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历史意义有哪些

在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是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只有169年(公元420——589年)，但中华民族却经历了大分裂的剧痛，而最终又孕育了大融合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北魏孝文帝元宏于公元493年决断将国都由平城南迁至洛阳，则是其关键性的转折。

平城和洛阳，在这一转折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那时的平城，即今日之大同;而那时的洛阳，则即今日偃师西部一带的汉魏洛阳故城。从这个意义上说，偃师和大同，在历史上曾经有着不解之缘。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就北魏迁都洛阳的历史意义，谈几点刍荛之见，请教于大方。

　一、北魏迁都洛阳，是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促进祖国统一的深谋远虑之举

众所周知，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崩溃，继之而至的是北方诸多少数民族的迅速崛起。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羌、氐这五个势力较大的游牧民族，都有吞并他族、雄踞北方的大志，在经过近百年的互相攻伐格斗后，最终由鲜卑族取得胜利，统一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定都平城，国号为“魏”，形成了与南朝对峙的唯一强大势力。

北魏政权之所以能够剪灭群雄，统一北方，愚以为至少有三个重要原因：其一，发展文化，崇尚儒学。虽然曾制造了“国史案”这样的惨案冤狱，但相对于其他割据政权来说，北魏对发展文化是颇为重视的。《魏书》载：“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资治通鉴·一百一十一卷》载：(拓跋)珪问博士李克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珪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珪从之，命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这样的文化氛围，对治国安邦是至关重要的。其二，重视民生，仁义治国。北魏的统治者是明白“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的，《魏书》中多处记载了皇帝颁发惠民政策的诏书，如孝文帝元宏于太和22年敕“司州洛阳之民，年七十以上无子孙，六十以上无期亲，贫不自存者，给以衣食;及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给医师四人，豫请药物以疗之。”并且废除了许多酷刑峻法，如元和六年废除了对谋反大逆之罪诛五族的酷刑，“其五族者，降止同族;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这些政策，无疑会对凝聚人心发挥积极作用。其三，代有明君，决策正确。北魏第一位皇帝拓跋珪、第三位皇帝拓跋焘、第七位皇帝拓跋宏(元宏)，都堪称一代明君，从而巩固了统治地位，保持了决策的正确性和连续性。如北魏政权的建立者拓跋珪，称帝后积极实施“分土定居”，发展农桑的政策，引用汉族士人，推动向封建制度的转化，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但此时北魏政权面临着一个非常尖锐又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即与南朝对峙，谁能消灭对方，统一全国的问题。公元450年，拓跋珪率兵南下攻伐南朝刘宋政权，遇到顽强抵抗，无功而返。此前，刘宋政权的统治者刘裕也曾率兵北伐中原，虽然一度占领了洛阳、长安，但再无力进取，最终还是退回了江南。事实证明，宋魏当时均无力改变南北对峙的局面。

正是基于这一现状，孝文帝元宏做出了迁都洛阳的重大决策。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当时的南北对峙形势：北魏如果固守自保，则平城山河险塞，易守难攻;但要进取江南，则国力不足，鞭长莫及。改变攻守均势的最佳选择，就是将国都由平城南迁至洛阳，因为洛阳地处中原腹地，便于掌控全国局势，更利于集中国力军力对南朝用兵。作为志在天下的孝文帝来说，不顾重臣反对，坚持己见，可谓用心良苦，这也正是其雄才大略的最精彩一笔。

遗憾的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七年后，就壮志未酬英年早逝。之后，北魏政权再也没有出现雄主明君，反而形成了君主暗弱、太后专政、权臣窃命的衰败局面。33年后(532年)，北魏分裂为西魏、东魏，继之又被北周、北齐所取代，至隋朝建立，才由隋文帝杨坚实现统一大业。但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不能不说正是由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才为隋文帝统一全国奠定了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如果没有孝文帝的迁都壮举，历史也许会走向另一个方向，祖国统一也许还要延缓许多年。

二、北魏迁都洛阳，是学习先进文化，自我提升、自我改造的聪明睿智之举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在群雄逐鹿的时代，谁拥有先进文化，谁就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就南北朝时期而言，虽然当时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但最先进的文化当属中原文化，即儒学文化，而洛阳作为东周、东汉、曹魏、西晋王朝的国都，则是儒学文化的中心。相对而言，北魏当时固然用武力统一了北方，但整体文化内涵还属于游牧文化，“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要巩固政权乃至进取江南，统一全国，当务之急就是从文化内涵上进行自我提升，而迁都洛阳，接受儒学文化的熏陶改造，则是再适宜不过的聪明睿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