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鹤鸣100岁了：这碗茶里泡着马识途朱自清们的如风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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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鹤鸣茶社，步入整整一百年的风景。

1923年，鲁迅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暴动”，迪斯尼公司、《时代》周刊和亨利·基辛格诞生，成都的少城公园里开了一家名为“鹤鸣”的茶馆。

倏忽百年，楼起楼坍，无数繁盛早成灰烬，鹤鸣茶社却依然在原址日日晨迎夜送。时移世易白云苍狗，物是人非万事流转，如同桌上的一杯茶热了又凉、饮了又添。

2011年人民公园迎来百年庆典，鹤鸣开放夜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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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由成都大邑县的龚姓商人所创，其在租来的地皮上建起一间亭式厅堂的茶社，茶社名写在一块小吊牌上挂于柱间。鹤鸣得名，一说因为龚氏梦见夕阳下鹤鸣燕舞，一说源于其家乡的道教发源地鹤鸣山。

鹤鸣始建之时，不远处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已矗立了十年。1911年，清政府要将川人自办的铁路收归国有，遭遇强烈反抗。起自成都的“保路运动”迫使湖北新军离鄂入川，继而武昌首义引发辛亥革命，终致两千余年帝制轰然倒塌。从此鹤鸣的茶杯里，便多少含着舍身开辟的余韵。

鹤鸣百余米外便是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成都茶馆兴盛始于清末，至民国时，大街小巷、公园寺观凡有空地处几乎无处不有茶铺。无论是位高权重的名流豪富，还是引车卖浆的贩夫走卒，三教九流每日均在等级不同的茶馆里自得其处。当时成都人日常洗濯用井水，饮用却必需品质更佳的江河水，“河水香茶”也是当时茶馆的金字招牌。

鹤鸣建起一年后，主理川政的变成了军阀杨森，他开通了熙来攘往的春熙路，更邀请实业家卢作孚来蓉任教育厅长。卢不仅在少城公园内广建教育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等设施，更引金河水入园并开凿荷池，池边遍植桃柳。虽然身旁现代风潮渐起，鹤鸣却依旧习，每日从城南锦江中取水泡茶。

但龚氏经营不善，1940年将鹤鸣转给了熊绰云。熊氏请书法家王家桢题写横幅匾额，更将茶座增加至500余个，一系列操作令鹤鸣不仅转危为安，更由此名声大噪。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茶馆亦然。少城公园几大茶社的茶客，“枕流”多为学生、“永聚”多为富商、“绿荫阁”多为士绅、“射德会”多为习武者……“鹤鸣”则多为文士。

巴蜀饮茶，以茶盖、茶杯、茶船一式三件的盖碗茶为特色

茶客每日来去，侍茶的堂倌却无时不在。除了牢记熟客的名谓及偏好之外，斟茶才是堂倌的必备技能。资深堂倌右手执壶，左手由臂至指可持多达二十余套茶碗。茶客入座后茶船即上桌，茶杯紧随着如飞而入，老虎灶上烧开的滚水激荡起杯底的茶叶，茶盖又将升腾的热气瞬间湮没。须臾之间茶已在，堂倌却消失不在似从未到来。

令新茶客目眩神迷的熟极而流操作，老茶客恍若不见。他躺进竹椅尽量贴合身体，等着杯中氤氲发酵的茶香，等着周而复始日复一日的到来。自古而成的大后方烽烟少见，当然容得下这一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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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是饮茶处，但茶客来此远非只为饮茶。鹤鸣内有对联，“四大皆空坐片刻不分你我，两头是路吃一盏各走东西。”醉翁之意既不在酒，茶客的心思又何必在茶。人走茶凉之前，最紧要是推杯换盏。

相比悦来茶馆的川剧高腔、品香茶社的黑道博弈，鹤鸣内虽然同样喧声不断，但总是更为闲适风雅。临近的绿荫阁茶社是卖官鬻爵的交易地，从院长校长到局长县长均待价而沽，买家踌躇满志卖家落袋为安。而不论是否谈成，权钱交易都成了鹤鸣内津津乐道的谈资。作家马识途在鹤鸣内听到的一段龙门阵，多年后被他写进小说《盗官记》，又成了电影《让子弹飞》中“汤师爷买官上任县长”的剧情。

但当时鹤鸣内的马识途不是作家而是地下党员，茶馆内的交谈看似随意，实则暗流涌动。“在四川，地下党的许多接头都是在茶馆里进行的。鹤鸣茶社出来的老川菜馆‘努力餐’也是地下党活动的据点。那个时候茶馆里都是小桌子，桌子后面是竹藤椅。我们说话的时候用的是隐语，接头的能够听懂，外面人听到也没关系。茶馆都不关心别人说什么，所以特务就容易被识别，因为特务非常关心茶馆里都在说什么，看见有人偷偷摸摸东张西望，基本就是了。”

进茶馆为了联络和密会，出茶馆则未必能再进茶馆。革命烈士罗世文和车耀先，据说1940年正是在步出鹤鸣之后被捕的。鹤鸣内落座时岁月静好云淡风轻，起身后就可能镣铐加身难见天日。2010年，95岁的马识途在《四川的茶馆》一文中感叹，“我没有想到，茶馆竟成为我现在寻求快乐的地方。”

2010年，马识途在成都观看《让子弹飞》

但大多数茶客毕竟没有这样的风险。抗战时期朱自清在成都，最爱去鹤鸣和绿荫阁吃茶。他住城东、好友叶圣陶住城西，两人遂常约在在城中心的鹤鸣见面，若遇空袭警报则会面取消、各自避难。跟北平相比，成都的阴郁令朱自清印象深刻，“成都整年难得见太阳，全城的人天天都埋在阴霾里，像古井阑的苔藓，他们浑身染着地方色彩，浸润阴幽，沉寂，永远在薄雾浓云里度过他们的悠悠岁月……”

然而一出太阳，成都的大小茶铺便一座难觅，至今犹然。茶客就着新鲜的阳光，吹开茶水上的浮沫，顺便吹散盆地的阴霾。

朱自清从成都去了昆明的西南联大，陈寅恪举家从桂林来到成都。由于右眼已失明六年有余，因此他不轻易出门。除了在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任教外，携妻女游杜甫草堂、至爵版街拜会学者林山腴、到少城公园的鹤鸣与绿荫阁饮茶，就是陈寅恪来蓉后不多的行迹了。1944年冬，陈寅恪左眼突然也失明，于是在少城公园茶馆内与钱穆、吴宓、邵祖平二三好友相聚的场景，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后的视觉印象。

彼时的鹤鸣茶社，在一众大师学者救亡图存的光芒之外，更多的是为五斗米被迫折腰的贫寒教员。每年自阴历六月和腊月开始的寒暑假，成都众多的大、中、小学教师前往鹤鸣，为赢得下学期的一纸聘书而竞争，称为“六腊之战”。因为是后方，来蓉的知识分子数量空前，僧多粥少之下即便有真才实学也需逢迎自荐。鹤鸣的柱子上贴满了招聘信息和薪资待遇，有教职则有糊口，无聘书则无斯文，有走投无路者因此而绝望自缢。六月闷热潮湿、腊月霜寒阴冷，鹤鸣的茶座此时却多到要延至园外路边。

名士与寒士、政客与说客、同志与细作、袍哥与鹦哥，每日在鹤鸣同享一杯茶。此外诸如采耳、理发、看相、卜卦、摇扇、唱曲、卖春、售药……在鹤鸣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然而种种嘈杂，总有暂归安静的一刻。随着少城公园更名为如今的人民公园，鹤鸣茶社也由合股变为公营，改名为人民茶社。衣锦还乡的朱德元帅来蓉，想在茶馆里喝上一口昔年的盖碗茶，然只将些许遗憾留与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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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春回。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四川的城乡茶馆兴起如昨，鹤鸣也就在时代洪流中渐复旧观。民国时的横额已在1952年损毁，1988年6月仍是王家桢重题了如今所见的“鹤鸣”横额。写这两个字，用了他一生。

轻描淡写的“重题”或恍若隔世

四处夤缘的教员早已不再，但鹤鸣依然是信息与行情的聚合地。1984年，成都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在鹤鸣开了一个不挂牌的贸易市场，每周五上午在此进行钢铁、水泥和其它生产资料的交易。工厂、商人、采购员、供货商在茶桌上互通有无，直到数年后因不合时宜、无疾而终。

钢筋水泥落幕，红线姻缘登场。人民公园内自发形成的相亲角，多时有三四百父母为儿女终身大事而彼此问询。年龄和八字若无冲突，再进入看照片和交换联系方式的下一步。鹤鸣内的茶水，旧时为说得唇干舌燥的媒人而设，如今为冥冥众生中潜在的亲家而饮。一杯茶饮过，缘分的连线才初见雏形。

毕竟是新时代了，盖碗茶虽然重现鹤鸣，单手执十余套茶具的绝活渐已无人在意。鹤鸣脚下的泥土地变成了砖石地、桌上的长牌变成了扑克、报纸在茶客手中出现又消失、提鸟笼大爷边上是直播小姐姐……当下的鹤鸣既是这座城市里最大的茶社、成都市首批历史建筑，又是堪比时新去处的网红胜景。早上九、十点前，只喝早茶的固定熟客一起身，接下来鹤鸣大都充满了外地游客的好奇目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往鹤鸣

如今在鹤鸣除了文字介绍，基本无从寻觅漫长时光沉淀下的痕迹。两层建筑、湖畔、长廊、方桌、竹椅、盖碗茶、长嘴壶、采耳、弈棋、看相……始建时的若干元素，当下仍一如既往。加上马识途尚在习字挥毫、百余次访华的基辛格上月再临，鹤鸣就更不显得年深日久。然而跟鹤鸣同时甚至远为年轻的众多物事，都已消失在与时俱进的漩涡里，或仅余追想或无人铭记。

一百年来，鹤鸣为各式各样的来客奉上过茶水：作家在此收获体验、商贾在此收获交易、上层在此收获安逸、底层在此收获生计。除了名人、高人、能人、庸人之外，也有虚度浮生、一无所获的闲人。《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今人程俊英释“以鹤比隐居的贤人”。既有人终日汲汲营营，自然也有人愿意如闲云野鹤，兴之所至时随意鸣上一两声。

大隐于市的闹中取静

这应该也能算“鹤鸣”的题中之意。取名者命名、书写者题名时，超出本意的微言大义或已有之？一杯茶既然浸泡过百年的光阴，多少总有些与众不同。入座离座，得失自知。

文/启凌 摄影/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