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 焚书坑儒的原因及背景

导读：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如贾谊所说，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海内，以气吞山河的气概，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兼并韩、魏、楚、赵、燕、齐等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统一王朝，开创了中国社会发展新格局。这确实是了不起的历史成就。

秦王朝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业，但统一后怎样治理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丞相王绾建议在前人经验基础上构建常态体制，而廷尉李斯却别出心裁希望创建一个前无古人的新体制，荒唐迎合统治者私心，希望“天下无异议”，以为只有大家都听最高领袖一人指挥，才能有效率，不争执，这才是统一国家的“安宁之术”。从历史后果看，正是李斯的这些建议将秦王朝送上“二世而亡”不归路。

与“天下无异议”相配合的是焚书坑儒。焚书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

秦始皇大宴群臣，仆射周青臣等七十余人前为寿，对秦始皇歌功颂德，说了一些过头的颂扬话，诸如“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等。

周青臣等人这些话作为“颂辞”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因为祝寿宴会上毕竟不能说话太扫兴，臣子总在设法使寿星龙颜大悦。然而过于“较真”的博士淳于越似乎根本不顾及这个特殊场合特殊语言，他很不以为然，而且非常严肃公开声明周青臣等人谀词是不对的：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拂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淳于越说的虽然难听，也确实带有一种复古主义倾向，但稍经揣摩，其主观目的似乎并不是要否定秦王朝统一事业，恰恰相反，而是出于对秦王朝能否持续发展的深沉忧虑而向统治者提出的忠告。作为最高领袖应该有接受批评的基本雅量，面对这种忠告更应该抱有冷静态度，择善而从。秦始皇做到了这一点，他对淳于越的意见并没有否定，更没有训斥，而是宽容地建议“众爱卿”从容讨论，发表看法。

丞相李斯对淳于越的看法很不以为然：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律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李斯不经意将淳于越的看法上升到王朝安危政治高度。更荒唐的是，李斯按照自己的分析建议焚书，人为制造一场文化浩劫：

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羽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两千年对读书人、士大夫的攻击，基本上没有超过李斯“这厮”这些言论。读书人借古讽今或许有之，但借古讽今是否就是攻击体制，是否就是“反动知识分子”？

其实，一个好的统治者应该由此而反省：知识人无法有话好好说，反而要借古人之口去说自己心中的积郁，难道体制没有责任？后世中国推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断告诫统治者“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甚至让统治者经常主动照照镜子正衣冠，其实都是对李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矫正。

焚书事件让读书人寒心，离心离德者渐多，侯生、卢生私下议论：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其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之求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