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清朝康乾盛世有着什么样的经济发展
康乾时期国库财政储备充足，最高的年份达到8000万两，常年保持在6000到7000余万两。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大规模蠲免钱粮，康熙、乾隆两朝曾五次全免全国农业钱粮近3亿两白银。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和印度的制造技艺虽落后，但似乎并不比欧洲任何国家落后多少。
康乾时期的经济与西方英国相比，在质量和生产关系还有对外贸易情况下来看，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远不及当时的英国。而清朝统治者为了限制明末以来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及恢复农业生产，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实际上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封建官僚滥施淫威，而工商业者没有公开进行对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其蹂躏。虽然当时中国六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进的伦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参与城市管理、审查预算的情况，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中国大多数城市的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主要不是依靠工业制造与远程贸易。清帝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 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 “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 ，使得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压制。
康乾时期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左右，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清朝时期的盛世都远逊明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农业
土地的开垦
明末清初时人类处于小冰期并受到太阳活动的影响，全球粮食作物产量普遍减少，有些地区甚至“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十亩之田只种一二亩”。 但是由于明代徐光启引进的新大陆高产作物甘薯的广泛种植，农作物的收成得到了保证，这段时间也成为清朝发展的高峰时期。
而以后，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耕地先表现在荒地的大量开垦、耕地面积的扩大。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共有耕地六亿亩，到乾隆帝去世，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
粮食产量增加
随着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粮食产量也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
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
清朝粮食产量比明朝万历时期增长了一倍之多，全国粮食产量则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于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当时的欧洲，粮食收获率居首位的英国也仅仅为10：1。 清朝的经济和人口的增加还主要归因于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大力推广。
国富民穷
虽然粮食产量增加，但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中国人一见使团丢掉一些死猪死鸡，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英国人的弃物。而接到使团的残羹剩饭，对他们用过的茶叶，中国人总是贪婪地争抢，都要千恩万谢，然后煮水泡着喝。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同时期的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66] 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手工业
丝织业
丝织业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康熙中后期，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即使在偏远的贵州，丝织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道光时，贵州遵义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招致了秦、晋、闽、粤各省客商竞来购买贩运。清朝在当地设织造衙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南丝织业的正常发展。
棉织业
清代的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