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希腊是民主制度的摇篮

古希腊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泉，不仅留下了许多建筑、雕塑、陶器，更重要的是其深远的文化影响，西方的哲学、数学、天文、宗教、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可以在古希腊文明中找到渊源，而民主制度就源自古希腊。

回顾人类历史，当代人所享受的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社会平等和民主制度等等，其实是一个特例，在二十世纪之后才渐渐成为常态。在这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各地的社会制度都极不平等，少数人掌握社会绝大部分资源，大部分人遭受盘剥奴役，仅仅能维持温饱，根据斯坦福大学教授乔赛亚·奥伯(Josiah Ober)的看法，古希腊是另一个特例。

奥伯认为，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人不仅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而且生活在一个富裕平等的民主社会中。为什么他们能够缔造一个富裕民主、经济发达、创造力旺盛的社会?古希腊文明并非昙花一现，而是持续了数百年，说明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强大的内在动力和特别的外部因素。他的新书《古希腊的兴亡》(The Riseand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就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古希腊的兴亡》回答的首要问题是，古希腊是不是一个繁荣兴盛的社会?即分析它的“繁盛”(efflores-cence)程度：经济增长以及伴随而来的文化成就。在一个繁盛程度高的社会，较大比例的人口能够享受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文化水平也较高。一个文明光有恢宏的宫殿、奇异的珍宝，并不足以称为繁盛，必须同时伴随着人口、福利与文化上的进步。在过去的研究中，古希腊是否繁盛并无定论，有不少人认为古希腊虽然文化先进，但经济却很落后。奥伯则绘制了一张古希腊发展指数图，以近代希腊为地域界限，计算在这个地域内，古希腊时期所有城邦人口的消费总量。他发现，从古风时期(公元前800年——公元前500年)后期开始，发展指数就急速上升，在古典时期(公元前500年——公元前323年)达到顶峰，在进入希腊化时代后，虽然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是古希腊的衰亡期，但是发展指数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古希腊灭亡后，这个地区的发展指数立刻急剧下跌，一蹶不振，直到进入现代社会后才渐渐恢复到古希腊时期的水平。

另一个支持古希腊繁盛程度高的证据是其基尼系数，这是一个判断社会是否平等的指标，在0和1之间，0为绝对平等，1为极为不平等。根据公元前322年的人口普查和其它数据，雅典城邦中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30%的私有财产，最富有的10%拥有60%的私有财产，基尼系数为0.708，与1953-1954年间的美国相似，比1427年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0.788)低，比20世纪初的英格兰(0.95)平等得多。雅典一半左右的居民，其中包括非公民和奴隶人口，生活水平超过了温饱线，能过上像样的日子。

希波战争

如果说用量化研究的方法论证古希腊的繁盛程度还算比较直接了当，那么求证其背后的原因就不那么容易了。奥伯在《古希腊的兴亡》一书中，将焦点放在了古希腊的城邦(po-lis)制度上。古希腊的特点是城邦自治，各自为政，从未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城邦之间在经济文化实力上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最大的三个城邦：雅典(Athens)、斯巴达(Spar-ta)和叙拉古(Syracuse)规模巨大、影响力强。

例如雅典城邦面积达2500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的卢森堡。普通的城邦如普拉提亚(Plataea)面积约为170平方公里左右，而最小的城邦之一克里希亚(Koresia)仅为15平方公里。城邦之间战争不断，例如历时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卷入了三个最大的城邦。至于城邦之间的小冲突则更为频繁，弱小的城邦或被并吞、或结成联盟，有些成为临近强大城邦的附庸，关键是古希腊从未“统一”成为一个帝国。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斯巴达获胜，雅典投降告终，但是斯巴达人无力统治雅典，很快就让雅典恢复自治，撤回军队保卫自己的根据地。

另外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在古希腊鼎盛时期的500年左右时间里，虽然不时有独裁暴君出现，但是大部分时期、大部分城邦都没有世袭制的君主，雅典创立了民主议事的制度，斯巴达采用强制性贫富均化的军事体制，其它城邦也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公民参与政治的制度。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其结果是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高度的专业分工和社会成员对政治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奥伯认为，这就是古希腊繁盛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