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靖”湘西保靖宝卷抄本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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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保靖宝卷是中国民间文献中尚未充分发掘、整理的讲唱底本遗产，主要由当地丧仪司职人员使用和保存，目前仍普遍存在于该地区祭祀及渡亡仪式中，共计100余册，约30万字。这宗文献绝大部分为手抄本，保留了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原貌，内含大量方言俗词，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民俗文化、方言词汇等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在文学、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及民间宗教、民俗文化等方面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
一、引言
保靖县位于湖南省西部，湘西自治州西北部，处于湘、鄂、渝、黔四省交界之处，自古为酉水流域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保靖县建制很早，战国时期属楚地，秦时属黔中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始建迁陵县，隶属于武陵郡，其后几度易名。雍正七年（1729），建立保靖县，相沿至今。保靖县是一个以土家族为主的多民族杂居县，境内居住着土家、苗、汉等9个民族。其中土家族与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2.30 %[1]33。保靖县在“改土归流”前，土家、苗族的丧葬仪式分别由梯玛和苗老司主持，多为火葬、悬棺葬及岩墓葬。丧仪过程中，以歌当哭，载歌载舞，视死如生、形式古朴，充分体现了两个民族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改土归流”后，受儒家、道教及佛教的影响，丧葬仪式繁复，主要由民间火居道士主持，做至少5天的诵经、拜忏等法事，然后让亡人“入土为安”，此丧俗相沿至今，而“道士先生”诵经、拜忏所依底本即为“宝卷”。
宝卷，是一种韵散结合的讲唱底本，源于唐朝佛教俗讲，是佛教用于悟俗化众的较于佛典而言更易于民众接受的通俗文本[2] 1-3。因跟变文极为相似，郑振铎先生认为宝卷“是变文的嫡系子孙”[3]520。宝卷形成于宋元之际，兴盛于明清，尤其是明正德后被民间教派广泛借用，作为宣讲本派教义、教理的重要典籍。宝卷最初为僧侣在寺庙里讲唱布道，明代以降，则有僧侣被富贵人家迎请而前去宣卷，如《金瓶梅词话》82回写陈经济在大厅院子边对潘金莲说：“昨夜三更才睡，大娘后边拉住我听宣《红罗宝卷》，与他听坐到那咱晚”。民国初期念卷形态还普遍存在，如张爱玲《小团圆》：“有一天在旧书担子上买了本《宝卷》，晚饭后念给大家听。黯淡的电灯下，饭后发出油光的一张张的脸都听呆了”。但到了近现代已渐趋衰微，目前在江浙、福建、甘肃及山西局部还有少量宝卷的宣卷活动。
湘西保靖县宝卷（以下简称保卷）的讲唱底本，是中国民间文献中尚未充分发掘、整理的一宗讲唱底本遗产，主要由当地丧仪司职人员使用和保存，目前仍普遍存在于该地区祭祀及渡亡仪式中，共计100余册，约30万字。保卷作为民间文献之一种，其研究价值表现在诸多方面，尤其表现在文学、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等学科及民间宗教、民俗文化等研究方面。
二、保靖县宝卷的学科研究价值
保卷普遍用于祭祀及丧葬仪式中，内含丰富的宗教故事、宗教仪式，具有其他地区宝卷所不具有的独特功能，有不能代替的研究价值。
（一）文学研究价值
宝卷最初是佛教悟俗化众的讲唱文本，产生伊始，僧侣即用大量文学故事来阐述佛教艰涩难懂的教理，因而其价值首先表现在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民间文学宝藏之门。保卷中文学故事有不少佛教故事，如《报恩科》、《目连报恩经》、《佛门目莲救母血湖法忏》等宝卷中皆讲述了“目连救母”故事；《香山宝卷》、《香山宝忏》则讲述了“妙善公主”故事。道教故事则有《元始说十重报恩真经》里的“宝相真人救父母”故事；民间故事主要借助大量“报恩科”宝卷对“二十四孝”人物孝亲故事的讲唱。这些文学类宝卷，因内容大多宣讲孝亲、感恩及行善故事。这对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弘扬中华民族的孝文化，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和意义。
（二）文献学研究价值
保卷的文献学研究价值主要表现在能弥补现有宝卷编目的空缺。受正统文学思想的影响，宝卷一直被大家视为一种非主流文献，明清以来的藏书家比较重视宋元刻本，宝卷多为抄本，一直未引起学者的关注，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学者对宝卷都没有进行系统的编目。八十年代以迄，宝卷研究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重视，期间有不同版本的宝卷编目公开发表，而集大成者，当为车锡伦先生的《中国宝卷总目》[4]，该总目共收入海内外宝卷1585种，版本5000余种。
保卷多是据旧抄本翻抄的新本，笔者目前调查得知，保卷计100余册，除20余本为非“道士先生”收藏外，其余皆为从事祭祀及丧葬仪式的道士先生所收藏，存在大量历代学者所未研究的材料。据笔者统计，仅涂乍彭先生一派就有20多本未被《中国宝卷总目》所收录。另有大量道教弟子做法事时使用的宝卷，这对车锡伦先生的“道教徒编写的宝卷很少，这类宝卷也只作为读物通传，不用之宣卷演唱”[2]1论断可作纠正。从宝卷编目来看，保卷有不少目录学著作未曾着录的文献，能弥补目前学界对宝卷编目的空缺，为我们正确认识宋元以来地方民俗文献面貌提供材料和借鉴。
（三）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价值
保卷语言浅近，多方言俗语，抄本中保留了大量俗字，对我们研究明清以来少数民族地区方言、文字变化提供了第一手宝贵材料，不但有助于汉字的进一步整理及规范，而且有助于我们建立完整的汉语文字学体系。
保卷中多方言俗语，如《佛门报恩忏》中的“脚跁身软”，指“非常疲累而导致身体疲软”；“打转身”，指“走到某地后，从该地走回来。”再如《观音宝忏》中“从小养成习惯坏，长大难得搬转来”句中“搬转来”，系指“改掉已经形成的坏习惯，使之如初始般好”之意。《报恩科》中“盘儿养女”，“盘”系指“教养儿女，或送至学堂接受教育”等意。保卷中的方言词语是研究保靖地区方言俗语的珍贵材料。
保卷中俗字丰富，主要有简省、增繁、改换意符、改换声符、类化、音近更代、变换结构、书写变异、异形借用、全体创造、合文等11种类型[5]23-89。简省与增繁在保卷抄本中尤为多见，成为保卷俗字一大特点。通过简省方式而来的俗字有：－忏、－囫、－纔、－边、—开、—轻、－飞、－幽等。通过增繁而来的俗字有：－惰、－愿、－声、—阎、—羊、－罹等。
保卷抄本保留了宋元以后刊刻本所没有的大量方言俗字，有许多是目前方言词典、异体字典和俗字词典所未收录者。从汉语汉字史的角度来看，保卷不但为汉字的进一步整理规范提供了可兹借鉴的材料，而且有助于我们建立完整的汉语文字学体系。保卷的价值不仅仅只限于以上所分析的学科方面，限于篇幅，只能立其大意，稍加提要，俾知其未尽诸种，还有待他文补缺。比如因保卷多为抄本，还具有书法学研究价值；保卷用于讲唱，因此还具有音乐及艺术等学科研究价值。由此可见，保卷抄本具有十分巨大的学科研究价值。遗憾的是，与我国其它传世及出土文献研究相比，某些学者认为宝卷成书年代及撰书人皆没有记载，难登大雅之堂，从而导致这一领域研究的相对贫乏。
三、保卷的民间宗教及民俗文化研究价值
保卷抄本，作为地方民俗及民间信仰文献之一种，长期流行于民间社会，与民俗、宗教、文化等息息相关，是研究宋元以来的民间信仰、民俗文化的重要史料，能为湘西少数民族宗教及民俗文化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
（一）民间宗教研究价值
保卷为当地道士先生所抄录、收藏，并在丧葬仪式中讲唱。保卷最初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其形式后来被民间教派大量借用，作为宣传本派教义、教理的经卷；主要包括佛教、道教及民间教派的内容。保卷内容丰富，具有与佛经、道藏相似之处，又有诸多不同之处，为我们深入了解当地民间宗教提供了重要材料，是研究当地民间教派的“活化石”，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地方志修订方面。
《保靖县志》记载保靖县佛教始于“清雍正八年（1330年）”，道教始于“清乾嘉苗民起义期间”[1]39。虽然目前所见保卷最早抄本为“宣统三年”①龙先熬收藏《桃园明圣经》手抄复印本。，但据我们整理发现，元末民初宝卷已经产生，明朝“儒释道”三教互相融合，民间教派大量衍生，僧人或民间教派人士在此之前携带宝卷来保靖极有可能。即使没有携带经卷，具有宗教信仰者多能宣唱经卷，由他们在湘西大地上纪录传抄，在民间宣讲以禳灾祈福，从而在民间广为流通也是极可能的。宝卷之名出现于元末明初，刚好与“江西填湖广”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相近。据此推测，保靖县民间大量宝卷形成当不迟于清朝，保守年代当在“江西填湖广”的人口大迁移之际。保靖县志“社会编”之“宗教”有关佛道两教传入保靖的时间，应该由清朝改为元末明初。
如保靖民间教派的一支——陈氏一派，坛主为陈道仙先生，其宝卷扉页多见“颖川道僊书”字样。据陈先生介绍，他系颖川（今河南省禹州市）陈氏后裔。颖川陈氏是陈氏家族中人数最多的一支。颍川在历史上一直是大郡，自设立以后一直是京师之外人口最多、最为繁华的地方。保靖县陈氏系早期从河南迁入江西后，在元末明初“江西填湖广”之际迁来湖南。如果情况属实的话，元末明初宝卷已经成型，在迁来人口中，具有佛道信仰者，或民间教派人士进入湘西，携带宝卷或自己能背诵讲唱宝卷，从而使宝卷这一新生事物在湖南西部存活下来，并与当地民间信仰互相融合，以一种适宜当地民俗的方式广泛传播开来，也不是不可能的。保靖县城老十字街尚有“江西会馆”遗址；酉水沿岸居住的刘姓家族系明末洪洞大迁移定居湖南边境，民间收藏宝卷的刘先生祖辈从事“道士先生”职业，亦系从江西迁至沅陵，然后溯酉水而上至保靖，刘姓家谱详细记载了迁移过程，时间在“康熙十九年”②刘俊主编《刘氏宗谱》，2011年。。
另有彭性灵一派也为我们提供了证据。他们自称是佛教临济宗（临济宗乃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始创）的一支，祖庭为唐朝修建在沅陵的龙兴寺，至于何时自沅陵逆酉水而上来到保靖，因史料匮乏，确切时间不可考。但他们在渡亡开坛请师前，必须讲唱的《佛门经忏启师科》为我们提供了部分线索。该宝卷在祈请南泉教主普庵祖师后，历数本派祖师91人，法系按“智慧广显、真如性海、道德普通”12个字辈循环相续。今对《佛门经忏启师科》所列91位祖师法名分析发现，从所记载法名为“道清”第一任祖师算起，到“邓灵通”，已经循环了4轮，参考家族父子两辈约18年算，按照师徒相续平均15年计，12 X 4X15=720年。2015—720=1295年，1295年正好为元朝，与上文分析“江西填湖广”之际外来人员携带宝卷入湘西可互证。
（二）民俗文化研究价值
文献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保卷作为民间讲唱文献的一种，具有其他文献所没有的文化内涵，其中反映的丧葬习俗、民间艺术等内容，是了解保靖县历史文化、丧葬民俗的重要资料。
保靖的土家、苗族原始丧葬是火葬、岩墓葬及悬棺葬，随着汉族与当地民族文化的融合，保靖丧葬改为土葬，但在丧葬仪式中还保留着古朴的原始风貌，宝卷在当地丧葬仪式中担任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各种科仪类宝卷贯穿始终。如《破池科》、《破狱科》，前者针对老年妇女，后者针对老年男子去世时，必须进行的“破血湖池”及“破地狱”仪式单元。保靖酉水两岸的丧葬习俗中，仍然保留了“停灵”的风俗：凡有老人过世，一般在家停柩5～7天，由道士先生带领为亡故老人举行诵经、拜忏等法事。在这几天法事中，众孝子按辈分排列在道士先生身后，每人手执一支香，边听讲唱边叩拜。辞柩时，先听道士先生念唱一段经文，然后女孝子放声嚎哭，其情状无不催人泪下。下葬入土时，众孝子叩头跪拜恭送亡故老人。宝卷的传播与保靖传统文化密切配合，形成了当地宝卷的特殊面貌，保卷特殊的讲唱形态，起着促进保靖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
四、小结
保卷作为地方民俗文献一种，亦如中国其它典籍一样浩瀚，长期流行于民间社会，与宗教、民俗等息息相关。保卷具有的地方性、民间性和口头传统的叙事模式，是民众思想、价值观、感情等的承载体。宋代以后，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盛行和流传，以正楷为主的印刷书籍占据了历史主流，除开不断出土的简帛碑刻文献外，现代能见这种手抄线装蝴蝶装的文献版本已属罕见。遗憾的是，传统的经史子集文献一直占据着文化主流地位，很多人存有对民俗手抄文献的偏见，认为难登大雅之堂。与我国其它传世及出土文献研究相比，保卷因为是手抄本，非刊印本，成书年代及撰书人皆没有记载，很多研究者认为难登大雅之堂，不可作为研究对象。迄今除了少量湘西祭祀及丧葬习俗事项相关研究外，对其讲唱底本的整理及研究还未发端。
总之，保卷抄本十分珍贵，目前未曾对外公布，更未曾出版，因其文化因素丰富复杂，版本较多，它不但具有民间宗教文献的经典性，而且还具有地方特色。保卷在特殊的民俗文化背景中产生、流传、演化，随着当地殡葬仪式的改革、人们习俗观念的改变，这批文献正面临着逐渐消亡的危险。对保卷抄本的文本整理、研究已刻不容缓。我们可以设想，继敦煌文书、中华大藏经、中华道藏之后，保卷抄本作为地方文献将会成为重要的宗教典籍进行深入整理研究。（刘晓蓉）
参考文献：
[1]保靖县征史修志领导小组，编．保靖县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2]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5]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M]．商务印书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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