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黄埔信息网小编给大家分享来自贱议你读史的《追忆华国锋：他是一个过渡式领袖，也是个好人》，希望大家喜欢。

引言

伟人病逝后，华国锋接手的权力架构，是三股势力并存的一个状态。当时，刚接手的他，情况很不妙，处境也比较孤立无援。

在元老派仍旧被排斥在边缘的情况下，华老遭到了四人帮步步为营的挑战。

然而，处于孤立无援状态当中的华国锋，表现出了一个合格政治家的沉着、冷静，他并没有慌了手脚，而是果断和元老派们接触，以谋求支持。

正文

对于自己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华老心里很是清楚。于是，1976年的9月10号下午，就在伟人逝世后的次日，华老就找到了李先念，剑指四人帮，直接指出那四人的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了。

华老之所以找李先念，目的也很明确，就是想通过李先念和叶剑英沟通。他让李先念转述自己的想法，并希望同叶帅等元老派们一起“交流沟通，谋求对策”。

1976年10月6号，由华国锋、叶剑英坐镇，李先念等元老们共同协助，汪东兴亲自出面，将四人帮一伙全部逮捕。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这次事关国家民族未来的斗争，有惊无险的成功了。

此后，华国锋成为我国的最高领导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也正式开启了华国锋时代。

华老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深得民心、党心的正义行为，也让元老派们对他刮目相看。在这之前，华老给元老派的印象就是一个老实人，缺乏雷霆手段。不过，或许是受时代的影响，华老陷入了个人崇拜的循环当中。

用一个元老派的评价来说：

“他也自觉或不自觉接受全国人民近乎疯狂的个人崇拜”

当时，他的个人大幅照片挂满了全国，很多歌颂他的歌曲也在各地盛行，譬如：《我们的华政委》《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等等。面对一轮新的造神热潮，不少元老们也感觉到了潜在的危机。

当然，华老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并没有让头脑持续发热，冷静下来后，他也知道目前的国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治国”，如何治国，归根结底就是要把经济搞上去。毫不夸张的说，当时的新中国处于一种危局当中，稍微再出一些岔子，后果难以预料。

而当时治国的一副良药就是：把经济搞上去，才能扭转颓势。

于是，华老提出了抓纲治国”的口号，他不仅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进方向，还描绘了未来经济发展起来后的美好生活。可惜的是，虽然华老转头“治国”，并从经济入手的方向是对的，但他的理念仍旧没有摆脱时代的影响。

譬如：制定的很多经济目标，没有依据实际情况来定，显得不切实际，有点过去“大跃进”的味道；不顾国力，大规模的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国内相关的技术条件和技术人才匮乏，很多引进来的先进设备没法正常工作。

因此，方向虽然是对的，只是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又走上了弯路。

华老提出的“两个凡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无疑是解决不了中国急需解决的，也是迫在眉睫的很多实际问题。

因此，为了寻求新的突破，也为了避免陷入画地为牢的局面，从思想领域上，就得先进行新一轮的解放。

由此，以邓公牵头的改革派提出“真理检验标准”的思想大讨论，就是当时在思想领域上的一次大解放，通过思想争论的方式，让人们和社会进行一次大反思。最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次思想大争论中获胜。

毕竟，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实际的走上一步；哪怕即使是走错了，也不打紧，至少知道这一步走错了，纠正过来即可。

因此，只有“实践”才是真理，先动起来，在行动中调整，在行动中改正，在行动中总结。

1977年7月，邓公恢复了所有的职务，这也意味着属于华老的时代，行将谢幕了。

1978年11月到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两个凡是”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实事求是”。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意味着中国正式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很多元老们，也包括不少史学家都认为，华老确实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受限于时代的影响和局限，他是一个“过渡式的领袖”，也是个好人，他的让位也是历史前进的一个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