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历史没有对错，错的是不吸取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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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丨庞晔

海报丨卯金刀

排版丨二水

支持｜白话日报&濛仔&小艳&郭祥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的名作，首次发表于1952年。

该书选取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为例，从政府职权分配、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国防和兵役制度四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历代政治的利弊得失。

钱穆先生曾说：“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希望我们能以史为鉴，更好地把握未来。

分享人不留行向本书提出了七个问题，并在书中找到了答案。

#01

中国古代的皇位为世袭制，而非近现代的民主制。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政治制度孰优孰劣，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

答：秦以后，中国就开始有一个统一政府。在一个统一政府里，便不能没有一个统一领导。中国历史上这一个角色，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皇帝。皇帝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在中国传统政治里，皇位是世袭的，父亲传给儿子。若用现代政治眼光来衡量，大家会怀疑，皇帝为什么要世袭呢？但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立国体制和西方历史上的希腊、罗马不同。他们国土小，人口寡。如希腊，在一个小小半岛上，有一百几十个国。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他们的政治领导人，由市民选举。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旷场上，那里便可展现所谓人民的公意。罗马开始，也只是一个城市。后来向外征服，形成帝国。但其中央核心，还是希腊城邦型的。中国到秦汉时代，国家疆土，早和现在差不多。户口亦至少在几千万以上。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汉代的国家体制显然与罗马帝国不同。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我们若仅专凭自己时代判断，来吞灭历史判断，我们应该承认皇位世袭是中国在以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说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办法。况且世界各国，在历史上有皇帝的，实在也不在少数。我们不能说，中国从前不用民主选举制，而有一个世袭的皇帝，便说中国传统政治缺少理性。

#02

从汉代起，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不是军人政府，也不是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主要由读书人组成的政府，即“士人政府”。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答：汉武帝以后，有了太学，即现在的大学，当时全国只有一个。这里边的学生毕业后，分为两等，当时称为“科”，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甲科的郎官为皇宫中的侍卫，乙科的吏则回到本乡地方政府当职。

汉代有一种定期选举制度，即“举孝廉”。自从汉武帝之后，汉代逐渐形成了一种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至少每年各郡要新进两百多个孝廉入郎署，十几年就要有两千多个。从前皇宫里的郎官侍卫本来也只有两千左右。自此制度形成，二三十年后，皇宫里的郎官，就全都变成郡国孝廉；而那些郡国孝廉，又多半是由太学毕业生补吏出身的。这样一来，皇帝的侍卫集团，无形中就全部变成太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了。

这一制度，又由分区察举，演进为按照户口数比例分配，那时是郡国满二十万户需察举一名孝廉。因此孝廉逐渐变为一个参政资格的名称，把原来孝子廉吏的原义都失去了。最后又由郡国察举制后，中央再加上一番考试。这一制度，会合有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之四项手续而完成。

我们从此看出，这一制度在当时的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服务。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后才开始正式入仕。那是当时人从政的惟一正途。政府一切官吏，几乎全由此项途径出身。这样的政府，我们再也不能叫它做贵族政府。郎官之中虽然也有贵族子弟，但究竟是少数。我们也不能称之谓军人政府，因郎官并不是由军人出身的。我们也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政府，因这些郎官，不都是商人资本家的子弟。这样的政府，我们只能叫它做“读书人的政府”，或称“士人政府”。汉代从昭宣以下的历任宰相，几乎全是读书人；他们的出身，也都是经由地方推举而来。并不是由其血统上和皇帝以及前任大官有什么关系，或者是大军人、大富人，才爬上政治舞台。完全是因其是一读书知识分子而获入仕途。这一情形，直从汉代起，我们可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只许这些人跑上政治舞台，政府即由他们组织，一切政权也都分配在他们手里。

#03

“举孝廉”制度的时代进步性和潜在的弊端是什么？

答：“举孝廉”制度运行一段时间后，孝廉充斥仕途，别的进仕之路都被阻塞了，于是大家都要争当孝廉。本来所谓孝廉，一种是孝子，一种是廉吏；后来规定每郡满二十万户口的只能举荐一个，这样孝廉就成为了一个参政入仕的资格而已。后来又因为请托舞弊，逼得朝廷在察举孝廉后再加一番考试。这样则全部失去了原来察举孝廉的意义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政权，却因此开放给全国各地了。从此以后，无论选举或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按照人口比例来考选。因此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地域的人民参加，不致偏荣偏枯。因此中国政府，始终是代表全国性的，全国人民都有跑进政府的希望。

#04

汉代的推举制度，打开了底层民众通往政府的道路，从理论上来说，人人皆有机会通过读书举孝廉而入仕。那么其与近代的民权思想是否相似？

答：第一，汉代察举，其权在地方长官，不在地方民众。长官贤良的固须采访民间舆情，选拔真才；但长官营私舞弊的，却可不顾地方民意，推选私人。

第二，推举了送到中央，如何分发，则悉听中央命令。后来并于选来的人，又加以一番考试。这样则岂不是汉代的推举权，实际便完全操之在上不在下吗？而且汉代推举，就大体而言，最先必进学校读书，才获补吏。补吏以后，才获察举。这由教育而行政实习、由行政实习而推举、再由推举而考试、由考试而任用之几个阶段，骤看极合情理，切实施行，像不会出大毛病，然而依然有毛病存在。因古代社会，读书机会就不易得。第一是书本不易得。古代书籍都用竹帛书写，很少纸张，更无印刷。印刷术对人类文化传播与演进之大贡献，应该远胜于近代新发明之原子弹。这是世界人类一最伟大的发明。这项发明虽始于中国，但也要到唐宋才开始有印刷。古代书本必得传抄，一片竹简只能写二十来字。抄一本书，花费就大了。帛是丝织品，其贵更可知。而且要抄一本书，必得不远千里寻师访求。因此读书求学，便有着绝大限制。但若你生来便在一个读书家庭中，那一切困难，便都易解决了。因此当时虽非封建社会，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虽不是世代簪缨，却是世代经学。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便无异一封建传袭的贵族了。

汉代推举，是分郡限额的，每郡只有几个额，于是却永远落在几个家庭里。如是则每一郡必有几个像样的家庭，这便造成了将来之所谓“世族门第”，也便是世族门第必然带有“郡望”之来历了。当时的大门第，依然平均分配在全国各地，大概是每郡都有几家有声望的，可名之曰“门第的社会”。这并非封建社会，也并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但一样有不平等。虽非封建贵族，而有书生贵族。虽非工商业资本，而有书籍资本。国家的政治制度，虽并没有对那些家庭许下世袭特权，但他们因有家庭凭借，无异于有世袭的特权了。

#05

如何客观看待自明代下半期开始的八股文考试？

答：这是明代考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

从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间，八股文考试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断丧人才的。大家知道，八股文没有什么意思，但为什么政府偏要用此来考试呢？当然有人要说，这岂不是专制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吗？然而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那时的皇帝，哪里会用心创造出这样用意刻毒的制度来？当知任何一制度，很难说由一二人所发明制定。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从前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就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要限定字句，平平仄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不取。标准较易具体而客观。宋代不考诗，赋考“经义”。仁义道德，大家一样的会说，谁好谁坏，很难辨。所以演变到明代，又在经义中渐渐演变出一个一定的格式来，违犯了这个格式就不取。这不过是一个客观测验标准。“八股文”犹如是变相的律诗，是一种律体的经义。这也不是一下子便制定了这格式，而是逐渐形成的。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

#06

在古代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政府实行“轻徭薄赋”的赋税政策，农民就一定会受益吗？

答：汉代对于“轻徭薄赋”这一理想算是做到了。战国时孟子讲过“什一而税（按十分取一的税率抽税）”是王者之政，可见战国税额是不止什一的，在孟子以为什一之税已是很好了。可是汉代税额规定就只有十五税一。而且实际上只要纳一半，三十税一。一百石谷子，只要纳三石多一点的税。甚至当时人还说有“百一之税”的。在文帝时，曾全部免收田租，前后历十一年之久。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仅有的一次。这因中国疆土广，户籍盛，赋税尽轻，供养一个政府，还是用不完。

然而汉代税制，有一个大毛病。当时对于土地政策，是采用自由主义的。耕者有其田，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私有；他可自由使用，也可自由出卖。遇到经济困乏，田地可以买卖，就形成了兼并。若我们进一步问：为什么政府税额轻了，农民还要卖去自己的田地呢？这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须讲到当时的人口税、兵役税，乃及社会经济之全貌。此刻无暇涉及。但耕户卖去了他的土地所有权以后，他就变成一个佃农。田主对佃农的租额是很高的。有的高到百分之五十，即十分之五。结果政府的租税愈轻，地主愈便宜：农民卖了地，要纳十分之五的租给地主，地主向政府只要纳三十分之一的税。政府减轻田租，只便宜了地主，农民没有受到分毫的好处。这是讲的田租。

但这里已牵涉到土地所有权间题。上古时代，“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土地为封建贵族所专有，耕田者按时接受和归还田地，这是井田制度一项主要的条件。到汉代时，土地归民间私有。既然私有，便可以自由买卖。政府只管按田收税，不管土地属谁。卖田的和买田的，双方共同成立一种契约，这是纯民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因为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才有了自由买卖，才开始兼并，才使贫者无立锥之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的“轻徭薄赋”政策，若不附带强力的禁止兼并政策，也很难使全体农民受益。

#07

从广义上来说，汉代与唐代均采用“兵农合一”的兵役制度，这两种制度有何区别，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答：唐以前，中国兵役制度，遍及全民众，可说是一种兵农合一制。依照现代人讲法，这是一种社会经济与国防武装的紧密联系。唐代兵役制度改变了，可说是另一种的兵农合一制。我们不妨说，兵农合一可有两种方式：一是汉代的方式，一是唐代的方式。汉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兵于农”，亦即是“全农皆兵”，把国防武装寄托于农民的生产集团，生产集团同时即是武装集团。唐代的兵农合一，则是“寓农于兵”，在武装集团寄托生产，不是在生产集团里寄托武装。所以只能说是“全兵皆农”，而并非“全农皆兵”。把武装集团同时变成生产集团，每个军人都要他种田，却并不是要每个种田人都当兵。这一制度，自北周创始，唐代不过沿袭成规。从历史上讲来，唐制似乎又要比汉制好一些。因为中国国家大，户口多，不需要全农皆兵。全农皆兵，反而变成有名无实，训练不精。只要全兵皆农，不使军人坐食饷粮，安逸无事，就够了。这种全兵皆农制，在当时称之为“府兵”。

关于府兵制，中央直辖有十六个卫，每个卫都有一个名称，各卫都设有大将军。有事打仗，就由大将军统领出征。等战事结束，兵归于府，将归于卫。军队回到本乡，在他府里有一个折冲都尉，是主平时训练的。所以唐代养兵，既不花一文钱，不费一粒米；而养将也不使预问政事。除却战事外，也并不统带军队。武官立功，以勋名奖励。文官分品级，武官分勋阶。故武官又称勋官。勋官有爵号而无实职，立功以后，最高的在朝作大将军，多数还是回家种田。然而他获有勋爵，国家社会对他自有某种优待。有时是经济的，有时是名誉的。《木兰词》所谓“策勋十二转”，勋位也是一级一级升上的；这不是升官，而是升勋。武官有勋无职，因此并不干预政治，而自有其尊荣。唐代就根据这个府兵制度来统制全国，同时向外发展，变成当时全世界第一个强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