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事”多民族的古代中国里，翻译的作用和他们的素质与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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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语言十分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

我国境内现行语言的数量有120种，而古代民族数量比现在要多得多，语言的数量也远超现在的120种。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群体的交流，必须需要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翻译，也因此产生了专门的专职或者兼职翻译这一群体。

一、翻译的历史

最早的翻译工作者产生于原始社会，而我国有记载的翻译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当时翻译人员的称谓有四种：寄、象、狄鞮和译，这四个字也可以进行组合，同样用指"翻译人员"。《周官》上说："其通传四方语言，谓之狄鞮"，又说"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这都是最早一批翻译的称谓。

我国古代出现过两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出现了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等翻译大家。但是，大多数翻译人员水平普遍不高，这与我国古代不重视翻译活动以及外语教育不完善有密切关系。

翻译水平低下的事实，在古代文献中也有记载。据《后汉书》记载：周武王死后，周公慑政，当时位于今天越南北部的越裳国向周朝敬献白雉通好。为了进贡这只白雉，"越裳氏重九译而贡"。虽然古代的"九次"未必指的就是真正的九次，但也足以说明在越裳国语言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辗转翻译多次。造成这个的原因固然有越裳国与中国山川阻隔，路途遥远之外，也与当时翻译人员的能力不足有关。

从北魏开始,开始用"通事"来称呼翻译人员,这一传统也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通事"从字面上看是"沟通事情"的意思，也有"通报传达"之意。北魏将通事做为掌管翻译事务的官吏之称，并在此后为历代沿置。北魏是公元386年由鲜卑族拓拔部建立的王朝，至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因此做为专职翻译官的通事，也至少存在1500年了。

史书上对北魏通事的活动记载很少，大规模记录通事翻译活动始于宋、辽时期。当时凡所记各国之事迹，或目及耳闻，或在询访汉言番语，悉凭通事转译而得。

通事制度是中国古代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意义重大。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在管理占人口多数的汉族时，能够相互听得懂对方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进行国家管理的基础。因此辽代、金代、元代和清代等少数民族政权都在政府机构内设立通事一职,从事翻译工作，并对通事的待遇、考迁出职制定了具体的规定。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国家纷纷东来，打开了中国这扇古老的大门。中西方的经济文化开始交汇、撞击，中西方开始了全面的经济文化交流。通事群体除了负责同朝贡国的交往外，开始出现了负责欧洲事务的通事，在中欧贸易中履行翻译等多项职责。

清朝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各国驻华外交机构中开始设立"翻译官"，而清政府的外交事务还是依靠通事。在中外官员会面之时，往往仅依靠外国的翻译官传述。

为此，在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提议下,清政府于1862年在北京、上海开设了同文馆，在传授西学课程的同时,让学生研究外国语言、文字、风俗、国政。同文馆的学生毕业后，或成为清廷的外交官，或成为近代的第一批翻译官。从1876年起，清政府也开始在外国设立使馆，使馆译员便多是同文馆的毕业生。自此，翻译官取代了古老的"通事"，通事也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通事"在古代一直是中国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依赖的主要媒介,也是国内各民族沟通的主要桥梁。他们的信誉、外语水平以及翻译能力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历史作用及地位。由于历史上缺乏培训语言能力的机构，绝大多数的通事翻译水平普遍较差，尤其是近代绝大多数通事可以听懂外国人说话的意思，能用简单的外语进行对话交流，但是毫无英文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他们所讲的英语也有一个颇为有趣的外号：洋径浜英语。因此他们被专业的翻译取代，也是历史的必然。

二、古代翻译的职业素质与操守

古代的翻译人员，对于中华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职业道德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张家山汉墓竹简》是研究西汉前期的法律制度、刑罚体系、民法原则及政治、经济制度最原始的资料，其中有关于翻译者的法律责任的条文如下："译讯人为诈伪，以出入罪人，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

这条法律的意思是：凡翻译夷人之语的译人或审问人员，有欺诈或伪造之行为，由此产生出入的人，处以死刑或者黥刑的刑罚；其他各罪，各以其所出入罪反坐之。虽然汉代翻译人员"歪译"行为的具体事例并没有见诸文献中，但是汉律中的该项法律条款也间接表明至少在汉代，翻译人员中存在的"歪译"现象就已经相当普遍，到了需要用法律规范的地步。

翻译职业道德，是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在履行本职工作中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在这些准则和规范中，"忠实"是翻译的生命线，也是翻译职业道德的底线。如果背离了忠实，翻译就不能称之为翻译。所以合格的翻译要做到译文忠实于原文，准确表现原作的思想与形式，不得擅自修改、增删、甚至伪造。这是翻译工作者应有的道德与法律义务。误译、漏译、改译、乱译甚至瞎译、胡译都是违背翻译的职业道德的行为。

唐代曾制定专门的法律条文，对翻译人员欺伪的行为进行追究。《唐律疏议》规定："诸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致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译人与同罪。"唐律中设立该条的目的，是因为唐代胡人担任翻译人员的很多，在司法实践中，这些胡人翻译常常利用自己的翻译技能，通过"歪译"的手段徇私舞弊，甚至操纵审判。

为了克服翻译人员的"歪译"问题，避免被翻译人员欺蒙，唐代政府在重大事件上经常同时使用几名翻译人员进行翻译，以便互相监督。另外，唐代政府制定了要求翻译人员在自己翻译的司法文书上签字画押，以示对翻译内容的准确性负责；以及制定专门的法律条文，对翻译人员的"歪译"行为进行制裁的严格措施，防止因立法缺陷而有人故意钻法律漏洞的情况。

翻译人员在对内对外交往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规范翻译人员的行为，宋代的《宋刑统》沿用了唐律中的有关条款，规定："诸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致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译人与同罪"。

翻译人员缺乏职业道德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古代的翻译往往不是正规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多都是自学成才，他们的外语能力往往是在和外国人或者打交道的过程中潜移默化习得的。即使是设置了专门培养翻译人才清朝，也没有在翻译职业道德方面进行过教育。

三、古代翻译事业的特点

1.翻译工作与当时的统治政策紧密相联。一般,统治者提倡哪个方面，翻译的侧重就在这个方面之上。汉朝时佛教传入中国后，得到了统治者的提倡，出现了大批翻译佛教经典的翻译人员，佛经的翻译工作十分兴旺。到了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更有利于统治者的需要，因此佛经的翻译进入衰落期，从事佛经翻译的人员大大减少。明末清初西方科技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的统治者对科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提倡并鼓励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翻译工的重心也自然地转向了西方科技。因此古代翻译工作是围绕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和利益发展的。

2.中国的翻译史存在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佛教传入之前，翻译的主要工作是翻译与周边国家相互来往的文件，工作量并不大；,佛教在汉朝传入中国后，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对能译经的翻译的需求高涨，古代翻译事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阶段；而当统治者的注意重心转入了西方科学技术后，古代翻译事业也随之转向科技著作的翻译，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古代从事翻译的人员也随着翻译事业的高潮与低谷，出现了一些自己的特点。佛教盛行时期，从事行翻译工作的一般都是僧人；科技著作得到统治者青睐后，翻译人员不再以僧人为主，而是换成了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科技人员。

3.翻译的方向也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改变。汉唐时期，中国主要与亚洲国家往来，与西方国家接触很少，因此当时翻译的以面向西亚和南亚国家为主；明朝中后期之后，由于世界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对外交往面积不断扩大，西方国家的许多传教士也不断涌入中国，这个时候翻译的重心已由亚洲国家转向了西方，特别是对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比重逐渐增大。

4.翻译改变不了政策导致的落后。众所周知，清朝政府对外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对于西方科学文化，也仅接受那些对其统治有用或者需要的部分知识。因此清朝同西方的科学文化虽然有接触和交流，但这些外来的西方科技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大。只有鸦片战争之后，闭关锁国的大门被帝国主义打开，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之后，中国才开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翻译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和著作，翻译事业又在中国大地上兴盛起来。但此时已为时已晚，中国落后于世界太久，已不是短期内能迎头赶上的了。

四、综述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伴随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推动着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翻译是文化交往的中介和桥梁，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对中外文化交流、商贸交流，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要互相沟通、交流，翻译便是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的那样："有人说没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为什么中华文化能成为例外呢?为什么中华文化竟延续不断一直存在到今天呢?这里面是因为翻译在起作用。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文/历史漫谈君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