼最短，往后白昼渐长，故认为冬至是“一阳生”，十二月是“二阳生”，正月则是“三阳开泰”。
在《易经》64个卦名当中，“泰卦”是好卦，故有“否极泰来”的成语。“阳”和“羊”同音同调，羊在中国古代又被当成灵兽和吉祥物。从古代器物上可以看到，很多“吉祥”的铭文都写成“吉羊”。在古汉语中，“羊”“祥”通假。《说文解字》说：“羊，祥也。”
“三羊开泰”和“三阳开泰”都是吉祥之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现在基本写成“三羊开泰”了。
汉武帝刘彻是个雄才大略之主。他继承文景之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使西汉从文景之治的小康推进到一个鼎盛时期。在这个由兴及盛的历史阶段中，被汉武帝一手提拔、重用的“兴利之臣”桑弘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实行财政改革、广辟财源，“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给”上投入的智慧、做出的贡献与卫青、霍去病等人在军事上的贡献都可说是“功昭日月”。
公元前152年，桑弘羊出生在洛阳一个商人家庭。在当时洛阳那种商贾云集、富冠海内的社会环境和父辈理财兴利的家教中长大的桑弘羊，很早就显示出聪颖和才能，以至刚刚13岁就被送入宫廷，做了汉武帝的侍中。在这里要介绍一下“侍中”的地位。
公元前一四一年汉武帝刘彻（公元前一五七-前八七年）继承帝位。不久便营建茂陵为死后的坟墓，并准备设置茂陵邑（今陕西兴平东南），把各地的豪富迁到那里去。桑弘羊一家也在被迁之列。他随家离开洛阳，经长安前往茂陵，到长安时被选入宫充当武帝的侍中（亲随），留了下来。
侍中是个小官，管理皇帝的日常生活事务。由于是在皇帝左右办事，因此一般豪门富室都羡慕这个官职，都想为自己的子弟谋得这一职位。
汉初以来继续实行法家的重农抑商政策，工商奴隶主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受到限制。生活于工商奴隶主家庭的桑弘羊对此不能无所感受。被迫迁徙，对他的震动更大。但是，他到底还年幼，思想没有定型，而担任侍中这样难得的官职，又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着希望。他同比他年长几岁的武帝朝夕相处，受到武帝法家思想的熏陶和教育。新的环境，不断培育着新的思想。他还在侍奉武帝读书的过程中读了很多书籍和朝廷的档案材料，使他逐渐懂得了先秦以来儒法斗争的历史。他深刻地感到，商鞅、荀况、韩非、秦始皇等法家的主张和政策是适应形势需要的，只有实行法家路线，才能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随着法家思想在头脑中的牢固树立，终于使桑弘羊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坚定地站到了新兴地主阶级一边。
武帝执政以后，一个最重要的决策，就是坚决进行抗击匈奴侵扰的战争。
汉初经过劳动人民的长期艰苦奋斗，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采取募民屯边的政策，选拔将帅守卫边境，训练士卒，并对运输粮食到边塞交给国家的人给以官爵奖励，积蓄抗匈力量。武帝即位初，西汉的经济已进入繁荣时期。“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城乡粮仓都满，国家财政收入年年有积余。京师钱库里的钱长期不用的有好几亿，穿钱的绳索都烂断了。太仓（京师国家粮仓）的陈粮一年积一年，装不下只好露天堆放，以至霉烂不能吃。马匹也繁殖得很多。这样丰富的物质条件，从一个方面说明对匈奴侵扰的战略反击时机已经到来。
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匈奴又来请“和亲”。武帝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大行（接待宾客的官）王恢主战。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韩安国散布失败主义谬论，主和。大臣大多站在韩安国一边。武帝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和亲”。
武帝对主和派的种种谬论非常愤怒。他常常将朝廷上的和战之争情况说给桑弘羊听，征求桑弘羊的意见。桑弘羊坚决主张抗战，他说：“汉朝有匈奴的存在，就像木头里有蛀虫存在一样，又好比一个人生了病，不治它就会使病加重。春秋战国的时候，诸侯国之间也常常订立盟约，但从来没有一个盟约是坚固的，更何况是反复无信的匈奴！只有用武力解决，才能使边境的老百姓得到安宁。”武帝很赞赏桑弘羊的话，更加坚定了抗匈的决心。
保证充足的战费是抗匈战争的一个重大问题。连年战争增加了西汉王朝的财政支出。除了备战或作战要有充分的粮草、武器、战马供应外，作战胜利后还要对立功的官兵进行赏赐，对归降者进行生活安排。加上其他方面的巨额财政支出，武帝初年的财政蓄积消耗得很快。战争开始后的第四年（公元前一二九年），大农令（主管财政经济的长官）郑当时就已经在考虑扩大财源，决定对商人的车船征税。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建立朔方郡，参加筑城的人有十几万，费用达数千亿钱。元溯六年除战争消耗外．还对有功官兵赏赐黄金二十余万斤（黄金一斤值一万钱）。经过这次支出，郑当时向武帝提出报告，说财政收入（包括历年积余）已经耗竭，“犹不足以奉战士”。他建议采取用钱买爵及赎罪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武帝同意了这个建议。经议定，设“武功爵”十一级，最低一级值钱十七万，其他各级依次提高，最高可以买到第八级，九级以上专用于奖励军功。
征车船税和设“武功爵”对增加财政收入虽不无小补，但犹如杯水车薪；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的胜利和浑邪王率众来降，战争、赏赐及安置等费共一百余亿钱。同时几处水利建设工程在进行，历年费用又各达十亿多钱。财政更加困难。郑当时对理财不仅没有才能，而且也缺乏兴趣，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这一年虽勉强应付过去，但第二年财政仍然很困难。
在武帝为财政困难而忧虑的时候，桑弘羊的思想也很不平静。他很想为抗匈战争出一把力。他深深懂得，不管财政的困难多么严重，抗匈战争总是要坚持下去，决不能半途而废，以致前功尽弃。而财政问题如果得不到彻底解决，庞大的战费没有着落，就会拖战争的后腿，使取得战争的胜利没有保证。他知道武帝的决心很大；即使在筹措战费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仍在计划一次对匈奴的更大规模的战役。必须及时解决财政困难才能使武帝无后顾之忧，增强战争的有利形势。他反复考虑了理财的办法，一方面认真研究当时的现实斗争情况，一方面又从前辈法家思想中吸取养料。于是，在他的心中形成了两个基本的指导思想。
第一个指导思想是：解决财政问题。也必须贯彻法家的路线和政策并根据现实情况加以发展。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法家的一个突出经济思想、是重视包括家庭纺织业在内的农业的发展。先秦法家提出农战方针；以实现新兴地主阶级的富国强兵的要求。西汉法家如贾谊、晁错，也很强调要把农业搞好。搞好农业必须实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归纳起来、桑弘羊以前的法家发展农业的政策主要有：废除井田制，发展和巩固封建生产关系，增加农业人口，限制兼并活动，减轻农业税，提高粮食价格，奖励交粮食给国家（买官或赎罪）的人，兴修水利，改革农具，改进生产技术，移民垦荒，等等。桑弘羊认为这些政策都很重要，应该继续推行。但仅单靠这些还解决不了当前的财政困难，还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法家还主张抑商。抑商的目的既是为了打击工商奴隶主复辟势力，也是为了巩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保证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抑商不是不要商。秦孝公时，商鞅在抑商的同时，又“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使“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做到“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战费充足）”。汉文帝五年（公元前一七五年）贾谊指出，国家掌握货币。“钱轻（购买力低）则以术敛之，重（购买力高）则以术散之”。可以使物价得到平衡，用掌握的货币来控制商品流通，“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有余）”，可以使朝廷“官富实而末民（工商奴隶主）困。”商鞅的实践和贾谊的论述，都说明抑商和利用商业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两者并不矛盾。
使桑弘羊感到极大兴趣的是总名为《管子·轻重》的一些著作。它集中论述了国家经营工商业以控制商品、货币流通，打击工商奴隶主的兼并活动，获取巨额商业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的理论。《管子??轻重》作者用商品的数量多少来解释商品的交换价值，认为“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贱），聚则重（贵）”。国家可以利用这种影响商品价格的能力，注意控制货币和粮食、盐、铁等重要商品，实行“官山海”（盐铁官营）等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政策，就能调节市场，平衡物价。打击商人的兼并活动，防止农民破产，而又获得巨额的商业利润，做到“不籍而赡国”。就是说，不增加人民的赋税负担，而能充裕国家的财政收入。
《管子·轻重》作者认为货币是“民之通货”，即流通手段。它虽然“握之则非有补于暖”，“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但却是“先王”用来“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的重要工具。如果国君运用粮食和货币来控制商品流通，那就“天下可定”。
《管子??轻重》作者还把轻重理论运用到对外关系方面。他认为光是“强本节用”还不足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因为生产出来的粮食可能被邻国用高价吸走，使这个国家不能维持独立。强本以后，还要实行正确的价格政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单位货币购买的粮食多）我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还举了一些单纯用商战取胜的事例。
这种经济理论，叫做“轻重之数”或者“以轻重御天下之道”。桑弘羊以上述理论为基础，再在实践中加以充实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思想体系。
第二个指导思想是：以进一步打击工商奴隶主和地方豪强为政策的重点，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
西汉前期，工商奴隶主利用商品生产这块土壤．通过某些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迅速发展起来。他们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市场，贱买贵卖，牟取暴利。他们“管山海之利”，垄断重要生活、生产资料盐、铁的生产和流通，“以致富业”。他们（以及地方豪强）大量铸造劣质钱币，扰乱市场，获取暴利。他们放高利贷，直接用货币来榨取更多的货币。他们还隐瞒自己的财产、资本和营业额，偷税漏税，破坏西汉王朝的财政制度，加速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积累。他们“滞财役贫”，掠夺和剥削小生产者，兼并农民的土地，迫使一些破产农民沦为他们的奴隶。他们“以末（工商业）致财，用本（农业）守之”，使用奴隶于农业劳动，在农业生产领域复辟奴隶制生产关系。他们“众邪群聚，私门成党”，违法乱纪，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地破坏西汉王朝的法家路线。他们“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在地主阶级政权内部寻找代理人，进行颠覆地主阶级专政的阴谋活动。他们“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破坏抗匈战争。
凡此种种，都说明进一步打击工商奴隶主的斗争势在必行。文帝时，晁错已经揭露了工商奴隶主势力膨胀以及他们兼并农民的严重社会现象，指出：“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管子??轻重》作者也指出工商奴隶主是国君的敌人，如果不对他们进行限制，他们就是一国的“二君二王’”。武帝时，新兴地主阶级同工商奴隶主的矛盾更加尖锐。打击工商奴隶主，把原来被他们把持的财源变为国家的收入，既能解决财政困难，又可消除他们进行复辟活动的物质基础，收一箭双雕之效。
工商奴隶主和地方豪强是西汉前期巩固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主要障碍。因此桑弘羊要把进一步打击这两股势力作为政策的重点。
桑弘羊把自己关于理财的设想告诉武帝。武帝非常满意，就把理财的重任托付给他。桑弘羊欣然接受。这是元狩三年的事。这一年桑弘羊是三十三岁，入宫已经整整二十年。
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是抗匈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在武帝和御史大夫来访的支持下，西汉王朝实行了桑弘羊提出的五项重要措施。
救灾是当务之急、桑弘羊的第一项措施是把灾区贫民七十二万五千人迁往陇西、北地、西河（治所在今内蒙古东胜）、上郡、会稽（治所在今江苏苏州）等郡落户垦荒。移民的衣食都由政府供给，还贷给几年的生产和生活费用，沿途有官员护送，“其费以亿（十万）计，不可胜数”。移民到边境垦荒是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边防相结合的有力措施，又使灾民的生活得到安排，生产发展后还能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财政收入。
第二项措施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就是发行白鹿皮币和白金币，减轻法定钱币重量，实行通货贬值。白鹿皮币用白鹿皮制成，一尺见方，周围画上彩色花纹，一张值钱四十万。规定王侯、宗室朝觐（进）皇帝或相互聘享，都必须用它来垫璧做礼品。这实际上是对王侯，宗室强迫征税，是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财产再分配，和劳动人民没有直接关系。严格地说，它不是通货。
第三项措施是实行盐铁官营。桑弘羊同孔仅、东郭咸阳详细讨论了盐铁官营的办法，然后由孔和东郭通过大农舍颜异上奏武帝建议“募民自备费用”，让他们向政府领制盐工具煮盐，产品由政府收购。铁器则由政府生产和销售。敢私自铸铁器和煮盐的。用足钳（刑具）钳他的左趾。没收他的生产工具和产品。武帝批准了这个建议，派孔仅和东郭咸阳乘车到全国各地推行这一政策。他们乘机在各地安插了一批工商奴隶主担任盐铁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