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何在主犯已被处死十年后才罗织罪证

汉高帝和明太祖，是国史上出身平民而贵为天子的“绝代双骄”，两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最肖的则是对功臣痛下杀手。汉高帝杀韩信，杀彭越，杀黥布，囚樊哙，走卢绾，将汉初分封的异姓王赶尽杀绝——仅余偏处一隅的长沙王吴芮能够善终。这是汉代屠戮功臣的大概，不赘言;唯要说明一点，那就是被杀被逐诸人都有点冤。

将明与汉试作比较，有两点不同：一是明初的屠杀规模，远迈汉代;二是朱元璋的杀人手段，远较刘邦高明。然而，规模大手段高，只是事情的表象。为什么要杀人?杀人能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非杀人不可?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明白屠杀功臣到底具有何种意义，才能从笼罩着杀气的“相斫书”中发现传统政治的真相。不能离事而言理，先简略介绍有关的史事。

明代以前的君主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宰相协助皇帝处置国事。各个时期，宰相的名称或不相同，人数或不固定，职权也有变化，然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作为对君权的制衡力量，宰相制无疑是传统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开国初期，残破之余，万事待理，宰相的作用更不可忽视。朱元璋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他刚称号为“吴王”的时候，便设立了左、右相国。此后，直到明洪武十三年(1380)，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惟庸四人先后拜相。看来，朱元璋对宰相制度并无成见，乐以沿用。

但是，惟庸这个人或许天生反骨，在相位上毫不安分。据《明史》本传，惟庸于官吏之“生杀黜陟”，有时“不奏径行”;这是专擅行政、司法之权，也许有点过分，但行政、司法本由宰相统领，偶有过分的地方，究竟不算大错。让元璋恼火的，则是他隐瞒不利于己的报告，不让皇帝看到;至于收受贿赂，提拔私人，与此相较还算小过。惟庸终至乎惹上杀身之祸，则因他与仕途受挫的陆仲亨、费聚等人深相结纳，耸使李善长、陈宁、毛骧、李存义、林贤、涂节等文官武将，在国内组成反帝集团，对外则联络蒙古、日本，意图不轨;孰料明太祖“天纵英明”，洞烛其奸，乃先发制人，将“胡党”一网打尽。因牵及此案被杀者共计三万余人，其中，封侯者二十余人，五品以上大员不胜其数，为两千年君主制史上罕见的“大清洗”。此即正史所叙“胡惟庸案”。

然而，掩卷而思，不能无疑。刘基(伯温)暴毙于洪武八年，《明史》说是惟庸下毒;而惟庸被诛已在四年之后。此事可疑，但且按下不表，先说更可疑的。惟庸投奔元璋麾下在至元十五年，拜相在洪武三年，擅权始于洪武六年(右相汪广洋被黜，惟庸成为“独相”)，至其被诛则已在六年之后。如此，若说元璋不知惟庸是个“奸臣”，难以置信。因为，朱元璋不可能花20年的时间才认清惟庸的真面目。否则，元璋哪有资格开创一个时代?那么，此处亦可疑。更令人起疑的是，惟庸于洪武十二年被逮入狱，罪名并不是谋反，而是因为刑事案件(怒杀家仆)和行政上的误(将罪妇分配给文臣为妾)。蹊跷的是，入狱后，突然有人出来指控他谋反，惟庸遂以此论死。更有意思的是，直到砍了他的头，也还是“反状犹未尽露”。要等到10年之后，因审讯其他罪案，有了意外收获，才得以“大著”他的“逆谋”，才开始执行连带的清洗。试问，如此重大的案件，是不是办得太具戏剧色彩了?莫非现实中的帝王将相，真跟戏台上的生旦净丑一样，唱的是“同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