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战争】汉匈战争数百年：汉军借军事优势屡发动战略进攻
汉匈几百年的大战,引起了当代军事学术界的关注,对汉匈双方谁是主动进攻方、谁是防守方有过许多争论,大多认为匈奴是主动进攻方。笔者认为:从战争的起因看,匈奴是主动进攻方,但从战争的实践过程和战略意图来看,汉朝是主动进攻方。判断战争谁是主动进攻方,一般是根据战场的位置和双方战略决战时谁是主动进攻方。汉匈几百年的大战,双方主力会战的战场,无论汉胜或败,均发生在匈奴的境内,没有一回是在汉朝境内双方主力展开决战。决战前匈奴的骑兵总是抄掠汉朝边境地区后就退走。从时间上看大都是利用秋高马肥的季节侵袭汉边。从不主动与汉军主力在中原或边境地区决战,而汉朝从汉武帝起至汉和帝时止,征伐匈奴多达几十次,且不分季节,多乘匈奴内乱或自然灾害时发起攻击,使匈奴最终败于汉朝。从战争的全过程和双方主力决战的主要战场环境和地点来看,汉朝应是主动进攻方;从战争方式上,匈奴大都是“盗边”“寇边”,而且一遇汉军主力,即撤回本土,从不敢“占领汉地”,或夺取长城以内的汉朝地界。长城是用于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堡垒,其主要功能是用于防守,可是汉匈之间的真正较量从未在长城或长城以内展开过,这说明匈奴的军事技术不足以攻克城池,那又何敢深入汉地,占领城池!只不过是“盗寇汉边境”而已。可是汉兵则不然,每次汉军主力骑兵攻击匈奴,都深入其境内至少几百公里,有的甚至长达5000余里,总体上看,汉军在该时期应是主动进攻方。
从军事力量上来看,“匈奴之众,不抵汉之一郡”,汉朝可动员的参战士兵是匈奴的数倍;从双方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来讲,各有所长。正如晁错所言:“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出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扰乱也;劲弩长戟,射疏与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由此可见,匈奴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不如西汉,匈奴的军事力量和综合国力更比不上西汉。到了东汉,匈奴的军队更是不堪一击;耿夔、任尚、赵博等仅率800精骑在金微山一战,就大破北匈奴。此役,汉军出塞5000余里,“斩阏氏、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富”。可见匈奴的军队在汉军频频的战略进攻中,军心大乱、士气萎靡,毫无招架之功,发动战略进攻更无从谈起。
从战争的目的和结果看,汉朝是主动进攻方。汉匈大战,匈奴几被征服又数次叛离,匈奴最强大时莫过冒顿,但冒顿对汉朝的进攻并不是想使汉朝臣服,或推翻汉朝,只是掠夺财富和人口。对匈奴来讲,视战斗习以为常,只要生存就要战斗,要么同野兽搏斗,要么同其他游牧民族争夺生存空间,要么抢掠中原农耕民族财富。匈奴的骑兵四处抄掠并不限于中原,对东胡的鲜卑、乌桓,西边的月氏等26国都不断侵扰,这些国家很多都向匈奴纳贡称臣,况且这些国家资源有限,对这些游牧民族的袭扰,远不如对中原王朝定居的民族袭扰容易,这样匈奴自然将抄掠的首选对象指向汉朝。秦至魏晋时期匈奴的习俗基本上未改变,军事思想也没有根本的变化,其战争观仍然是“以利为战”。两汉时,只要“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只不过“时小入盗边,无大寇”。到了东汉,“匈奴闻汉购求卢芳,贪得财帛,乃谴芳还降,望得其赏。而芳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谴,单于复耻言其计,故赏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
可见,匈奴有时只要为了能得到利益,不惜出卖盟友,然而当赏赐不及时或没得到时就会实施武力抢掠。因此,匈奴的军事思想决定了他在与汉朝的战争中,只能充当挑起战争的主动方。
与匈奴不同,汉军对匈奴的作战目的是要使匈奴彻底臣服,像南方少数民族那样称臣纳贡。刘邦第一次与匈奴作战动用32万大军,其规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中原同匈奴决战的兵力,其志在于彻底征服匈奴。汉军征伐匈奴,多次苦于匈奴不敢应战,使数次征战无功而返。汉史郭吉曾羞辱匈奴单于“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徙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
在汉武帝18万精骑的威吓下,匈奴王庭不得不“迁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所以汉匈战争的起因是由于匈奴“寇边”的进攻引起,战争的结束是由汉军的主动讨伐进攻,将匈奴彻底征服而止。
学术界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匈奴的骑兵战斗力强,与之相战时只有骑兵数量占优势才能取胜,汉军与匈奴作战取胜的原因皆因骑兵数量多所致。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汉军在汉武帝前对匈奴取守势,并不一定是汉军的战斗力不如匈奴,汉高祖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围困七日,并不一定是因匈奴强大,而是由于以下几点:
(1)刘邦轻敌冒进中了冒顿的计策,被匈奴以强示弱的表象所迷惑,孤军深入被困于孤城;匈奴是有备而来击汉军于不备。
(2)从客观自然环境上,当时的客观环境有利于匈奴。汉军向匈奴进攻时“会冬大寒雨雪,卒者堕指者十二三”,汉军不如匈奴人耐寒,匈奴人的穿着是以畜、兽的皮革为主,休息时“被旃裘”。在寒冷的气候下其身体素质自然比汉军强,而汉军未经交战,士兵已有十之二三的人被冻掉手指,严重影响了汉军的战斗力。
(3)汉军总兵力不过32万,到达白登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按照汉军的作战习惯,辎重和重武器一般在后,先头部队一般是轻装疾进,所带辎重、粮秣不多。而冒顿投入的全是精骑达40万之众,两军的局部军事力量对比汉军显然不如匈奴。
(4)汉朝初期的士兵有一定的作战经验,但其素质并不都是很高,汉代还有一种特殊的征调,即征调被判处徒刑和有罪的人为兵,最典型的是所谓的“七科谪”。汉初,刘邦为平定英布,“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从军”。由于这种“谪发”,士兵是社会的底层甚至是罪徒,必然导致士兵社会地位的降低,战斗力自然下降;而且汉军从未和几乎倾国而出的匈奴骑兵正面交锋。与以往不同,匈奴的骑兵按马色划分地域,队伍严整。汉军的补给不多,又被围了七日,人心有些恐惧,士气自然低落。
白登战役汉军最后赖以保全,并不是由于冒顿的“仁慈”,而是由以下几个原因:
(1)冒顿中了汉军的离间计。汉军谋士陈平在白登城中为刘邦出计,厚赂单于阏氏,匈奴人重财贪利的特点很容易被利用和收买。阏氏向单于陈说利害,并对冒顿说“汉王亦有神”。本来匈奴的军事哲学信奉神鬼崇拜,冒顿一向敬奉鬼神,自然不敢轻易进攻刘邦。
(2)从军事技术上讲匈奴兵不如汉兵。匈奴兵长于野战短于攻城,刘邦多是步兵,利于守城,而且汉兵的先头部队,皆是刘邦的精锐部队,会拼死相搏。
(3)匈奴内部步调不一致。冒顿本来与韩王信的将领王黄、赵利约好共围刘邦,可是王黄、赵利却没有如期而至,且超过了七天。冒顿自然怀疑韩王信与刘邦有勾结,怕受到内外夹击,所以退兵之心更加迫切。
(4)从客观上,正如阏氏所言:“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匈奴本是为利而战,并不想夺取汉朝城池,即便占领了城池,因其军事技术在守城上不如汉军,迟早会被汉军夺回,坚城对步兵来说是防守的堡垒,可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说,如守坚城等于丧失了自己的优势,会受到合围,以至被善于攻坚的汉军消灭掉。
(5)冒顿对正规的步兵作战缺乏必胜的把握。按理冒顿的骑兵大大超过刘邦的先头部队,可为什么冒顿不利用野战来向刘邦进攻?为什么围刘邦于平城七日而不攻呢?主要是冒顿从来没有和训练有素的精锐军队正面交锋过,过去匈奴头曼单于被蒙恬所率的强秦军队逐出朔方,对匈奴人不能不是一个震慑。刘邦虽遭冒顿的优势骑兵包围,但是并没有惊慌失措,反而迅速据城而守,等待时机,冒顿原想等韩王信军攻城,匈奴兵做后继,韩王信军不至,匈奴军少了盟友,其攻城之心自灭。
白登(平城)战役后,汉朝输掉的是勇气和士气,匈奴军则得到的是政治上的“和亲”、经济上的“岁奉”。此战之后,匈奴看到了汉朝政权的软弱和军事上的弱点,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骑射”之长。的确,在野战中、在宽广的草原上,步兵是无法将大规模的骑兵集团围歼的。但是匈奴的骑兵也无法将强大的汉朝军队消灭掉。匈奴与汉朝的和亲,实际上是双方军事力量基本平衡、政治上相互妥协的产物。
汉武帝后,汉军骑兵虽发展很快,但并不是每次与匈奴作战,汉军都是依仗优势骑兵取得胜利的。事实上,汉军许多次取胜都是在兵力比匈奴少的情况下取得的。如骠骑将军霍去病,御史大夫商丘成、耿夔等都以少击众取得胜利。
当然汉军与匈奴的作战中也有几次重大的失利。汉军失利的原因从汉军内部而言,主要是兵力分散、内部不协调、有些将领无能、对地形不熟悉和汉军的马匹不如匈奴,致使汉军骑兵机动性差。从汉军主观方面讲,汉军每次的失败,内部不团结、不协调是其主要原因。李广利本来就不是帅才,对大漠地理环境又不熟悉,在攻大宛时,其治军无法度已严重暴露出来。李广利攻大宛回军后,“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汉武帝由于宠爱李夫人,却“不录其 过”。这样的将领如何能统领大军深入大漠破匈奴。李广利在燕然山与匈奴作战的重大失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汉军内部自相残杀;先是李广利贪功冒进,引起长史和其他将领的猜忌,准备将其逮捕;后是李广利知道他们的密谋后,立刻“斩长史”。汉军的内讧使军队的士气低落,战斗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苏建、李广、李陵的失败主要原因,也是汉军内部协调不力(如李陵征匈奴时,本应得到路博德的协同,可是路博德却“羞为陵后”,使李陵孤军作战,兵败被俘),缺乏有效及时的联络,以致被数倍于己的匈奴骑兵包围而失败。但三人都尽力而战,杀匈奴之众均超过自己损失的部队,这对汉军来说虽败犹胜。假使三人在与匈奴激战中能得到汉军主力骑兵的接应,取得胜利是毫无问题的。
汉军失利的外部原因,主要是由于匈奴的战斗力有了增强,而且战场环境有利于匈奴。匈奴经过卫青、霍去病的打击,其军事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在战争指导思想上以防守为主,实行战略大转移,空出漠南,迁置北海,不再盗寇汉境。在军事技术上开始“习骑射”,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李广利、李陵与之战斗的匈奴军,正是这批经过“习骑射”,休整后的精骑,这些精骑对付李广利以“囚徒扞寇盗”、“恶少年”为主的未经严格训练的士兵自然要胜过一筹。汉军的几次战败与汉军当时所处的不利战场环境有直接关系,同时在军事技术的发挥上,也不如匈奴全面、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