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隋唐时全球最长航线：由广州直达波斯湾畔

全球最长航线：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公元前100多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直至安息帝国(今伊朗)，离古罗马帝国仅一步之遥，由此开通了横贯西域三十多个国家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此同时，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已初见端倪。据中国科学院南海研究所研究员赵焕庭在《番禺是华南海上丝路最早的始发港》一文中所述，按古越语，“番禺”(广州古称，读者不可等同于今天的番禺)一词即为古越人所指的“咸村”，有海港、市集之意，而史料中就有公元前400多年，中东巴比伦人到达南海进行贸易的记载，与此同时，古希腊史料中也有中国丝绸经海上输入的记述。根据这些史料，可以推测华南海上丝路或始于春秋末期，富于冒险精神的先民开始扬帆出海，开启了广州成为“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大都会的先声。

关于华南海上丝路最早的始发港口到底在何处的问题，学界有很多争论，有人说是徐闻，有人说是合浦，也有学者坚持认为广州是最早的始发港。然而，不管最早的始发港起于何处，广州在秦汉时期已成为繁荣的贸易都会，却是公认的事实。

《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的记载，到了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笔下，广州更是中原商贾缔造财富传奇的地方。他们不远千里，从内地运来丝织品、金属工具和其他手工业制，换来珠玑、犀角、象牙，甚至波斯银盒、罗马玻璃等奇珍异品。由于这些奢侈品深受中原贵族的喜爱，生意回报十分丰厚(贵族对这些奢侈品的喜爱，从南越王墓的陪葬品中可见一斑)。班固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牙，瑇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即中原，笔者注)往商贾者多取富焉。”这里要提请读者注意，虽说中国史家写书，向来没有版权意识，但班固却未照抄《史记》，可见在东汉时期，广州的进出口贸易中，已多了“银、铜”等金属制器，这些当时先进文明的象征，也正是从这里与丝绸一起漂洋出海，走向埃及、印度和古罗马。

魏晋南北朝

公元411年的一天，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境内一座寺庙内，来自中国的东晋高僧法显情不自禁泪流满面，因为他看到了来自故土的一把白绢扇，被人们当珍宝一般供奉于佛像之前，由此勾起了思乡之情，决定回国。

西去取经时，法显走的是陆路。他从长安出发，经过敦煌，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走过茫茫大沙漠，历经千辛万苦，才到达天竺，回去时，他决定搭乘商人的海船，先到广州，再返回中原。法显在其所著《佛国记》中透露了这条著名的航线：从印度恒河口出发，至印度洋，驶经马六甲海峡，随后由马六甲海峡进入爪哇海，随后由爪哇海进入南海，最后抵达广州。据中南民族大学赵庆伟教授在《六朝时期广州海外贸易的崛起于港市的繁荣》一文中所述，当时这条航线上，来来往往尽是来自中国、波斯、天竺和扶南(中南半岛古国，辖境约当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的船舶。这些船舶“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与汉朝时的船舶相比，它们的速度也大大加快。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从徐闻港到达印洋中的苏门答腊群岛，需耗时5个多月，而根据《佛国记》，当时从苏门答腊群岛抵达广州，只需50多天。

远航无疑充满了危险，在没有指南针的年代，全依赖看星师观测天上的星宿，来确定航向，一旦遇到暴风骤雨，更是险象环生。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们追逐财富与梦想的勇气，于是，作为海上丝路起点的广州，在南北朝时期就已成了热闹喧哗的贸易大港，从《晋书》中的“广州包出大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到《南齐书》的“四方珍怪，莫此为先”，再到《梁书》中的“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一句句话都散发出强烈的商业财富气息。当时，也有不少搭乘商船前来中国传道的高僧，佛学在六朝时期达至极盛，并深刻影响了其后的中国哲学思想走向。我们不妨大胆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广州，中国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番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