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寻宋│鹅湖、白鹿洞两书院：今人只读书便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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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湖书院
（一）寒泉之会
乾道八年（1172）吕祖谦任秘书省正字。这年科举开考，吕祖谦点检试卷，读到陆九渊的卷子大加赞赏。陆九渊高中之后，吕祖谦还特地去看望陆九渊，两人由此相识。
二月四日礼部考试尚未结束，吕祖谦接到父亲吕大器病危的家报“仓皇奔归”。吕祖谦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他悲痛不已，在武义明招山结庐守墓。这时的吕祖谦已是知名学者，一时之间各方士子集结明招山求学问道，至乾道九年（1173）已有三百人之多。这个局面遭到陆九渊批评，他致信吕祖谦称“忧服之中而户外之屦亦满”有损“纯孝之心”，另一位朋友汪应辰也劝吕祖谦爱护身体。吕祖谦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教学延续到年底便坚决遣散学生。淳熙元年（1174）五月吕祖谦服满，六月便得了主管台州（浙江临海）崇道观的闲职。这时陆九渊从杭州到金华拜访吕祖谦，八月吕祖谦又往会稽游历一番，写了一部游记《入越记》。本来吕祖谦还计划往雁荡山游历，朱熹来信说计划明春往金华看望吕祖谦并同游雁荡。
在认识陆九渊之前，吕祖谦与朱熹已交往十余年。绍兴二十五年（1155），19岁的吕祖谦在父亲吕大器任福建提刑司干官的任所。吕大器与朱熹的父亲朱松是故交，当时26岁的泉州同安县主簿朱熹来拜访吕大器，从此与吕祖谦结下深厚友谊。
待到淳熙二年（1175），朱熹因故爽约。吕祖谦不想失去与老友相见的机会，干脆往福建崇安访问朱熹。四月初吕祖谦抵达崇安与朱熹相见，两人游览数日后又往寒泉精舍共同研读十余日。寒泉精舍本是朱熹为母亲祝夫人守墓之所，后来成为他著书立说与接待道友讲学的主要地方。这次史称“寒泉之会”的相聚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事，朱、吕两人在寒泉共读北宋理学诸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著作时，除了感叹先贤“广大宏博，若无津涯”之外，还摘编诸子著作精华编成《近思录》作为理学入门教材，这是统一理学思想、扩大理学影响的一次重大行动。
吕、朱这次在福建共处约有一个半月。五月十六日，吕、朱两人从寒泉出发，往信州铅山鹅湖寺（今江西省上饶市铅山鹅湖书院）会见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与吕、朱同行者不少，他们畅游武夷山，二十一日在响声岩留下题刻“何叔京、朱仲晦、连嵩卿、蔡季通、徐文臣、吕伯恭、潘叔昌、范伯崇、张元善，淳熙乙未五月廿一日”，右侧还有三年后朱熹留下的另一处摩崖“淳熙戊戌八月乙末，刘彦集岳卿、纯叟，廖子晦，朱仲晦来”。
明招山吕祖谦墓
（二）朱陆鹅湖之会
朱陆鹅湖之会的缘起，一般认为是吕祖谦试图统一理学的理论分歧。陆学同样出自程学，但讲求通过内心澄明直见道体，与朱熹强调通过知识修养把握真理形成明显区别，这是理学史上著名的“遵德性”与“道问学”之争。朱陆之会源于吕祖谦“一道德”的企图，后世也多将吕祖谦视为这次学术辩论的策划者。这种说法虽然有迹可循，但最早出自陆九渊一方的叙述，特别是形成于宋代的佚名的《陆九渊年谱》称：
吕伯恭约先生与季兄复斋，会朱元晦诸公于信之鹅湖寺。
而且引陆九渊弟子朱泰卿的话直接点出了吕祖谦“欲会归于一”：
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临川赵守景明邀刘子澄、赵景昭。景昭在临安与先生相疑，亦有意于学。
问题是吕祖谦自己的书信中只讲“与朱元晦相聚四十余日，复同至鹅湖，二陆及子澄诸兄皆集，其有讲论之益”，似乎是二陆与闽浙赣其他士子纷纷慕名前往鹅湖与吕朱相会的意思。当然朱陆之会究竟是吕祖谦策划还是二陆拜访朱熹并非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朱陆的确展开了高深激烈、意义非凡的学术辩论，而吕祖谦是双方共同的好友。
陆氏心学与朱氏理学给人直观的印象，似乎“心学”高玄空虚而“理学”经世致用。然而不但明代“心学”的一代宗师王阳明以事功名震天下，就“修齐治平”而言陆九渊的成就似乎比朱熹更加确凿一些。齐家方面，朱熹出生于典型的迁徙官僚家族，他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父亲因长期在福建任官而迁居建阳考亭，去世时也将朱熹托付给福建老友。朱熹后来拒绝了婺源朱氏发出的回乡之请，将父亲留下的百亩田产归入婺源祠堂祭祖，虽然曾经编修族谱追溯祖先，其成长发展毕竟脱离家族组织，其子孙也迁徙流散各地。相形之下，抚州的金溪陆氏是南宋著名的聚居义门，自六世祖陆德迁始迁至陆九渊已是六世同居，家族内部经营生活均由族长统一安排，陆九渊去世半个世纪后更被朝廷敕旌“陆氏义门”。治国方面，朱熹一心期待得君行道而开万世太平，但他仅在宁宗朝以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在朝46天，并因皇帝嫌恶而黯然离去。而陆九渊自淳熙九年（1182）出任国子正，在国子监讲《春秋》，一时名声大振。淳熙十年（1183）升任敕令所删定官，负责整理编定皇帝诏令在内的文献并有机会向皇帝进言。他道学腔调的轮对札子并不受孝宗的待见，毕竟直到淳熙十三年（1186）十一月才以祠禄官罢职回乡，这时他在朝已有四年之久。此外即便从修身而言，虽然朱熹给人的印象是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家，却在庆元党禁中遇到了“诱引尼姑”之类恶意诽谤并流传着为争闲气拷打官妓严蕊的话本小说，在儒林与世俗不同舆论环境中的形象竟判若云泥。而陆九渊虽然得寿仅54年，毕竟终身从容独立，私生活也算毫无瑕疵。
朱陆鹅湖之会气氛相当紧张，最关键陆九渊吟诗中有一句“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朱熹顿然失色，甚至闹到不欢而散。三年之后陆九渊再次会晤朱熹，朱熹才和诗回应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不过从结果来看，这次鹅湖之会没有达到吕祖谦所预期的“会归于一”的目的，倒是让陆九渊心学引起士林高度重视，进而成为全国性学派。
鹅湖山
（三）白鹿洞讲演
鹅湖之会后，朱熹继续与吕祖谦探讨学术并著书立说，完成了《四书集注》。淳熙五年（1178），朝廷任命朱熹为知南康军（今江西省庐山市星子镇）。这时的朱熹已是当代大儒，连辞不允后赴任南康军引起瞩目，天下士子都期待他做出非凡的政绩。淳熙六年（1179）三月赴任后，朱熹最有特色的行动是寻访陶渊明、白鹿洞等文化遗迹。朱熹来到南康军时，甚至不知道号称四大书院之一的白鹿洞书院究竟是何模样，“未悉本处目今有无屋宇”，于是决心亲自勘查，结果发现“损其旧七八”而仅剩地基石础。
白鹿洞书院坐落于庐山的五老峰南麓，远离市井尘嚣，秀峰环抱，幽静澄明，最早是唐朝李渤避兵乱读书之处，因养白鹿相伴而称“白鹿先生”。据说李渤后来出任江州（江西九江）刺史时回到当年读书处，重新修缮房屋、种植花木。因“白鹿先生”所居三面环山、地势低洼，遂有“白鹿洞”之称。南唐在升元年间（937-943）于此建立学馆，号称庐山国学，并命国子监九经李善道为白鹿洞洞主。开宝九年（976），宋廷将南唐的庐山国学改为白鹿洞书院，太平兴国二年宋太宗赐《九经》于白鹿洞书院。皇祐末年（1054）书院毁于兵火，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白鹿洞就成为一片荒草瓦砾相杂的废墟，直至朱熹的到来。淳熙六年（1179）十月十五日下元节，朱熹在视察陂塘时，经樵夫指点才在李家山找到白鹿洞书院废址。于是朱熹任命军学教授杨大法与星子县令王仲杰负责重建书院。朱熹向朝廷打报告申请重建经费只是遭到了嘲笑，但淳熙七年（1180）三月朱熹已经自己设法修复白鹿洞书院，有学舍二十余间，招收生员二十余人，并增置学田，自任洞主。九月朱熹任命学录杨日新为书院堂长，并请吕祖谦为重修书院撰写记文。
在此之前的淳熙三年（1176）三月，吕祖谦与朱熹密会于衢州开化县北汪氏兄弟的听雨轩，四月两人分手，朱熹北上祭祖，吕祖谦返还婺城。此后吕祖谦返还朝廷担任史官，奉命重修《宋徽宗实录》，这期间又发现了后来成为永嘉学派代表人物的叶适，叶适带着吕祖谦的书信拜访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淳熙五年（1178）末，吕祖谦得风痹之病，数月未愈，并于次年四月返乡家居，这时朱熹已在南康军寻找白鹿洞旧址。十月，鹅湖之会的陆九龄来拜访吕祖谦，吕祖谦很高兴，写信告诉朱熹。朱熹则回信告知他已在重建白鹿洞书院并请撰记。吕祖谦的《白鹿洞书院记》强调庐山从来都是佛教胜地，南渡兵火以来佛教寺院毁而复兴，庐山唯一的儒学却湮灭无闻：
中兴五十年，释、老之宫圮于寇戎者，斧斤之声相闻，各复其初；独此地委于榛莽。过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
可以说是道出了朱熹的心声。淳熙七年（1180）三月十八日，重建的白鹿洞书院正式开讲，朱熹亲自讲授《中庸章句首章》，此后还经常到书院与诸生研讨论辩，并进一步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又称《揭示》）。
陆九龄于淳熙六年（1179）十月拜访吕祖谦之前，其实已于当年三月在铅山观音寺与赴任途中的朱熹再次会晤相谈，这时两人的学术分歧已经缩小，“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和诗也是作于这时。观音寺之会后，陆九渊也给朱熹写信，朱熹又写信转告吕祖谦，说陆九渊在信中承认“人须是读书讲论”，但又指陆九渊不愿承认旧说的错误，“巧为词说，只此气象却是不佳耳”。不久陆九渊约朱熹共游庐山，但陆九龄在淳熙七年（1180）九月病故，陆九渊推迟了庐山之约。淳熙八年（1181）二月，陆九渊终于带着弟子由金溪来到南康，两人畅游庐山名胜，朱熹还浮夸地称“自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
二月二十日，朱熹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登堂升席为僚友与诸生开讲，“得一言以警学者”。陆九渊这次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口若悬河，而且得意非凡，自谓“当时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朱熹）深感动，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陆九渊的讲演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原因就是他痛批天子士子的通病，满口仁义道德其实都为利而来，等于是骂读书人尽是小人：
今人只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
于是朱熹请陆九渊将讲演内容整理成文字作为《讲义》刻石，并亲自作跋指出“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陆九渊讲演极其成功，当然也是朱熹组织教学的功业，但“今人只读书便是利”，等于是坚持鹅湖之会中陆氏心学“遵德性”的立场而否定朱熹“道问学”的路线。白鹿洞之会轰动一时，其实标志着朱陆之前不可调和的思想冲突。到淳熙十年（1183）以后，双方弟子卷入了相互指为禅学、老学的学术纷争中，而朱、陆两人在白鹿之会后再也没有见面。
（四）要辑轩窗看多稼
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演五个月后，朱、陆共同的好友吕祖谦在家中去世，享年仅45岁，吕氏的家族墓在今天金华市武义县的明招山。而这时吕祖谦的另一位好友、时任知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兼江南西路安抚使的辛弃疾，已经因为不耐烦官场而决定退闲隐居于铅山带湖的新居“稼轩”了。
朱熹任职的南康军在宋代隶江南东路，治所在今天江西省庐山市的星子镇，而知隆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辛弃疾在今天江西的省会南昌办公。重建白鹿洞并请陆九渊讲演这段时间，朱熹与辛弃疾还有工作上的交往。朱熹文集中有一封书信提到，辛弃疾有一船挂着江西安抚使“占牌”的牛皮路过南康军地界拒绝搜捡，被当地按规定扣押了下来并准备没收充公，结果辛弃疾亲自给朱熹写信声称船上所载是军备物质，指朱熹也没有权限干涉，要求立即归还放行。
朱熹与辛弃疾虽然在工作上有些小摩擦，至少因为坚持抗金而相互敬重与欣赏。出自江西义门之家的陆九渊对辛弃疾的为政更加在意，他直接写信给辛弃疾大谈“贪吏害民，害之大者”，背后又给永嘉人徐祖写信说：
某人始至，人甚望之。旧闻先兄，称其议论，意其必不碌碌，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实，而奸黠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权势得以为之制。自用之果，反害正理。正士见疑，忠言不入。护吏而疾民，阳若不任吏，而实阴为所卖。（《与徐子谊书》）
这段“某人始至”的议论被认为是陆九渊“对稼轩颇多訾议而隐其名”，可见江西土著对辛弃疾颇多不满。
辛弃疾是一心恢复中原的英雄豪杰，对南宋官场多有不适，早在淳熙六年（1179）就对宋孝宗说过“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论盗贼札子》）这样的话，于是着人在江西信州（今江西上饶）城北带湖之畔买地建宅准备隐退。因向往过上“要辑轩窗看多稼”的日子，辛弃疾以“稼轩”命名新居，并邀请著名文学家、鄱阳（今江西波阳）人洪迈写了一篇《稼轩记》。淳熙七年（1180）辛弃疾在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任上创建地方武装“飞虎军”，淳熙八年（1181）冬朝中以“奸贪凶暴，帅湖南日虐害田里”“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弹劾辛弃疾，淳熙九年（1182）春辛弃疾入住带湖稼轩。
淳熙十四年（1187），左相王淮提出辛弃疾不应该长期赋闲，但遭到右相周必大的反对。这时太上皇宋高宗去世，很多爱国志士重新燃起恢复中原的希望。淳熙十五年（1188），辛弃疾的老友、吕祖谦的同乡、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再次上书请求恢复中原，还提出以太子为抚军大将军，并用“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陈亮心中的“非常之人”应该包括他给辛弃疾信中提到的“四海所系望者，东序惟元晦，西序惟公与子师耳”，也就是朱熹、辛弃疾与韩彦古（韩世忠之子）三人，不过这样的上书只是遭到了朝臣的讥笑。
永康陈亮墓
（五）陈辛鹅湖之会
陈亮一心想联合抗金志士，相约朱熹在兰溪（今属浙江）见面，朱熹婉拒。淳熙十五年（1188）冬，陈亮又分别给朱熹与辛弃疾写信，约三人一起在紫溪（今江西铅山南）会晤，期待讨论世事、筹划恢复。然后陈亮就先往上饶拜访辛弃疾，辛弃疾也不顾风寒与陈亮同游鹅湖，共酌瓢溪，盘桓十日，极尽款曲。结果他们没有等到朱熹的出现，陈亮失望地“飘然东归”。第二天辛弃疾“意中殊恋恋”，竟一路追赶陈亮而云，“至鹭鸶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不遂也”。为此辛弃疾又赋新词《贺新郎》，接着辛、陈两人反复唱和，抒发对知音的眷恋、对恢复事业遥遥无期的哀愤。
朱熹缺席第二次鹅湖之会的原因，他在信中说：
奉告老兄，且莫相撺掇，留取闲汉在山里咬菜根，与人无相干涉，了却几卷残书，与村秀才子寻行数墨，亦是一事。古往今来，多少圣贤豪杰，韫经纶事业不得做，只恁么死了底何限，顾此腐儒又何足为轻重，况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
表面上看这时的朱熹专注学术，对恢复大业早已不抱期望，事实上却流露出对陈亮的不满。陈亮与朱熹的首次会面朱熹在南康军任职而巡历婺州、衢州之时，此后陈亮对朱熹极其尊重，称其朱熹是“人中之龙也”（不过陈亮也自称“人中之龙，文中之虎”）。而朱熹对陈亮的性格、处事及思想观点多有不满，以致激起后来的王霸义利之辩。朱熹在学术上极其严厉，朱陆鹅湖之会对于朱熹而言并非美好的回忆，他与辛弃疾在道德理念上应该也有些隔阂。不过朱熹的缺席成就了辛、陈鹅湖之会的慷慨深情。而陈亮返回永康读到朱熹的信时，应该会再次无限地思念他们共同的好友吕祖谦。其实数年前陈亮推举朱熹与辛弃疾为“四海所系望”之后接着又说，朱、辛两人“戛戛然若不相入，甚思无个伯恭在中间撋就也”，伯恭就是吕祖谦，只有他才能把当时的思想界团结起来，但这时吕祖谦已去世七年之久。
今天寻访南宋淳熙年间两次鹅湖之会的遗迹，无疑就是拜访铅山的鹅湖书院，今天的鹅湖书院也以塑像的形式再现了两次鹅湖之会的场景。但鹅湖之会发生时在鹅湖寺，朱、陆与辛、陈相会时此处并无鹅湖书院。朱陆之会大约四十年后，知信州杨汝砺在鹅湖寺旁建四贤祠纪念朱、吕与二陆。淳佑十年（1250），南宋为鹅湖四贤祠赐额“文宗书院”。不过文宗书院在元初迁至铅山城内西北隅，在至大年间（1308-1311）鹅湖寺帝重建了四贤祠。明景泰年间，文宗书院正式改名鹅湖书院。弘治年间鹅湖书院一度迁至鹅湖山顶，因“人迹殆绝屋且坏”，最后于正德年间重新在原鹅湖寺旁四贤祠旧址重建。现在所见鹅湖书院的规格是清代形成，并在民国与“文革”两次破坏之后，于1983年由当地政府彻底修复而成。如今鹅湖寺早已不见踪影，40年前修复的鹅湖书院倒也颇有几分古意。
至于白鹿洞书院，嘉定十年（1217）朱熹之子朱在知南康军时继承父志续修过一次，淳佑元年（1241）理宗在视察太学时将御书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赐给太学生，提升了白鹿洞书院的政治地位。元代白鹿洞书院改称朱晦庵书院，至正十一年（1351）毁于兵火，明正统三年重建。正德间提学李梦阳整饬书院并手书“白鹿洞书院”匾额悬挂至今，正德十三年（1518）王守仁（阳明）出任“巡抚南赣汀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南赣巡抚）时，手书《大学》《中庸》“致之洞中”，后来又两次在白鹿洞召集门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白鹿洞书院停办，田产划归南康府中学堂，宣统二年（1910）书院旧址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白鹿洞书院于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鹅湖书院则是2006年第六批全国重保。
鹅湖书院辛陈之会塑像
朱子白鹿洞教条碑
