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史上的户籍作假参与科举现象是怎样的

隋代和唐初，由于科举制度初设，科举及第者在诸色仕宦中尚未取得明显优势，行卷和荐举之风尚未形成，中央省试相对公平，因此，唐初士子冒籍取解(即离开本籍贯，到其他州县参加府试，以取得解送资格，再到京师参加全国性考试，这种现象在当时有寄应、冒寄或冒籍等不同叫法)的现象很少见。但随着盛唐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省试登第人数与发解诸州的区域比例逐渐出现失衡的现象，有的应试士子为了增加登第的机会，便附籍于登第率高的府州以实现寄应的目的。武周天授三年(692年)，就出现了举人“虽迹亏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窃资”的情况(《通典·选举典五》)。到了中宗景龙元年(707年)，已经是“乡贡渐广，率多寄应者”，在省试放榜时，甚至不再辨别是否是从原籍报考。如大诗人王维，并没有参加本贯蒲州的解试，却到京兆府应试。据说是因为王维善弹琵琶曲，博得了某公主的欢心，在公主的干预下获得了京兆府的解头(《集异记·王维》)，这应是典型的冒籍取解行为。实际上，王维冒籍获得京兆解参加省试的现象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京兆解在省试中最受瞩目，其前十名往往等同省试及第，号称天下“神州等第解”。于是，以京兆解为代表的乡贡，取代国子监解的地位，打破了“开元已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的局面(《唐摭言·两监》)。

鉴于举人冒籍取解的泛滥，开元十九年(731年)唐玄宗下敕规定:诸州乡贡举人必须在本贯参加乡贡考试，“不得于所附贯，便求申送。”(《唐会要·贡举中》)但是举子取解不由本贯的风气并未因此改变，到大历年间，“选人不约本州所试，悉令聚于京师”，以至于“入试非正身”者多达“十有三四”(《全唐文》卷355)，特别是进士“寄籍京兆府”的风气已经很普遍。贞元以后，举子取解多不由本贯，以至乡贡“盖假名就贡名而已”(《唐摭言·乡贡》)，冒籍就贡已经很常见了。就连大诗人白居易也是在家乡洛阳取解无望的情况下，投靠在宣州做官的叔父，通过获取宣州解才进士登第的。这种情况一直到五代仍未改变，诸道举人仍然“多于京兆府寄应”(《册府元龟·贡举部》)。

冒寄取解、应寄国子监是唐五代举子常用的两种主要方式。冒寄取解，就是典型的“高考移民”方式。唐五乡贡举人参加礼部省试时，必须接受礼部和户部对举人的户籍核查。因此，举子若要到他州取解，势必要在他州重建自己的户籍，方能通过户部核查户籍一关。于是晚唐五代举子往往通过各种关系到京兆府等其他府州寄应取解，其中以假冒洪固乡、胄贵里为籍最为出名，以至后唐特意规定以此乡作为举子冒籍寄应的专门户籍乡。举子为了确保取解成功，还经常利用各州府试在时间上的差异，在不同府州多次参加州县取解府试。一些举子在本贯参加府试取解不成，便跑到他州参加府试，甚至想办法参加国子监的取解考试。武宗曾一度明令“贡举人并不许于两府取解”，试图限制利用诸州府试的时间差、赶赴不同府州进行冒籍取解的行为。但是这种情况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特别是五代举子参加京畿地区诸州府试落第后，往往立马赶往京城参加国子监取解考试。直到宋代统一了诸州府试的时间，才从制度层面杜绝了举子两府取解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